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自我(Possible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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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自我是指有关个体如何思考其潜力和未来形象的自我概念以及有关未来定位的自我描述, 即我们想要成为的自我, 可以成为的自我和害怕成为的自我。Markus 和Nurius在1986年正式提出可能自我的概念。
与其概念相对应, 可能自我的结构分为三个部分：希望自我、预期自我和恐惧自我。
希望自我是人们希望得到并努力追求的自我形象(例如独立的自我, 乐观的自我等);
预期自我是个体认为自己将来可以实现的自我形象;
恐惧自我是人们不想要的并试图避免的自我形象(比如脆弱的自我, 悲观的自我等)。
可能自我是自我结构中的薄弱部分, 较少被主体意识到且具有延展性和不稳定性。因为构成可能自我的成分是想象的潜在能力而非实际的经历, 对自我的新异刺激和不协调信息都会影响可能自我。个体的智力(包括晶体智力和流体智力)、潜能开发、重要他人的期待、方法的有效性、机遇、环境、突发事件等都会影响可能自我的实现或转变(King & Hicks, 2007)。
可能自我可以预测和激发人们的行动。有关未来的自我形象为个体预测未来行为提供了线索并激发了个体实现自我理想的行为, 且消极的可能自我比积极的可能自我更有预测性(Duffy,2006)。可能自我能够产生特定领域里与工作相关的思维和感受, 凭借这些与工作相关的思维和感受, 个体能够形成有效的操作。例如, 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产生自我认同的个体, 将会在运动领域产生希望自我。而且, 人们倾向于在某个领域比那些没有在该领域产生可能自我的个体拥有更优异的表现。
其次, 可能自我可以指导和调整人们的行为(Frazier, Hooker, Johnson, & Kaus, 2000)。例如,想象自己成绩优异并且害怕失败的可能自我降低了青少年的犯罪率, 促使他们获得更好的成绩,并更多地感受到与学校的联系。但Oyserman 和James (2009) 认为人们并不总是按照有利于获得积极的可能自我和避免消极的可能自我的方式行事, 有三个因素易导致可能自我与自我调节行为之间的矛盾：对比、差距和对客观事件的解释。
当个体感觉到自己的可能自我与其自我概念的各方面协调一致, 目标与现状之间、付出的努力与达成目标所需的努力之间差距适度, 且个体能对自己的努力作出合理而积极地解释时, 可能自我与自我调节之间的作用机制才能有效运行。
另外, 当面临多种选择时, 可能自我还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作出决策。例如, 当学生必须在就业还是继续深造之间作出抉择时, 思考自己的希望自我和预期自我属于社会型还是学术型便于他们作出决定。研究表明, 当多重可能自我出现冲突而不能同时存在时, 在希望自我(例如, 更富有或更健康)之间做出选择, 要比在恐惧自我(例如, 生病或是贫穷)之间进行选择更加容易(Duffy, 2006)。
Hoyle 和Sherrill (2006) 认为可能自我也是提升自我的一种有效方式。思考自己的可能自我不仅利于个体实现目标, 也会帮助其更积极有效地应对现状和解决困难。因为积极的可能自我能有效调节个体的情绪, 增加个体的自信, 使其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努力摆脱困境并创造出积极的自我形象。
Packard 和Conway 考察了近20 年来的可能自我的研究文献, 将可能自我的测量方法分为了四类：结构化研究、叙述法、视图法和戏剧法。
问卷调查和会谈法是最早且应用最多的测量方法, 近64%的实验应用这种方法。尤其是Markus等人设计的可能自我调查问卷和Oyserman 等人的结构化会谈法应用最为广泛。其它方法从20世纪90 年代中期才应用于相关研究之中, 应用范围较小。
结构化研究是研究自我概念的传统方法, 它包括可能自我问卷 (PSQ)、访谈法和卡片分类技术(Q 分类法)。可能自我问卷通常采用纸笔测验的形式。访谈法是通过“面对面”的形式从特定被试那里得到较全面的可能自我描述, 但这对主试在特定时间内进行面对面有效提问的能力要求较高。卡片分类技术要求被试对标有各种具体可能自我的卡片进行等级分类。这种方法在主试要了解被试各种可能自我的重要性和等级结构时具有优势, 它排除了被试将所有可能自我评价为相同等级的可能性。但它对主试的施测能力也要求较高。结构化研究的问题是既定的, 因此便于对不同被试的同一特质作对比分析。但它限制了被试的想象空间, 无法提供研究者所考虑不到的信息和维度(张飞飞, 2009)。
叙述法要求主试提出有关可能自我的开放式问题并对被试的描述进行分析。例如, Lips(2007) 要求大学生被试描绘他们的可能自我,并对其叙述内容中的性别差异进行分析; 也有学者通过故事法对可能自我进行了跨文化研究。在对故事法、半结构化会谈和问卷法进行比较后发现：故事叙述法更适于考察可能自我 (Packard &Conway, 2006)。由于开放式问题给了被试更多的参与空间, 通过故事法产生的可能自我的数量更多且更形象。这弥补了结构化研究的不足。
视图法是通过图示直观地表现可能自我, 包括图像法和图表法。图像法中, 问题和答案都需用图像来描述; 图表法则是利用图表来阐释可能自我的相对重要性。例如, 有学者在考察城市青春期女性的可能自我时, 除了运用调查法和半结构化会谈法, 还运用了照片技术 (Packard &Conway, 2006)。被试拍下自己的照片, 并对其进行注解, 照片在会谈中被作为引发会话的刺激因素。
戏剧法可分为实验室研究和自然实验。实验室研究要求被试将自己的可能自我通过角色扮演技术表现出来; 在自然实验中, 实验者可在生活情境中观察和记录被试的行为表现以揭示其可能自我, 例如, Zirkel (2002) 曾用记录日记的方式对被试的可能自我进行考察。
同一性是个体通过对自身经验的整合而形成的自我连续感和一致性。在同一性探索过程中,可能自我由那些对环境反馈最敏感的自我组成。
个体探索自己的可能自我并为之努力的过程, 也是建构自身同一性的过程。LaVoie (1994) 提出了可能引发同一性阶段转变的有效机制, 它包括平衡、准备改变、个性化、冲突以及可能自我的产生与内化。Dunkel (2000) 认为可能自我的出现有助于同一性的探索, 是自我同一性实现的前提。
可能自我的数量与同一性形成的各个阶段有关, 同一性过程的变化也预示了可能自我数量的变化。研究表明, 处于同一性延迟阶段的个体拥有更多的可能自我形象, 而处于同一性混乱阶段的个体则拥有较少的可能自我(Dunkel, 2000)。
早期理论假设同一性的实现与巩固会减少可能自我的数量; 而新近的研究表明可能自我的数量并未减少, 只是同一性实现的个体更明确什么样的可能自我更符合自己的潜在自我。另外, 在同一性实现阶段, 个体并未拥有较多积极的可能自我; 但在同一性延迟阶段, 个体拥有较多恐惧自我, 且与积极的可能自我相协调。这意味着高焦虑等级与同一性探索之间存在相关, 而且消极的可能自我对个体的转变具有促进作用(Dunkel &Anthis, 2001)。
Kerpelman 和Pittman (2001) 以大学生为被试, 采取实验室研究法对被试的职业、婚姻、亲子关系各维度的可能自我和同一性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 被个体标定为“重要”的可能自我的同一性探索缺乏稳定性, 且易受同伴行为影响。心理学家在研究性别差异时发现, 同一性状态与人际关系的可能自我不存在相关性, 性别与同一性在想要的、害怕的和人际可能自我的平衡性方面不存在交互作用 (Anthis, Dunkel, & Anderson,2004)。
可能自我是抱负和动机的认知表现, 是动机和自我概念之间的纽带, 有助于动机的产生与维持。可能自我用两种方式影响个体的动机：(1)为积极自我提供明确的奋斗目标, 避免消极自我;(2)为个体实现目标的行动提供能量。而可能自我对动机的影响取决于个体对自身的评价：消极的自我评价导致个体出现逃避动机, 力图避免恐惧自我出现; 积极的评价激发个体的动力, 有助于实现希望自我。同时, 想象自己会成功的人也更容易将自己和描述成功的词汇联系起来(Oyserman, Terry, & Bybee, 2002)。
Norman 和Aron (2003) 的研究发现, 个体动机的强弱至少与可能自我的三个方面有关：有效性(通过个体对其可能自我描述的清晰程度来衡量)、易接近性(通过个体觉察可能自我特征的反应时来衡量)和可控制性(通过自我报告来考察)。
有效性指可能自我是否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那些清晰、具体、合理的可能自我更易实现。易接近性指那些容易被个体意识到的可能自我对动机的影响更大。可控制性指个体认为自己有能力实现目标的自我效能感。可控性强的人, 认为事情是可以控制的, 自己的行为有助于自己实现希望自我并避免恐惧自我。可控感越强, 越易激发个体对可能自我的趋近或规避行为。
研究者以中学生为被试, 对可能自我、学习绩效、动机和自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可能自我的描述越形象、明确, 对个体追求目标的行为建构影响越大。大部分被试将成功的可能自我形象看作努力追求的结果, 这种归因方式为个体追求目标提供动力; 28.7% 的被试将消极可能自我归因于坏运气, 消极的自我概念也降低了他们的绩效水平 (Leondari, Syngollitou,& Kiosseoglou, 1998)。
可能自我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表现出延续性和变化性, 每个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各自鲜明而具体的可能自我。同时, 可能自我反映了各个年龄阶段个体所面临的不同任务与挑战。早期的实验研究以中年人为主要被试, 认为个体只有到青少年晚期才会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和稳定的可能自我和同一性。但大量新近研究已经证明可能自我存在于各个年龄阶段, 且具有显著的年龄差异。
可能自我在数量上存在年龄差异。例如, 年长的成年人比年轻人的可能自我少。年轻人对未来有更多的期待, 他们在各领域都可能形成可能自我。研究表明, 个体都出现过有关健康、生活风格、家庭、养育子女、社会角色和人生转折的可能自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年长者由关注外在世界转变为内省, 与外界相关的可能自我的重要性被逐渐削弱。
另外, 可能自我的形成领域具有显著的年龄差异。例如, 年轻人在学业成就、事业、婚姻家庭、亲子关系方面拥有更多的可能自我; 而年长者比年轻人在健康、休闲、生活方式等领域拥有更多的可能自我, 在职业和物质财富方面拥有较少的可能自我。对年长者的研究发现, 健康因素最为突出。拥有想要的可能自我是顺利老年化的必要条件 (Frazier et al., 2000)。老年化是一个机体适应过程, 积极的可能自我能帮助年长者调整心态并适应各种变化。
与过去自我和现在自我相比, 可能自我的性别差异更为突出。在一项对加拿大大学生的调查中, 被试的专业包括数学、科技、法律、物理和商业。男生对其所学专业和未来就业两方面的评价都很高; 女生对其所学专业的评价也很高, 但对该专业的未来就业评价很低 (Lips, 2007)。这说明, 男性和女性的现在自我并无显著差异, 其可能自我却差异显著。
可能自我的形成领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更倾向于拥有独立、独特、自我决策、自我管理的可能自我, 他们对事业有更多的期待; 而女性更关注和谐的人际关系, 她们更倾向于拥有关于家庭的可能自我。一项性别的跨文化研究发现, 尽管新西兰女性的社会地位较高, 她们对自己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未来自我的评价依然比男性低(Lips, 2007)。
男女不仅在水平方向上被划分入不同行业,在垂直方向上(如组织内部的领导地位)也有差异。女性管理者在美国的全球200 强企业中只占17.5% —— 而这个比例与其他国家相比是最高的;500 强企业中只有8% 愿意接受女性CEO (Jones,2005)。女性对领导角色的可能自我的评价也比男性消极, 并且这种性别差异通过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规范使可能自我的两极性更加明显。当女性将自己视为有潜质的领导者时, 她们才会考虑自己成为权力女性。
可能自我在各领域的性别差异主要源于性别的刻板印象。例如, 大多数女性没有在科学领域形成可能自我并非因为她们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没有信心, 而是因为她们很少将自己的教育和职业规划与这方面的能力联系起来; 而男性在选择科学或数学领域时则得到了较多的社会支持 (Chang, 2005)。其次, 榜样的多少也造成了可能自我的性别差异。可能自我形成的前提之一就是通过观察与自己相似的人所扮演的角色来形成。女性在科学和管理领域成功的榜样较少, 这使她们很少关注这些方面的可能自我。研究表明,即使在短暂的实验环境中, 女科学家形象也能促进女性形成有关科技的可能自我 (Lockwood &Kunda, 1997)。
可能自我不仅与个体的好恶、经历和特质有关, 还受到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交互影响。每个人的可能自我都体现了其所处文化环境的作用和价值取向, 包括个体如何定义“优秀”、“消极”等评价性词语, 如何成为一个积极的、成熟的、成功的人和如何避免成为一个被忽视的、失败的人。
不同文化背景中, 可能自我的内容存在差异。以集体主义为背景的国家(如中国), 社会责任与集体价值在个体的未来自我概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跨文化研究发现, 美国白人的可能自我集中在人际方面(比如, 害怕依赖); 而在强调职业和学术成就的文化背景中, 智利人、日本人和日裔美国人更关注事业和教育方面的可能自我(Unemori, Omoregie, & Markus, 2004)。Waid 和Frazier (2003) 以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为被试对可能自我进行的研究表明, 英国人的可能自我反映了个人主义的文化特征; 西班牙人的可能自我反应了集体主义文化特征。前者更倾向于在能力和教育领域拥有希望自我, 在身体方面拥有恐惧自我; 而后者报告其希望自我与恐惧自我都与家庭密切相关。
文化差异也造成了可能自我结构上的差异。
例如, 美国白人和智利人的可能自我在结构上常表现出平衡性, 即想要的可能自我和害怕的可能自我在内容上一致且态度对立(比如, 希望从大学顺利毕业并害怕辍学); 而日本人和日裔美国人的可能自我常存在比较与矛盾(比如, 渴望空闲又抵触空虚感), 他们的行为动机源于对潜在问题和消极自我的觉察以及试图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 (Unemori, Omoregie, & Markus, 2004)。
近年来, 可能自我被广泛地应用于职业指导、教育教学、行为管理、运动、心理咨询咨询和治疗等多种领域的研究中, 有力地推动了人格研究的发展和社会各行业的进步。
在职业咨询领域, 可能自我有助于咨询师与来访者有效地沟通, 促进咨询工作的顺利进行。
从不同角度考虑来访者的未来形象(包括预期的、希望的和恐惧的可能自我)帮助职业顾问从来访者的立场和角度出发, 为其提供更合理的职业规划。另外, 可能自我还能帮助来访者确定恰当的职业规划, 拓展他们对自己未来可能性的认识。
例如, Meara, Day, Chalk 和Phelps (1995) 的研究表明可能自我能帮助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明确自己的职业规划并获得成功。Meara 等人还提出了可能自我在职业指导中的作用机制。首先, 尽量多地想象不同的可能自我可以增加人们的职业选择, 拓宽择业视角。其次, 对可能自我的思考有助于来访者选择适合自己(包括与自身的背景和信仰等相一致)的职业。咨询师引导来访者通过思考希望自我和恐惧自我作出职业选择。最后,可能自我还使人们的实践活动更有计划性和目标性, 为个体择业提供方向、策略和蓝图。
研究显示, 教师能为学生提供更多、更积极的可能自我的选择 (Rossiter, 2007), 有助于学生挖掘自身的潜力且更加全面地发展。另外,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 可能自我还被用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增加其克服困难的动力和坚持目标的毅力。教师可以通过启发和训练学生想象自己积极的可能自我形象来增加学生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心理学家曾以美国城市的黑人中学生为被试对其进行行为干预与训练, 旨在提高被试想象自己未来的成功形象并将这种形象与目前学校事件联系起来的能力。结果表明, 问题青少年报告他们与学校之间的联系增加, 在学校的表现显著改善, 实现可能自我的途径更加合理和有效,其可能自我的结构也更加平衡 (Oyserman, Terry,& Bybee, 2002)。
可能自我的研究还被应用于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在对边缘性人格障碍与可能自我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 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的被试更倾向于将消极的可能自我看作是可能的、渴望的和重要的。其积极的和消极的可能自我形象具有不稳定性且常出现混淆(Janis, Veague, & Driver-Linn, 2006)。已有研究表明, 恐惧自我源于消极归因; 希望自我源于积极归因; 而预期自我源于消极归因与积极归因的整合, 即恐惧自我与希望自我的交迭。消极的个体拥有更多消极的可能自我, 易采取回避等消极方式处理问题; 积极归因的个体拥有更多积极的自我想象, 能有效调节消极状态并促使个体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有效的问题处理方式。通过认知重建、问题解决、寻求社会支持系统和情感表达等方式, 咨询师帮助来访者明确想要的可能自我以激发积极的情绪状态和解决问题的动机 (Leondari, 2007)。
国内对可能自我的研究与应用主要集中在运动领域, 且主要以少年运动员为被试。对其可能自我的研究包括学业可能自我和运动可能自我。田宝等人修订了少年运动员可能自我问卷,在国内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对少年运动员的一系列实证研究显示, 运动可能自我对运动能力和实际情境中的运动表现有较强的预测作用; 目前学业可能自我和未来运动可能自我影响着少年运动员的学业满意感和运动满意感(张飞飞,2009)。这些结果表明, 完善少年运动员的运动可能自我是提高他们运动能力的有效途径。
另外, 少年运动员的学业任务定向和运动自我定向又能有效预测学业可能自我, 运动任务定向能有效预测运动可能自我(田宝, 赵志航, 赵凌燕, 2005)。少年运动员的学业可能自我存在结构、性别和年级差异, 而且少年运动员的学业可能自我水平高于普通中学生(张钊, 田宝, 赵凌燕, 李萌, 王娜, 2004); 自尊需要的满足是产生可能自我的重要前提, 并通过运动可能自我对运动能力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了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的行为表现(田宝, 赵志航, 赵凌燕, 李萌, 王娜,2004)。在运动领域, 这些研究成果的应用有助于科学合理地安排运动员的学业与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