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套利(Labor Arbit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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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套利是将已失去技术优势与技术壁垒的产业转移至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地区，通过降低人力成本来提高利润。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全球资本的乐土。其最吸引外国资本家之处还在于，在中国，西方工人通过两个多世纪斗争所赢得的权利可以被忽略不计，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一直保持极为低廉的水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人口实现了自由流动，因此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使劳动力的价格一直很低廉。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非执行主席史蒂芬·罗奇将这一现象命名为“全球劳动力套利”，即公司根据劳动力成本的价格选择厂址。
劳动力套利形成了全球化生产格局过去20年，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原因之一是全球劳动力市场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表现为全球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大。1985年，参与全球经济国家的总人口约为25亿；但是到2000年，世界6O亿人口几乎全部被融入全球资本生产市场。马丁·沃尔夫认为，世界正如一战前那样，的确在遭受一场巨大的供应冲击。当时的冲击是，随着铁路和轮船将“新世界”带人全球化经济，土地的有效供应量增加。这一次则是有效劳动力供应的增加，哈佛大学的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表示，过去20年有效劳动力供应已增至原来的3倍。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增加使得国家间劳动力成本的差异进一步显化。例如，波兰与西欧国家相比，劳动力价格低廉，雇佣一个熟练技工的价格为每小时约3美元(包括社会保险)，远低于法国19美元和德国22美元价格水平。以中国为基准，联合国{2002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指出，1998年，美国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7.8倍、日本是中国的32.9倍、韩国是中国的12.9倍。最近的一份美国劳工统计局研究表明，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小时工资1.36美元(含福利)，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4.2%。
全球化的推进和劳动力供给的增加给全球劳动力套利创造了条件。发达国家高额的工人福利无法与工资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竞争，因此，跨国劳动力套利就成为微观企业的自发行动。例如，空中客车将在中国设立飞机总装生产线，动因之一是降低成本，把更多的生产工作外包给中国的产业工人。劳动力套利也促使福特、丰田等汽车产业巨头缩减本国生产规模，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尽管跨国投资的动因多样化，但众多研究仍然证实在众多产业中跨国公司投资的主要动因是劳动力套利。例如，Grossmanand Helpman(2002)认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寻找加工贸易伙伴，看中的是当地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当然这些劳动力要有一定的专业技能。FeenstraandHanson(2003)也认为，跨国公司在一些国家建立加工企业是因为工资水平较低，较低的贸易成本(低技能劳动力)、较低的收入(高技能劳动力)、较低的公司收人税是美国跨国公司在一些国家建立子公司的主要动因。GirmaandGorg(2004)通过对英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后发现，外包企业的外包行为与企业内部的高工资正相关，即将业务外包到低成本国家所带来的工资支出降低、成本节约是外包的重要动因之一。Leibrechtand Riedl(2008)对FDI流向中东欧地区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文献综述，他们的研究表明，在26篇实证文献中，有22篇强烈支持劳动力套利是FDI主要动因的观点。劳动力套利的经济效应明显。一些学者认为，劳动力套利形成并稳固了全球化生产格局，使产业资本不断向中国等新兴国家转移。产品周期缩短，部分生产环节的转移而非整个产品的转移成为一种新的模式。全球贸易格局也因此发生变革，“南北贸易”比重上升，重新成为世界贸易中的重要部分；中间产品贸易日益发展，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形式。
全球化生产格局对发达国家的就业和经济带来冲击。萨缪尔森曾于2004年撰文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自由贸易可能让富国的情况恶化。
虽然哥伦比亚大学的贾格迪什·巴格瓦蒂等许多经济学家表示，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的，但众多经济研究认为，近年来，美国经济的就业增长缓慢、工资停滞，除了金融危机的因素外，也是“强大的跨境劳动力套利”的结果。无法回避的是，劳动力套利带来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
制造业中的劳动者与制造过程在空间上不可分离，而服务提供者可以与服务过程分离，这个特征意义重大。劳动力长期以来是全球化中流动性较差的要素，而服务外包借助信息技术实现跨境劳动力套利，不必发生人员的真实跨境流动。江小涓(2008)将此现象表述为劳动力“虚拟跨境流动”，认为这大大减弱了距离、生活成本差异和各国移民政策等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
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典型特征是人力成本是服务业需要支付的主要成本。以美国为例，雇员薪酬相当于国内公司收入总值的近80%。因此，劳动力套利对于推动服务业离岸外包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降低人力成本是国际服务外包的核心内容。价格竞争是使全球劳动力套利茁壮成长的催化剂。在供应过剩年代，公司不再拥有定价影响力。因此，企业必须努力不懈地寻找可以提高效益的新途径。因此，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工资劳动力从事服务外包已成为发达国家公司日益迫切的策略。例如，通用电气、花旗银行和汇丰等公司的成功案例，在业内形成了较好的示范效果。通用电气在服务外包上采取70：70：70的战略，即70%的业务进行外包，70%的业务外包至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其中70%的业务外包到印度。日本的软件外包也不例外。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表明，节约开发经费是日本企业选择离岸开发的首要因素，占软件离岸外包企业数的39.5%。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融人世界经济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增加教育投入，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构成和质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理工科毕业生人数已经远远超过美国。尽管这些国家的教育质量和水平与美国还存在差距，但是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整体质量的提高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同样，受人口下降的影响，日本理工科的学生数趋于减少。由于人手不足，日本软件工程师大多要承担超负荷的工作量。中国拥有大量价廉质高的软件工程师。而且这种人力资源的优势还将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Shailey Dash(2006)发现一国的人力资本优势取决于该国高技能劳动力的绝对数量而不是其相对比重。例如，虽然印度与中国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受教育人口总数的比例很低，但其高技能劳动力的绝对数仅次于美国。中国、印度与美国相比，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相对较低，这就进一步说明了美国将服务外包到这两个国家的原因。
以服务外包实现劳动力套利可以给发达国家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以航空业为例，麦肯锡研究发现，一家年收入100亿美元的航空公司如果把劳动密集型的工作任务(例如机票预定、客户忠诚度计划管理和客户关怀)转移到人力成本较低而且人才素质相当甚至更高的地区，一年可以节约l亿美元左右。卢锋(2007)同时认为，低收入国家某些劳动力成本优势，还表现在这类劳动力更容易招聘，并且员工具有较强的工作积极性和自我激励，因而能够进一步节省人员招募交易成本，并创造更高劳动生产率。
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推动了全球劳动力套利活动的迅速扩大，从而引发了新保护主义的兴起。近年来美欧大量制造业向外转移，特别是向中国大规模转移，引起发达国家产业组织对劳动力套利的抗拒。例如，美国全国纺织业协会(NCTO)《2006年纺织业经济贸易年终回顾》报告称，仅2006年美国纺织业产量就下降2个百分点，就业下降约7%，约丧失了35000个就业岗位。报告称中国和越南是美国纺织业的长期威胁。在美国汽车产业，福利开支过大，造成成本压力，而且这个压力随着员工退休而增大。例如，通用在美国每生产一辆车附加在其上的工人福利高达2000多美元，这成为通用出现财务危机的根本原因。为降低成本，通用等汽车公司缩减在北美的生产规模，大举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2007年9月，美国通用公司7.3万名工人罢工，罢工参与者为UAW会员，涉及通用在全美的80多个生产或者运营部门。工会称工人们罢工是因为没有工作岗位的安全感，他们强烈要求通用公司向工会保证以后通用出品的汽车和卡车系列都要在美国境内的工厂内组装，而不是将这些工作岗位外包到他国。
劳动力套利所引发的贸易保护引起了国内学术研究的注意。陈淮(2002)提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业中心”使失业率愈来愈严重的欧美国家感到压力。于是，各种矛盾争端层出不穷，矛盾的核心其实就是就业岗位转移的问题。因此，要特别关注就业岗位的国际化竞争。王诚(2005)认为，发达国家对中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已充分显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就业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论其原因，既有发达国家产业转型不及时、政策调整不到位以及工资差距大等因素，也缘于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不一致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也认为，国际产业转移面对一些制约因素，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最主要的制约是发达国家保护本国就业岗位而对产业转移实施限制。2006年国际劳工组织报告指出，鉴于全球经济创造的工作岗位不足，现有的工作岗位越来越成为各国“角力”的对象。面对这种日益恶化的贸易环境，我国政府对贸易制度改革和贸易战略的调整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应该关注和思考以下问题：我国的大量出口是否会导致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失业增加；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会引起母国的产业空心化。
历史经验表明，大规模的贸易保护主义总是在经济衰退时刻爆发。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劳动力套利的阻力增大。金融危机更使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受阻。由于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许多国家悄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当前，美欧尚未走出经济衰退，贸易保护的风险时刻存在。崔凡、王笑西(2009)认为，这一轮新贸易保护主义还有一些与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不同的特点。与旨在积累货币财富的古典重商主义不同，新贸易保护主义往往以保护就业为理由。在发达国家，对丧失就业岗位和收入的担心，正在从蓝领工人群体延伸到白领工人群体。软件工程师等白领职业也面临着强劲的全球就业竞争，美国的软件工程师发现，自己的就业岗位正面临着来自印度、中国同行抢夺的风险。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更加剧了他们的担忧，于是反对全球化、反对外包的浪潮不断涌起。例如，2010年美国中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惠普前总裁菲奥莉娜因其推动外包而备受指责。作为政治精英中的一部分，相比于蓝领工人，白领工人对劳动力套利的反对更具威胁。白领工人曾以为，全球化带给他们的完全是收益，没有丢掉工作岗位的风险，相反可以从消费价格降低中受益。但现在，这些高技能劳动者认识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也面临危险，他们也成为反对全球化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尚未走出危机阴影的背景下，白领工人反全球化的举措更值得警惕。
展望未来，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阴云之下，全球劳动力套利仍然有一定的空间和前景。正如麦肯锡2010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未来10年中，在巴西、中国和印度(更不用说在墨西哥、菲律宾和泰国)，将要进入市场的高素质、高生产率劳动力人数可能会以数亿计。相比之下，整个美国的劳动力只有1.5亿人。这些新兴市场劳动力中有很大一部分将会取代原本将在欧洲、日本和美国创造的就业岗位。面对全球就业竞争，中国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把握全球制造业调整和服务业发展的重大机遇，就能够促进对外开放就业效应的进一步发挥。
当前，中国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尚有一定空间，因此，制造业转移将会继续给中国带来就业总量增加、就业结构调整和就业技能提升的作用。Lettand Banister(2006)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的小时工资只有美国的2.9%，即使对比其他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中国的人工成本比较优势仍能保持相当长的时期。摩根斯坦利的研究也印证，尽管中国部分行业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工人工资大幅度上涨现象，但由于工资基数低，以及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并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具有劳动力方面的竞争优势。蔡防(2007)也认为，尽管劳动力供给临近拐点，但按照中国当前的资源禀赋特点，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将得到大的发展，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转移机会。近几年中国的工资水平在不断上涨，特别是2010年以来，工资上涨程度显著。一些学者认为，工资提高连同汇率波动和高油价正在蚕食着一度令人敬畏的“中国价格”优势。例如，上海美国商会博斯公司2009年对上海制造业的调查显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变化。
2009年，中国经历了从劳动力过剩到劳动力市场极度紧缺的这一过程。2010年，商业周刊》上的一篇文章甚至提出疑问：工资提高了，是否该离开中国了?虽然中国工资水平上涨迅速，但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差距仍然很大，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还会持续一段时期。
Yang，Chenand Monarch(2010)的最新研究表明，中国低工资优势未来仍然明显，预计中国未来的工资提高不会很快损害其成本优势。此外，中国除了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外，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已经形成了满足世界工厂要求的综合要素成本优势。这种综合要素成本优势能够稳固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独特地位。
随着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的转移，中国高技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逐步引起关注。学术界和商界普遍认为，中国市场的魅力之一就是人力资源的丰富和知识资源潜力的巨大。中国比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的技术型劳动力基础雄厚。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增长最迅速的受教育劳动力供应市场之一。中国的技术人才库迅速扩充，有助于满足由于服务外包业务扩张而导致的人员需求。“十一五”期间，总计约有2600多万大学毕业生，比“十五”期间净增1500多万人。庞大的人才基础吸引了外来投资，特别是研发投资。联合国贸发会议作的一项调查显示，2005-2009年期间，参与调查的世界主要大公司中，有61.8%希望扩大在中国的研发活动，在世界排名第一。承接外包服务可以拓展更多的现代服务业，创造更多的高端人才就业岗位，把中国的高技能劳动力造就为人力资本，同时缓解中国目前存在的就业压力，特别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自2003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上应届毕业大学生最多的国家。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当前严峻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现象。而服务外包对大学生就业的拉动会很大。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服务外包新增从业人员中大学生占80%以上。
据麦肯锡预测，2015年中国服务就业机会将达到840万人。对中国而言，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办公室”是承接产业转移的模式转变。当世界服务从人力成本高的地方向成本低的地方转移，大量服务性、知识性的白领岗位重新布局时，主动承接和吸纳，可能为中国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找到新的出路。
劳动力套利的阶梯性也使得劳动力套利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当前，印度软件人才越来越缺乏，成本也越来越高，而中国软件人力资源丰富，中国劳动力成本在国际竞争中优势明显。例如，印度的软件业有向中国内地转包的趋势。拥有2.2万名软件员工的印度第一大软件公司塔塔(TCS)在中国就构建了上海、杭州、北京“三位一体”方略图；印度第二大软件公司Infosys提出了在中国发展数万名员工的目标。印度服务外包企业蒙纳什也在江苏设立了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上述趋势必然会进一步拓展中国的就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