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labor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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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为了获得更高的劳动收入而在地区间、产业间、部门间、就业状态间、企业间、乃至工作间的转移。[1]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流动，有利于缩小地区之间的工资差别。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流动，并不能最终消除地区之间的工资差别。
17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弟认为：“工业的收益比农业多得多，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得多。”这种产业之间的收益差异会推动劳动力由低收入产业向能获得高收入的产业流动，这种差异是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的重要原因。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计量并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后，进一步验证了配弟的看法，即不同产业问相对收入的差异，会促使劳动力向能够获得更高收入的部门移动。并且认为需求收入弹性和投资报酬的差异是引起收入差异的深层原因：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小，当人们的收入提高时，难以随着人们收入增加而同步增加，并且小于工业产品及服务的收入弹性。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分布将从农业转移至工业、服务业；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比工业要困难，对农业的投资会出现“报酬递减”。而工业的技术进步要比农业迅速得多，工业投资多处于“报酬递增”的情况，所以工业投资多于农业投资，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就业吸纳能力强于农业。
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力的乡城流动，经典的刘一费一拉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是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表现为工资收入的差距，但是该模型却没有进一步探讨引起工农业工资收入差距的原因，即没有探讨引起劳动力流动的深层原因。而乔根森(1961)认为，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不在于生产率的增加，而在于消费结构的必然变化，是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因为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是有生理限度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可以说是无止境的。当农产品生产满足人口需求时，农业的发展就会失去需求拉动，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就转向需求旺盛的工业部门。托达罗(1969)发展了发展中国家产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理论，他认为劳动力的流动取决于预期收入的差异。
利利安(1982)的部门转移理论认为，产品市场上消费需求的变动会引起劳动力需求的波动，会引起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差异，进而促使劳动力在部门之间转移。劳动力会从衰退部门向扩张部门转移，在此过程中会引起失业率的变动，并且构造了利利安指数来反映由于劳动力部门流动而引起失业率的变化。
我国也会出现消费变动和产业兴衰转化,其中也必然引起劳动力流动。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有深刻影响的劳动力流动大致有:一是劳动力乡城流动,二是以城镇下岗失业形式出现的城镇劳动力流动,这两次大规模流动给我国带来了就业压力,但由于出现的背景、时间不同,所以表现为不同形态。
1.劳动力的乡城流动。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逐渐降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下降,而工业服务业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这些部门开始创造比农业更多的社会财富,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也逐步流向创造更多财富的工业服务业。城镇工业服务业迅速发展,劳动需求不断增加,不少农村劳动力在城镇中找到工作,由于示范效应,大量农村劳动力便涌入城镇。同时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进入,推动了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建设,进而加快了劳动力流动。总体上,由于产业兴衰转化致使劳动力乡城流动,这种流动冲击着传统户籍、就业等制度,这些制度不得不改革,而这些制度的松动又进一步推动了劳动力流动。如此使得我国出现大规模的劳动力乡城流动。需要指出的是,在欧美国家均出现过这种乡城流动,这种农业向工业的流动并非我国的特有现象,只是由于国家制度的不同,人口、经济背景的差异,在各国表现特点也不同。在我国,由于需求变动引起农业衰退工业兴起是劳动力流动的深层原因,这是和其他国家的共同点。但相关制度改革所引起的流动“势能”的释放,以及我国人口数量巨大,导致大规模的劳动力乡城流动,则是我国独有的特点。
2.下岗失业形态的城镇劳动力流动。乡城流动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力流动,而我国出现的城镇下岗现象则是一种“非典型”的劳动力流动。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在事实上已经离开了原有工作岗位,但并没有退出劳动力市场。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调查显示,下岗职工的平均年龄为39 岁,且35岁以上的占到72.5%,其中,35-45岁占49.3%。可见这些下岗人员多数正处于工作的最佳年龄,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不大,据估计,累计下岗职工中,有大约2/3得以再就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意味着这些劳动力从原有工作岗位流向了新的工作岗位,这无疑可以视为一种劳动力流动。它与乡城流动的区别在于,它没有表现为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流动,而是主要表现为在城镇中企业、职业、行业产业之间的流动。并且下岗人员从原有单位退出后,大多数没有马上在新的岗位就业,而是处于等待、观望之中,再就业的时滞性多少会影响人们对这种劳动力流动的判断,但并不影响把它作为一种劳动力流动形态。
劳动力市场歧视可定义为：在劳动市场上对劳动者与生产效率无关的个人特征的评价。
由于劳动力市场上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雇主无法获得外来劳动者有效信息或信息搜寻成本较高。这样，当雇主难以根据外来劳动者的有效信息做出具体判断和评价，但又必须与其发生经济往来和做出决策时，便可能自发通过各种歧视性手段来增加外来劳动者的流动成本，从而起到甄别劳动者、降低决策风险的作用。在这里，歧视并不仅像通常所认为的是一种不合理的偏见，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在无法获得完全有效信息时的信息甄别机制。
假定某城市制定一项针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规定外来劳动者必须拥有n项证件，并交纳一定数额的证件工本费及管理费用，否则将禁止在当地工作、租房等。外来劳动力将为此付出不低的货币费用和心理成本，流入劳动力减少；在降低外来劳动力流人人数、增加外来劳动力的流入成本的同时，该歧视性政策完成了对外来劳动者的优劣的甄别。
这里隐含着如下价值判断：生产能力和道德水平较高的优的外来劳动力，愿意留在城市并付出因歧视性政策增加的较高的额外流动成本的可能性比较劣的劳动力大。因为劣的外来劳动力期望收入低于优的劳动力，且其收入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接受额外流动成本难以从相应的收益中获得完全补偿，将不会选择接受歧视性政策。据此，雇主可以在无法获得具体劳动者有效信息的情况下，对劳动者进行甄别，做出相应决策，如雇主不雇用没有规定证件的劳动者，房东不将房子租给没有规定证件的外来人口等。因此，信息不对称将强化企业、政府等相关经济主体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同时，必须指出，歧视作为甄别机制落实到某个具体劳动者身上时很可能是不公正的和错误的。
从劳动力就业的去向来看，第三产业比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受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更大，在第三产业内部，适应低素质劳动者就业的家庭服务业存在着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为这种服务关系到人们生活的安全与质量，因此雇主和雇员之间既要互相识别对方的逆向选择，又要互相提防对方的道德风险。而这一领域正是我国今后吸纳劳动力就业，尤其是下岗工人再就业最有潜力的空间。
由于劳动力市场上企业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市场要求一种信号来帮助信息缺乏的一方进行识别。对于企业来说，应聘者的受教育水平起着筛选和指示的作用。一个有大学文凭的人向企业提供一种能够证明其有能力的信号。正是凭着“文凭”这个信号，企业会按一般水平所做的决策来取舍雇员，并决定其应得的报酬。特别是在雇员的生产率难以计量的那些经济部门，文凭就显得更为重要。可见，人们选择接受教育很可能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和生产技能，而是为了将自己与低能力者区分开来，使潜在的雇主相信他们能创造较高的生产效率，应拿较高的工资于是，学历和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上就成为求职者标识自己，雇主选择职员的主要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在这种状况下，一方面求职者为了谋求一份好工作必然会不断地追求高学历，另一方面雇主为了求得高能职员，其目光也自然不断地向高学历看齐，也就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唯文凭主义”、“学历社会” 也就导致我国近年来劳动人才市场上文凭、证书泛滥，甚至假文凭、证书充斥市场的现象。很显然，这一现象直接损害了雇主的利益。
目前，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法规制度还不是非常完善，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信息不对称使劳动合同管理中求职者受损的现象比比皆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试用期陷阱。
目前，由于我国的就业市场供过于求，下岗失业人员逐年增加，待业大学生开始出现，不少用人单位利用这种市场背景来骗取廉价的劳动力，提出试用期，试用后才愿意和求职者签定正式劳动合同。结果是试用期内求职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试用期一到马上和求职者解除劳动关系。由于我国现行的法律尚未就这一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一旦发生纠纷，很难处理。
第二，签订不规范的劳动合同。
有些人由于求职心切，在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往往不注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虽然劳动部门有固定的劳动合同文本，但各用人单位的具体情况会有所不同，这样一部分用人单位会趁机伤害求职者的利益，比如：加班不给加班工资、工作时间太长、故意拖欠职工工资及各种保险等等。这些都是劳资双方由于对信息的掌握或利用不对称而引起的劳动管理问题。
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成功经验中，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1)在经济起飞之前的资本积累阶段，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暴力方式迫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主要靠工业的高速发展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主要靠第三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发达国家用了大约40—100年的时间保持工业快速增长，使人均GDP由200—500美元增加到1000—2000美元，从而使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由50％ 一60％下降到15％-25％的水平。可以说，工业化的速度有多快，规模有多大，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就有多快，规模就有多大。而在工业化的中后期，第三产业必然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必将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例如，英国建立农工综合体，就是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例如食品加工工业等。这些工业使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变为非农业劳动力 6]。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农业的前导和后续部门，实际上促进了农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流动。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都在50％以上．有的高达60％ 一70％ ，第三产业中有相当多的就业人口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
(2)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保证 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还是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是以发展内向型经济为主，还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这些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有重要影响。日本在工业化早期重视节约资本的创新，英国在工业化后期发展农工综合体，都是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适应吸收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要。同样，韩国和台湾也在20世纪60—70年代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美国则针对本国劳动力短缺的特点，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可见，要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必须有切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
(3)劳动力素质的优化是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的一个重要条件。日本从明治时代开始，就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日本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由于获得了政府的大量拨款而得到了迅速发展。二战后，日本政府对教育事业倾注了更大的努力。70年代中期，日本已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教育事业的发展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的加大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这使日本农村劳动力对于非农就业机会具有良好的适应性，这也是日本战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迅速转移的内在条件。同样，美、英等发达国家也非常重视劳动力素质在劳动力转移中的重要作用。
(4)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需要与国情相适应的土地政策。农村劳动力和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意味着农业生产要素要重新组合，土地要素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伴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土地主要经历以下两种类型的调整：其一，土地集中。例如在美国，不仅农户经营规模逐渐变大，还出现了大农场。其二，土地集中不明显。例如在日本，虽然战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但土地的集中程度却相对低于欧美国家，农业兼业化普遍，秉承着小农经营的传统。这说明，一国或地区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要遵循本国国情或地区区情；各国和地区政府要制定符合本地资源禀赋状况的政策。在全社会总劳动力中，如果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的比重占10％左右，是一个国家基本上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标志。完成这个过程，英国大致用了300年，法国用了120年，加拿大、美国、日本用了100年左右。综合我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增长情况和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前景，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将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成功的国际经验，为我们进一步选择适合我国实际的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有利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