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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一词，涵义颇丰，从本质上看，精神是与物质相对应、与意识相一致的哲学范畴，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人的意识活动及其内容成果的总称。（1）哲学上的精神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精神生产，二是精神活动。（2）但法律上使用精神这一概念，并不包括哲学上精神概念的全部内容，而主要是指精神活动，并且通常与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联，法律上的精神活动包括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活动以及维护精神利益的活动，更多的是反映客观事物的现象及其与人的情绪、感情、思维、意志的关系。
精神损害一词来源于罗马法中的“侵辱估价之诉”，在罗马早期的《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私犯”中的第一条规定“以文字诽谤他人或公然歌唱侮辱他人的歌词的，处死刑”。这是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最初萌芽。英文对精神损害赔偿一词有多种表述，它们都具有“精神损害赔偿”之意，日文将精神损害赔偿称为“慰籍料”，原意为一种慰抚金，它是指对精神损害以金钱估计而构成的损害赔偿。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对于流内殴议贵者、殴言内外亲戚、殴言父母祖父母、殴言姑舅、奴婢言旧主等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均规定予以刑罚制裁。对于什么是精神损害、其性质是什么、哪些民事权益受到侵害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赔偿的数额如何确定等问题，目前我国法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笔者认为，精神损害又称“非财产损害”，是一种无形的损害，它不是表现为受害人财产利益的减少，而是表现为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的减少。其中，精神痛苦是自然人这一法律主体可能遭受的精神损害，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是自然人或法人等组织人格利益与身份利益的丧失。由此可以得出，精神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益受到不法侵害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受到损害而要求侵害者进行赔偿的民事责任。其涵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的损害
精神损害的无形性，主要表现为精神损害不象物质损失那样清楚明了，人们可以较为准确地衡量其损失的程度，从而判定赔偿的数额。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程度的大小，与侵权的程度、受害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的方面有很大的关系，有些侵权行为，如侵害他人的贞操权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痛苦、侵害他人的生命权给受害人的近亲属造成的精神痛苦可能会伴随人的一生，即使用再多的金钱赔偿也难以弥合其心理的痛苦。这是精神损害不同于物质损失的一个明显特征。
1.2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应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等组织
自然人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已经得到社会的公认，侵害他人的人身权益，应以受害人位权利主体，侵害他人的生命权或侵害死者的特定权益，则以死者的近亲属为权利主体。对法人等组织能否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笔者认为，法人等组织具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利益，侵犯法人等组织的人格利益会造成法人精神利益的减损，只能通过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来得到补偿，因此，法人等组织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
1.3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减损是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
精神痛苦是公民受到侵害以后，在精神状态方面的不利益。痛苦，即为悲伤、苦恼，也包括怨恨，是身体或精神感到非常难受。精神痛苦是人的内心世界的感受，在人的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时，会造成本人的精神痛苦，在人的生命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的近亲属会感到丧失亲人的精神痛苦。精神利益丧失，是侵害精神性人格权以及身份权，造成民事主体的精神性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的损害，而必然产生的后果。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减损均属于“非财产损害”，无法从外在形态上去感知，只能通过各种手段去判断、鉴别、推定其真实性。
2.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
与其它法律责任相比，精神损害赔偿具有以下几种社会功能：
2.1抚慰功能
法律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这种方式有利于缓和、解除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平复受害人精神创伤，慰籍其受损害的感情，逐渐减轻、消除因侵权行为而给受害人造成的心理伤害，恢复身心健康。
2.2惩罚功能
责令加害人给受害人以适当的财产补偿，这本身就是对加害人的一种惩罚，这种惩罚力度的大小，则与受害人的社会地位、人格行象、侵权人的主观状态、侵权行为的情节、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有关。同时，这种赔偿还可以引导加害人尊重他人之权利，教育其更好地遵纪守法，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3）。
2.3教育功能
责令侵权者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同时也向社会表明了一种价值取向，告诉人们什么行为可以做、什么行为不可以做，实施了侵犯他人人身权益的行为将会承担什么法律后果，弘扬了法律价值，为人们提供了评判是非的标准，起到了很好的教育功能。
许多学者认为，由于精神损害赔偿是对精神损害这一非财产性损害的赔偿，因此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应界定为非财产赔偿责任。而本人认为，结合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和精神损害的特点，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界定为财产赔偿责任。其理由有三：
（1）从法律角度规定分析。《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害。由此可以说，精神损害赔偿从法律性质上讲属于财产赔偿责任。
（2）从救济手段角度分析。虽然《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的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等都可以作为精神损害的救济手段，但这只是承担民事责任的具体方式，与赔偿无关，因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只能通过财产的方式进行。
（3）从赔偿所要达到的目的角度分析。虽然精神损害属于一种无形的损害，很难真正用金钱去衡量；但是无可否认在各种救济手段中，只有金钱赔偿才是最能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损失。而民事侵权法赔偿理论中的核心部分，就是如何平服和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因此精神损害赔偿界定为财产赔偿责任最为正确。
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即指何种侵权损害情形下予以精神赔偿的问题。精神损害赔偿实质上是侵权赔偿的一部分，它符合侵权赔偿的四个构成要件。即首先，有损害的事实发生，这是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有损害事实的存在，侵害人才承担赔偿责任；其次，精神损害的违法性，行为人的侵害行为必须违法，这是精神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条件，这与其他损害赔偿是相同的，刑事犯罪行为，不仅违反刑事法律，而且同时违反民事法律；再次，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存在着因果关系，民法规定行为人对其侵害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如果精神损害事实的发生与侵害行为无因果关系，行为人就不承担赔偿责任；最后，侵权行为主观上有过错，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是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侵权行为人只有主观上有过错，才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
值得高兴的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已经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解释》的确定，已经由原先的保护部分人身权和人格权扩展为保护人身权和人格利益，因为我国法律已经有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具体准确界定，所以本文将以该解释简单介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8日颁布的法释[2001]7号《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院《解释》）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四种情形：一是侵害他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权，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二是侵犯监护身份权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给监护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三是侵害死者人格权或非法利用、侵害遗体、遗骨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的；四是灭失或毁损他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而造成精神损害。此外，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成员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里的损害赔偿既包括物质损害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符合以上范围情形的则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反之，不符合以上范围情形的则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应当将精神损害从其他相关损害中剥离出来。哪些案件或者说哪些民事权利受到侵害后，受害人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呢？回答这一问题，应该需要将精神损害与其他损害剥离，使精神损害单纯化：（1）在侵害名誉权等人格权的案件中，是不必然产生附带的财产损失，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案件附带有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如受害人调查取证的费用、聘请律师的费用、参加诉讼的费用、接受心理咨询和医疗的费用等，这些都不属于精神损害而属于财产损失。（2）致受害人死亡，将导致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但是建立死亡赔偿制度较之对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更为公正。所以，在一般情况下，致人死亡的赔偿不归入精神损害赔偿。只是在目前死亡赔偿制度尚未普遍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对死者的近亲属予以救济。（3）对于伤害致使受害人残疾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予以赔偿主要不是因为受害人精神受到损害，而是因为其谋生（挣钱）的能力丧失或降低，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赔偿属于物质性的。因此，残疾赔偿应当从精神损害中剥离出去。
这个问题学者、专家有不同的见解，也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难题。而且，在我国的立法中却是一片空白。民法通则公布以来，我国民法学界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之确定，进行了一些理论探讨，并提出了许多应当考虑的因素，主要有：（1）法定因素；A、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B、侵权人是否获利；C、侵权行为的手段、方式、场合、范围等具体情况；D、受害人精神损害的程度和后果；E、侵权行为的社会后果及影响。（2）酌定因素：A当事人主体的类别；B侵权人的认错态度和受害人谅解程度；C侵权人的实际赔偿能力；D诉讼地的经济状况。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功能是补偿受害人所受的精神损害，抚慰受害人遭受的精神痛苦，精神痛苦的个案差别比较典型，难以统一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只能在个案中斟酌确定，人们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必须有一个合理的期待，应当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当。我们在考虑一个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要遵循三个原则：
（一）抚慰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1、侵权人对受害者的侵害，给受害人造成心灵的创伤，造成精神痛苦，必须通过物质制裁加害人，还受害人以公平和正义，抚慰其受到的创伤的身心。在加害人的侵权行为发生后，法庭判罚其相当数额的赔偿，可使侵权人意识到其行为非但不能给自身带来利益，还会直接导致自身利益的损失，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这种直接的、缘于其行为的物质损失，是将损害变通转移造成这一损害的负责人自身以应对损害的不良后果，这是社会对公平、公正的内在要求，是对受害人最深刻的抚慰，起抚慰作用的制裁必须要以足够的赔偿金为基础方能见效。
2、精神损害虽不能以金钱衡量，但抚慰受害人精神痛苦的物质条件是可以用金钱衡量和支付的，这种赔偿不是以相当的价值替换特定的损害，而是具有抚慰性，用以填补因损害所造成的精神痛苦的损害，赔偿具体化就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是对人身权受损造成精神损害的民事救济手段，使受害人感情上的痛苦通过加害人的经济赔偿得到减轻或消除，对受害人起到抚慰作用。通过这种改善外部环境的办法，帮助受害人克服不法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尽快恢复受害人的身心健康，平和其心境，尽早的步入工作和生活的正常轨道。抚慰个人既是稳定社会。但这种抚慰的效果，必须要以足够的赔偿金为基础才能得以发挥。
（二）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有所限制原则
精神损害赔偿中的经济赔偿的本身并不是其真正目的，其真正目的是为了以财产的方式填补受害人的损害，补偿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抚慰受害人，从而有效遏制致害人再次加害他人的侵权行为。这也是精神损害赔偿所具有的人文关怀的内涵。人们对赔偿金额的合理期待也应符合社会的一般价值取向，与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外的高额精神损害赔偿案例不乏存在，但这并不符合我国目前的现实国情。目前，我们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是很发达，公民的经济收入仍属偏低。如果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不加以限制，一味满足受害人的要求，是脱离实际，而且难以执行。与此相反，精神赔偿数额过低，不但不能抚慰受害人的痛苦，实际上也起不到补偿作用，甚至连受害者的诉讼成本和求治费用都不能弥补。赔偿过少，也意味着对致害人的放纵，对其行为的肯定。因此，精神损失赔偿范围和数额只能在经济合理的范围内去考虑，要在对受害人有效抚慰、对致害人有力惩戒和双方实际生活水平中考量，从而划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从中选择一个相对的平衡点。
适当限制原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精神损害具有一般情节的，可以责令受害人承担非财产性质的民事责任，造成财产利益损失或者精神损害情节较重的，可以责令承担赔偿责任。二是对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应当适当限制。至于限制到何种程度，应当考虑当地居民实际负担能力，公民、企业、单位负担能力的不同，以及其他情况，以地区为单位，确定一个最高限额，积累经验，为将来修改立法提供参考数据。当前，江苏范围内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赔偿范围是1000—50000万元，比较符合实际。
（三）法官自由裁量原则。
对于这一原则，民法通则没有明文规定，但有司法解释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１５０条规定：确定该赔偿金的数额，“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和影响确定其赔偿责任”。其中含义自是酌量。如果说这一司法解释对法官自由酌量原则说得尚不够明确的话，那么，《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０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公民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其中“酌定”二字，就是指的法官自由酌量原则。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社会状况。改革、开放的格局使我国物价、工资、公民的收入等可能不断变化。社会现状的诸种因素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影响。因此，它或多或少会反映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问题上来。当前，我国的物价在不断上涨，我们在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时候就不能判定赔偿数额太低，也应该相应地提高赔偿数额。同时，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精神损害赔偿纠纷若发生在经济较为不发达的边远山村，几十元的赔偿数额可能就会平息纠纷。反之，若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类似的纠纷，裁判上千元的赔偿数额，受害人亦不一定能够服判息诉。所以，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要因地制宜，酌情考虑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结合其他因素，合情合理地确定一个具体数额。
法官自由裁量原则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算中的基本含义是指法律赋予法官或合议庭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案件的具体赔偿数额灵活确定的权利。一方面，我们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功能定位于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而精神痛苦客观上的描述却做不出数理评价。由于精神损害与物质赔偿没有内在的比例关系，而受害人个体差异的存在，使其对精神痛苦感知程度不一，精神痛苦的个案差别因此比较典型。统一确定赔偿数额没有科学依据，个案的公平、公正需要在法律的框架规范下，在个案当中具体考察斟酌、平衡确定方能实现。另一方面，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刚建立不久，缺乏操作经验，不适宜在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土上建立统一的硬性规范。综上考虑，最好由法律赋予法官和合议庭拥有自由裁量权，适用自由裁量的原则，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根据法律的一般规定结合法官的实践经验，由法官根据不同案情，从受害人现实感受出发，完成一段与受害人相近似的心路历程，感受并衡量其心痛轻重，以法官公正之心，确定一个具体的赔偿数额。
1、现行法律的规定
我国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以《民法通则》第120条为基础，以《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为补充，以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为主体而形成的多层次的法律体系，2002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则进一步明确了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范围，是目前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最重要的法律渊源，被称为是继《民法通则》之后人身损害赔偿领域的第二个里程碑。目前，我国民事法律所确定的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权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格权利和人格利益
（1）人格权利
人格权利是指法律规定的民事主体具有独立的人格必须享有的民事权利。我国民法规定的民事权利包括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两个方面，其中，物质性人格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精神性人格权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此外，在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之外，法律还规定了民事主体的其它人格权，包括人格尊严权和人身自由权两个方面。
（2）人格利益
人格利益是指尚未被法律确认为民事权利的合法利益。由于立法的滞后，有很多的人格利益尚未被确定为人格权利，如隐私权、安宁权等。《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它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人格利益属于人身非财产利益，范围非常广泛，隐私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3）对死者人格利益的延伸保护
人格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只能为活着的人所享有，但是，在公民死亡之后，仍然享有一定的人格利益，这些人格利益理应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解释》第三条规定了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以及遗体、遗骨等受到侵害，其近亲属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样规定，既是对死者的尊重，也更好地保护了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二）身份权
身份权是指民事主体因其具有某种特定身份时依法享有的权利。包括监护权、亲属权以及《婚姻法》确定的配偶权，非法侵害了他人的这些权利，也应给予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
（三）对具有人格因素的财产权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
《解释》突破了传统理论所认为的精神损害赔偿仅限于人身权利遭受损害的观点，有条件地扩展到了侵害财产权的场合，但仅限于以精神利益为内容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丢失或毁损。
2、目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缺陷
纵观目前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笔者认为，仍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在：
（1）所用语言模糊，混淆了与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的关系。
《解释》第9条规定：“精神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它损害情形的为精神抚慰金”。对这一规定的理解，有人认为，精神抚慰金、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是完全重合的关系，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就是精神抚慰金（4），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错误的，精神抚慰金和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理由如下：
（一）精神抚慰金是对死者近亲属以及其它受害人心灵痛苦的一种安慰，而死亡补偿金、残疾赔偿金是对死者或者其它受害人劳动价值的肯定，是对死者或者其它受害人预期可得物质利益的补偿，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称为物质损害赔偿金，可见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二）如果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理解为就是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8项规定：死亡补偿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十年。对不满16周岁的，年龄每小一岁减少一年，对七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不低于5年。难道说死者的近亲属所承受的精神痛苦与死者的年龄有必然联系吗？
（三）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受害人或者死者的近亲属除根据第十七条规定请求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之外，还可以提起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不正是明确地肯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与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吗？
（2）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允许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悖于法的基本精神。
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8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第1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有人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就已经包括对被害人精神上的抚慰，无需再就精神上的损害给予赔偿，而且，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审理精神损害赔偿难以操作和执行（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在法律适用方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独立的民事诉讼只有程序的不同，不应存在实体上的差别，因此，法律上应当承认原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刑法作为公法，它所体现的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功能和对被害人心理上一定程度的抚慰，与民法作为私法，对被害人人格利益的保护，通过经济赔偿得到抚慰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另外，这样规定，造成了人身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严重侵害的受害人得不到物质赔偿，而那些人身权益受到的侵害远轻于犯罪侵害的受害人却能够得到赔偿，甚至是巨额赔偿，这显然不合情理。
（3）遗漏了对贞操权的保护
贞操权是指自然人保持性纯洁的良好品行而享有的一项人格利益，与自然人的人格尊严紧密相连，并非女子所特有（6）。 在人类婚姻家庭制度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中，贞操的观念进一步充实，从开始的违反乱伦禁忌为失贞转变为婚外性交为失贞，贞操成为夫妻互负的义务。贞操权在实践中作为一种权利，是与当代社会普遍发展的权利意识相适应的，我国刑法和行政法都规定对侵害侵害贞操权的行为给予处罚，但是这种权利却没有得到民事法律的保护，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个缺憾。
（4）剥夺了法人和其它组织因其人格权益遭受侵害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解释》第五条规定：“法人或者其它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所以如此规定，有人认为，是因为法人没有自然人的喜怒哀乐，与自然人的人格权利不同，侵犯法人的人格权利，只能导致法人物质利益的减少，而不能造成其精神上的损害，因为法人就不存“精神”。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用生物学的观点来理解法律上的精神损害，如果认为法人不存在精神损害，进而否认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则会使法人的非财产权益无法得到保护，《民法通则》规定，法人具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利益，侵犯了法人的人格利益除了导致企业法人商誉的下降、订单的减少、经营的恶化之外，还会导致机关、事业单位法人名誉的下降，荣誉的损害，即精神利益的减损，而精神利益的减损当然应以侵权人赔偿精神损失来补偿。
（5）未建立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国家赔偿法》取得赔偿，国家赔偿包括司法赔偿和行政赔偿，但国家赔偿只限于当事人的物质损害，而不包括精神损害。国家侵权与个人侵权在侵权主体上虽有不同，但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对于一些因国家侵权而遭受损害的当事人来讲，精神上的损害远甚于物质损害，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无法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如公安机关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侵权行为给受害人带来的精神损害远远超出其物质损失，依据《国家赔偿法》得到的赔偿只是杯水车薪，作为以保护权利主体人身权利为己任的国家，当然更有责任对权利主体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有名的“处女卖淫案”、“夫妻在家看黄牒案”等案件已经充分地报漏了这种立法的弊端。
1、完善精神损害赔偿的规范体系
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所确立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个很不成熟的法律制度，主要依靠司法解释予以完善，为此，应当尽快制定新的《民法典》或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单行民事法律，对我国的精神损害进行系统、全面的规定，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著作权法》法律中具体规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应条款，对《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有关法律进行修改，形成完备而统一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体系，以维护法制的统一。
2、进一步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确保所有民事主体都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有人担心会引起滥诉，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7）。所谓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是指权利主体在他任何一种人身权利受到侵害而蒙受精神损失时，在法律上应当享有赔偿的可能性。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与原告滥用诉权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法律完全可以通过一些限制手段来避免。要实现这一目标，应当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规定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名誉权、荣誉权、名称权等受到侵害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以充分维护法人和其它组织的人格权。其次，将自然人的人格权益尽量细化，如明确规定侵害他人的贞操权、信用权、隐私权等的精神损害赔偿。同时，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应当保持开放的状态，以尽量适应新情况的出现。
3、完善有关物质性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避免出现法律对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保护方面的冲突。
如前所述，我国法律对精神性人格权的保护是显形的，而对物质性人格权的保护是隐形的，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侵害生命权、健康权等物质性人格权赔偿的数额偏低，而侵害精神性人格权赔偿的数额偏高（8）。为此，笔者认为，应规范法律对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保护的规定，明确界定死亡赔偿费、伤残补助费等是对受害人预期物质利益的赔偿，而精神损害赔偿金是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精神损害的抚慰，应当分别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