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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免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当解除的条件具备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使合同自始或仅向将来消灭的行为，它也是一种法律制度。在适用情事变更原则时，合同免除是指履行合同实在困难，若履行即显失公平，法院裁决合同消灭的现象。
合同免除的情况比较复杂，所需条件、所经程序和所生效力不尽一致。为了便于掌握和研究，也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合同法上的解除制度，有必要将合同免除类型化。
单方解除和协议解除
单方解除，是指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将合同免除的行为。它不必经过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只要解除权人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直接通知对方，或经过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向对方主张，即可发生合同免除的效果。
协议解除，是指当事人双方通过协商同意将合同免除的行为（《合同法》第93条第1款）它不以解除权的存在为必要，解除行为也不是解除权的行使。中国法律把协议解除作为合同免除的一种类型加以规定，理论解释也不认为协议解除与合同免除全异其性质，而是认为仍具有与一般解除相同的属性，但也有其特点，如解除的条件为双方当事人协商同意，并不因此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解除行为是当事人的合意行为等。
法定解除与约定解除
合同免除的条件由法律直接加以规定者，其解除为法定解除。在法定解除中，有的以适用于所有合同的条件为解除条件，有的则仅以适用于特定合同的条件为解除条件。前者为一般法定解除，后者称为特别法定解除。中国法律普遍承认法定解除，不但有关于一般法定解除的规定，而且有关于特别法定解除的规定。
约定解除，是指当事人以合同形式，约定为一方或双方保留解除权的解除。其中，保留解除权的合意，称之为解约条款。解除权可以保留给当事人一方，也可以保留给当事人双方。保留解除权，可以在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约定，也可以在以后另订立保留解除权的合同。
合同法承认了约定解除（《合同法》第93条第2款），值得肯定。因为约定解除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产生的，其本身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在复杂的事物面前，它可以更确切地适应当事人的需要。当事人采取约定解除的目的虽然有所不同，但主要是考虑到当主客观上的各种障碍出现时，可以从合同的拘束下解脱出来，给废除合同留有余地，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为了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情况，当事人有必要把合同条款规定得更细致、更灵活、更有策略性，其中应包括保留解除权的条款，使自己处于主动而有利的地位。
合同免除具有以下特点：
1、合同免除以有效成立的合同为标的
中国合同法设置解除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合同有效成立之后，由于主客观情况的变化，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或者不可能，如果再让合同继续发生法律效力，约束当事人双方，不但对其中一方甚至双方有害无益，有时还会有碍于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只有允许有关当事人解除合同，或者赋予法院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权力，才会使局面改观。
2、合同免除必须具备解除的条件
合同一经有效成立，就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双方都必须严格遵守，适当履行，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这是中国法律所规定的重要原则。只是在主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情况下，合同继续存在已失去积极意义，将造成不适当的结果，才允许解除合同。这不仅是解除制度存在的依据，也表明合同免除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否则，便是违约，不发生解除的法律效果，而产生违约责任。中国法律对合同免除的条件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表明了对合同免除的允许与限制。
《合同法》第94条规定了适用一切合同的解除条件，学说称为一般法定解除条件。该法第148条和第219条规定了仅仅适用于特别合同（如买卖、租赁诸合同）的解除条件，学说称为特别的法定解除条件。合同法使解除的条件更科学，如已承认违约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为一般的法定解除条件，已全面承认约定解除等。
3、合同免除原则上必须有解除行为
解除的条件不过是合同免除的前提，由于中国法律并未采取当然解除主义，因此当解除的条件具备时，合同并不必然解除，欲使它解除，一般还需要有解除行为。解除行为是当事人的行为，当事人是解除行为的主体。
虽然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命令对于合同的解除有时会起重要作用，但是该行政命令并不是解除行为，仅有行政命令不能发生合同免除的效果，只有行政命令被当事人接受时，才会发生解除的效果。这也正说明解除行为是当事人的行为。不过，适用情事变更原则时的解除则是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而裁决的，不需要解除行为。 解除行为有两种类型，一是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一是解除权人一方发出解除的意思表示。
4、解除的效果是使合同关系消灭
合同免除的法律效果是使合同关系消灭，但其消灭是溯及既往，还是仅向将来发生，各国的立法不尽相同。一类是使合同关系自始消灭，即溯及合同成立之时消灭，发生与合同从未订立相同的后果，承认合同免除有溯及力；另一类是使合同关系自解除时消灭，解除以前的债权债务关系依然存在，不承认解除有溯及力。
在中国，解除的效力如何，法律尚无直接规定，人们认为，研究这个问题固然不能忽视解除有溯及力较好，但也有些合同的解除无溯及力更适当。这个问题将在第五节中详述。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话，解除就与无效、撤销不同，因为无效、撤销一律有溯及力；也与附解除条件不同，因为解除条件成就，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只向将来消灭。
合同免除的条件只是解除的前提，条件具备时，合同并不当然且自动地解除。欲使合同免除，还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解除的程序包括三种，即协议解除的程序、行使解除权的程序和法院裁决的程序。
协议解除程序
协议解除的程序，是指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同意，将合同免除的程序。其特点是：合同的解除取决于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不是基于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也不需要有解除权，完全是以一个新的合同免除原合同。它适用于协议解除类型，并且在单方解除中，只要解除权人愿意采取这种程序，法律也应允许并加以提倡。
由于协议解除程序是采取合同的方式，所以要使合同免除有效成立，也必须有要约和承诺。这里的要约，是解除合同的要约，其内容是要消灭既存的合同关系，甚至包括已经履行的部分是否返还，责任如何分担等问题。它必须是向既存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发出，并且要在既存合同消灭之前提出。这里的承诺，是解除合同的承诺，是完全同意上述要约的意思的表示。协议解除是否必须经过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裁判？中国法律未作这样的要求，允许当事人选择：或者经过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裁判，或者直接由双方当事人达成解除原合同的协议。
采取协议解除程序，何时发生解除的效力？在合同免除需经有关部门批准时，有关部门批准解除的日期即为合同免除的日期。在合同免除不需有关部门批准时，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之时就是合同免除生效之时，或者由双方当事人商定解除生效的日期。
行使解除权的程序
行使解除权的程序必须以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为前提。所谓解除权，是指合同当事人可以将合同免除的权利。它的行使，发生合同免除的法律效果，因而它是一种形成权。解除权按其性质来讲，不需要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只需解除权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把合同免除。解除权人主张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合同法》第96条第2款）。
行使解除权的程序适用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当事人一方违约和约定解除等场合。在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场合，解除权由双方当事人享有，任何一方都可行使。在当事人一方违约的情况下，解除权归守约方享有，不然会被违约方利用解除制度来谋取不正当利益。在约定解除的情况下，解除权归合同指定的当事人享有，既可以是一方当事人享有，也可以是双方当事人享有。
解除权对权利人而言是一种利益，这种利益是否被解除权人舍弃或推迟取得，只要无损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无损于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应允许。所以，行使解除权具有自主性，主要表现为解除权人可以在合同免除与请求继续履行之间选择，解除权可以在特定期间的任何时刻行使，可以采取和对方当事人协商的方式等。
解除权的行使也有限制。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的，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合同法》第95条）。 解除权行使采取双方协商的方式，在中国应予提倡，因为：第一，合同免除不会使双方当事人在物质利益上共同增加，而是彼增此消。单就这点来说，双方不易就合同免除及由此而生的返还财产、分担责任等达成协议，这也是法律应赋予有关当事人以解除权的重要原因。但是，当事人的特殊物质利益毕竟是以根本利益一致为前提而存在的，双方没有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如果合同免除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那么双方宜互谅互让地将合同免除。第二，协商的过程，是当事人双方明了事情原委和责任如何分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彼此了解到各自的困难，能够互谅互让，既解决法律后果问题，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便于解决纠纷，减少诉讼。第三，倡导协商方式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调解原则，使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规定更加统一。
双方协商的方式并不是解除权的丧失，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解除权的存在并发挥作用，才使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无解除权的当事人之所以同意解除权人的意见，是因为即使不同意，解除权人也会依自己的意思表示将合同免除，并按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
法院裁决的程序
这里所说的法院裁决的程序，不是指在协议解除的程序和行使解除权的程序中当事人诉请法院来解除合同，而是指在适用情事变更原则解除合同时，由法院裁决合同免除的程序。由于适用情事变更原则解除合同，当事人无解除行为，只是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情事变更原则的法律要件加以裁决。因此，对这种类型的合同免除只能适用法院裁决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