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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人格权是指由于人格商品化（personality merchandising）的对自然人的姓名、肖像乃至声音等人格标识的商业利用，即人格标识的拥有者，通过授权许可他人以商业目的利用自己的这些人格因素而获取价金，被授权使用人也从使用活动中获取商业上的利益，为维护由此引发的人格权侵犯权益的一种权利。
人格商品化等以人格为对象的商业活动及人格权的商业利用必然会受到限制和阻碍，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充分保护，这种后果对商品销售市场及其他相关行业（如广告行业）的经济活动也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人格权也必须适应人格商品化等市场经济活动的需要，如同财产权一样，可以继承、转让，并在受到侵害时获得财产损害赔偿。正是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下，人格权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并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人格权制度与观念的商事人格权。
商事人格权由于其属性所致，其所受侵害的行为方式有其特殊性。一是大多数发生在商业或贸易（商事活动）领域，并由其竞争对手所致：如对商誉诋毁、盗用商业秘密、损害对方信用等，常发生在同行之间，因此通常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或贸易法来调整；当然，新闻媒体也常常成为商誉和信用的侵权人，这时要考虑的是商事人格权与新闻自由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二是主观上故意的情形居多。无论是未经允许使用他人姓名、肖像，还是冒用对方商号、仿冒对方商品，或者制造谣言、雇员泄露商业秘密等，多是故意所为。三是对商事人格的损害，既有侵权行为，又有违约行为，以侵权行为居多。相应地所适用的民事责任等救济方式也以侵权责任为主；违约责任的适用范围较窄，如雇员违反合同泄密的违约责任以及合同缔结过程中泄露对方秘密所应承担的缔约过失责任。另外也有人认为：未经同意使用他人肖像或姓名时，应构成不当得利。对商事人格权的保护包含了许多财产权进行保护的方式和特点，具有综合性、多种类并以财产权保护方式为主的特色。
第一，对商事人格权的保护通常不包括对精神利益的损害赔偿，不适用精神痛苦抚慰金的责任方式。法人是一个没有自然生命属性的社会组织，是一个它，而不是他或她，无血、无肉、无七情六欲。通常自然人的感情、精神，它是没有的。所以，不存在对精神损害的赔偿问题。至于对精神含义的一般社会认识，只会人为地使问题复杂化。具体而言，法人的名誉中不含有精神因素，不可能受到精神损害。对政府等机关法人而言，社会公众或媒体对其在管理和统治方面的声誉的诋毁，不构成侵害名誉。因为这是宪法中言论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使存在虚假，被批评者也不能提起侵害名誉之诉；如果是阴谋推翻政府的话，则应承担相应的公法上的责任。事业单位法人和企业法人，对有关其专业和经营方面的诋毁，构成的是商誉侵权，不构成一般的名誉侵权，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自然人的名誉和商誉也应分开，对一个个体经营者的诋毁，有时会同时损害其名誉和商誉两种人格利益，这是侵权人既要承担侵害商誉的财产损害责任，又要承担侵害名誉所造成的精神痛苦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至于对自然人的姓名、肖像中包含经济利益的人格利益的侵害，通常也认为只适用财产损害赔偿的救济方式。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中所包含经济利益只有在被告擅自以商业目的进行使用的侵害方式下，才会造成损害，这种单纯的商业利用一般不会造成原告的精神损害；如果被告的行为中同时包含损害原告名誉、公开隐私的行为因素，会同时造成精神损害，这时可另行适用侵害名誉权或隐私权的救济方式，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以财产损害赔偿为主要形式。维护商事人格利益的目的在于维护其无形财产利益。法人，尤其是企业法人的人格利益受损，往往意味着其有形或无形的财产损失，自然需要采取财产损害赔偿的责任方式。这种损害赔偿制度虽然也适用侵权法的基本原则，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则主要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商标法、商业秘密法等特别法，并由此形成了商事人格权损害赔偿制度的一些特点。在赔偿范围和数额方面，一是虽然仍使用按实际损失赔偿的原则，但这种实际损失已经扩大到间接损失的范围；因为商事人格利益受到损害不像有形财产受到损害那样，出现财产物的直接损毁或直接的减值等直接损失，其损失通常是通过这些受损害人格利益的获利能力的降低而形成的间接损失，如因商誉受损而造成的客户退货、解除合同等损失。二是可以适用损失额的推定计算方式。由于商事人格利益的无体性，它的实际损失额许多时候是难以确定的，因此推定计算方式就应运而生。三是可以适用法定赔偿金制度，在许多分割商事人格权的案件中，原告的损失和被告的利润都难以确定。为解决这一难题，司法实践中探索出了法定赔偿金制度：即由法院按照法律规定的固定的赔偿数额确定侵权人的责任。其适用前提是已经造成了损害，但具体数额没有证据证明，而由法律或法院直接选择赔偿金额。这种方式特别适用于商誉、信用、商业秘密、商号以及人格商品化权等商事人格的损害赔偿。四是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
第三，普通的人格权保护只限于国内法，而商事人格权的保护已扩展至国际法律规范。
普通人格权的专属权非常强，是不能转让、继承的。但是，商事人格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受该原则的限制，允许相应的转让和继承。因为在商事人格利益中，那种非财产性的专属性极强的人格利益被淡化，而非专属性的经济利益内涵则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使得人格权的转让在一定情况下成为必要与可能。
（一）商事人格权转让的必要性
商事人格权的转让是人格权商业利用的主要形式，其转让的必要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如果不允许商事人格权的转让和继承，就限制了对商事人格利益所可能实行的充分利用。以商号为例，如果仅限于自己使用，而不允许出资或转让于他人，则其财产价值显然不能得到充分展现。相反，通过转让会使其得到商业增值；通过授权使用，在其使用价值得到充分实现的同时，还会创造新的价值。以美国法上公开权为例，一位美国学者就曾指出：如果（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的）公开价值（publicity values）不能被有效出现的话，这种公开价值的金钱价值即使不是被全部损毁，也会大大减损。
（二）商事人格权转让的可能性
普通人格权的专属性太强，以至于难以与主体分离。而商事人格权则由于其保护的商事人格利益从普通的人格利益中脱离出来、并相对独立，从而为商事人格权的转让打下基础。
（三）商事人格权转让的方式与效果
人格权的转让在方式上有其特殊性。由于传统民法只承认商号、商业秘密的转让（商誉与商业信用的转让则通常是借着商号的转让来实现的），其他人格权的转让被认为无效。
（四）自然人的商事人格权具有相对的可继承性
就一般人格权而言，由于其强烈的属人性，自然人的普通人格权完全与人格本身相始终，自然人死亡，权利终止，不能继承。但是自然人的商事人格利益是可以流传给后代由其继承的。因为姓名（商号）、肖像等自然人的人格标识在事实上会惠及于他的后代，如果不允许他的后代像享有死者生前的其他财产利益那样享有这一利益，是不公平的。
为适应人格权商业利用的需要，有必要对中国人格权制度进一步完善。
第一，必须承认和维护人格权中的经济利益因素和人格权的财产权属性。随着人格的商品化，人格也表现出了商业上的价值；人格权所保护的不再是仅仅包含精神利益的人格，而人格商品化中所形成的商业价值、经济利益也需要予以维护，诸如姓名权、肖像权这样一些传统民法中认为属于纯粹人格权属性的权利，它们不但具有人格权属性，还应包含财产权的属性。它们所保护的客体既包括做为精神价值的人格利益，也包括做为财产价值的人格利益；名誉权则应当予以分解与重塑，将商誉和信用从中分立出来，名誉权不应再充当包括商誉权与信用权的口袋型权利。
第二，人格权商事化除了在静态上表现为人格权兼具财产权的属性之外，在动态上就表现为权利的可转让性和可继承性。只有人格可以转让和继承，它们的商业价值才能得以充分展现和利用，才有利于对人格商品化中相应主体（转让人、受让人）经济利益的保护。
第三，对人格权的保护应包括损害赔偿的权利救济方式。商事化的人格权既包含精神利益型的人格利益，还包含经济利益型的人格利益，以后者为主。传统的人格权的保护方式如赔礼道歉、精神损害赔偿等，主要是针对精神利益人格利益的；这种保护方式不适用于对经济利益型人格利益的保护。因此，有必要适用财产损害赔偿制度来保护商事化的人格权，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公平、更为全面地保护相应自然人和法人的人格利益，才有利于维护他们人格的全面发展和充分利用。
商事人格权的财产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有：
（1）许可使用费。如个人姓名、肖像许可他人进行商业性利用的费用。
（2）转让费用。商号、商誉、商业秘密等可以进行转让，但要求的条件和方式不同。如商号和商誉应与营业一并转让，而商业秘密则可以单独转让。
（3）投资作价。以自己的姓名、名称和信用作为投资是法律许可的，但是要承担无限责任。
（4）企业合并、分离、破产时的评估价值。商事人格利益的获利能力是确定其价值的重要因素。
（5）信用的评级。信用通常是通过被评为一定的等级来表现它的财产价值的，而不是直接用金钱数额来表示。
根据商事人格权财产价值的特点，对其价值进行评估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评估的对象是权利，不是人格本身或肖像、商号等人格标识本身。
2、人格权价值评估的交叉与重复。人格权权势与一个人的人格密切相联系的，不论是肖像、姓名等人格标识，还是商誉、信用以及商业秘密等，都是一个人人格的要素或表现形式。
3、价值评估所要考虑的因素因评估的对象不同而不同。人格权价值评估所要考虑的因素有共同的一面。如都必须考虑市场上有没有人需要它（肖像、商号等），打算出多少钱来购买它等市场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要考虑与评估对象不同特点相对应的特殊因素。
4、完善人格权价值评估的要件、程序及评估机构等相关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