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特林假说(Easterlin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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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特林假说或称“人群规模”假说认为，当某一个年份出生的人群规模是以这个年份所处的段时期内的人口自然出生率来估计时，这个人群所拥有的经济和社会财富的多少同人群规模的大小成反比〔伊斯特林，1980年):出生率高同经济社会后果之间的反向联系产生于一种机制，可称之为“拥挤机制”，它在三种主要的社会结构——家庭、学校和劳动市场中发挥作用。从经验上看，这个假说的最重要的运用是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年青的成年人的经历变化。当然，也有一些证据说明这个假说同这个时期发达国家的经历有更普遍的关系。这个假说使人们认识到，美国在目前和将来存在自发波动的可能性，波动的周期大概是40-50年。
在家庭中的拥挤效应最好可以理解为，出生率的持续上升可能会引起家庭平均子女的增加，较高的平均生育次数和较短的平均生育间隔，而在心理学、社会学，特别是近年来在经济学中，部有把儿童的成长同这些量中的一个或不止一个相联系起来的基本学说(贝尔曼（Behrman）等，1980年;厄恩斯特(Ernst)和安格斯特(Angst),1983年;希尔(Heer), 1985年;雷(Wray),1371年)。一般地，负效应同更多的子女、更短的生育间隔和更多的生育次数相联系。人们已经就诸如精神和身体健康、智力、教育成就、人品等一系列各种各样的现象考察了这种效应。例如，就精神健康来说，有证据表明，像争斗、违规犯法等不良行为是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而增加的。人们也发现了，家庭规模的扩大和生育间隔的缩短对儿童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不利的影响。很多研究也发现了，智商和子女数量之间有反向的联系:同时，在控制智商方面，教育成就和家庭规模两者也是相矛盾的。
隐藏在这些问题中的一个机制，也许是最普遍的一个机制，就是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分摊到每个孩子身上的父母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家庭的经济资源减少了，虽然在这其中父母的偏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生育间隔不变时，排行在后的孩子可能比排行在前的孩子得到父母的关心更少，同时也由于家庭对他的经济资源投入更少而吃亏。而当家庭的规模不变时，生育间隔的缩短就会导致孩子对父毋的时间和收入的需求更集中，于是父母可分摊在每个孩子身上的时间和收入也就相应地减少了。人类生态学也研究家庭拥挤的不良影响，例奴以人均占有房间数来衡最家庭的拥挤，这种研究毫无疑问是同上述关系有联系的，但迄今为止，人们还很少探讨这种研究同人群规模假说之间的联系。
上面所讨论的家庭机制也暗示着，一般说来，较大的人群在学校中所取得的成绩较小:举例说，如果平均的智商较低和在教室里捣乱的可能性较大，这将使教育的成就更小。但是，即使在家庭中不存在任何不良的效应，一个大的人群在学校教育中也会出现拥挤现象，也会对一般的教育情况做出不良的反应。在任何时候，组成学校系统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存量都是趋向固定的，或者只以一个相当稳定的速度增长，这样，新生大量涌入学校，就会导致每个学生所拥有的物质设备和教师的减少。学校里的拥挤也会降低一个学生在学业和课外话动中都取得成功(例如组织一个体育队或在学校戏中当主角)的可能性。的确，如果扩大教育的计划同对大人群入学的预侧是完全吻合的，那么，这种拥挤效应大部分有可能避免。然而在美国，学校计划是由为数众多的地方政府和私人机构分开做出的，教育扩大往往是对大人群入学做出的反应，而不是预期的结果。并且，即使是教育扩大了，通常也不能保持原来的教学标准，原因之一是可用于扩大教育的合格师资减少了。有人就已经把在60年代两年制社区大学的激增，视为仅是减缓激增的人群规模对4年制大学和劳动市场影响的措施。
于是，假使其他情况不变，由大的人群规模造成的学校系统中的拥挤，往往会降低学校教育成绩的数量和质量。从心理上看，同学业及课外活动成绩的减少相联系，这也可能增加学生的挫折和降低自我设计力。这种情况又会使由家庭中的拥挤造成的类似情况得到加强。
在大的人群达到成年的时候，他们先前在家庭和在学校中的那种社会经历，又会进一步使他们没有为在劳动市场上获得成功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即使没有先前的影响，一个很大数额的年青的和相对地缺乏经验的工人进入劳动市场，也会引起一系列新的拥挤现象，因为同劳动相搭配的要素投入可能与年青的劳动力不相称。物质资本的添置往往由其他方面的考虑决定，而不是考虑年青工人供给的相对增加，而年纪大的、有经验的工人的增加，又主要是由先前的人口状况决定的。结果，年青工人供给的相对增加就造成他们的相对工资率、就业条件和晋升性流动等方面的恶化。劳动市场拥挤的不良影响，又将进一步加强在学校和家庭中的拥挤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例如，年青人相对工资率的下降就会使他们更少地重返学校接受教育，也必然会对学校的退学率和大学的入学率产生不良影响(弗里曼，1976年)。同时，在寻找一份好工作时所遇到的问题会加重能力欠缺和挫折的心清，这种心情先前在家庭和在学校的经历中就已经产生了。
在某些情况下，就像每个孩子所分得的父母的时间一样，大的人群的不良影响是绝对恶化的，而在其他情况下，例如实际工资或在校教育年数，长期趋势是上升的，但是上升率下降了。不管是哪种情况，如果一个大的人群是先前一个小的人群的后继，那么，在一个时点上就某个特征对两个人群做横向比较就会发现，大的人群的情况相对恶化了。例如，在劳动人口中，对于所有的年龄组来说，实际工资会随着时间而增加;但是在年青工人比老工人相对充足的时期，与年青工人比老工人相对稀缺的时期相比，年青成年人的工资率与年纪大的相比会较低。
对年青的和年纪大的成年入所做的比较，大部分正可以换成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比较。因此，在某个时点上，后代的相对地位可以随着相对的人群规模的波动而全面地发生变化。于是，正像社会化理论使人们相信的那样，如果父母的生活水平在形成他们孩子的物质愿望中起厂重要的作用，那么，孩子的工资率相对于父母而言下降的加剧，将使孩子们觉得他们相对地被剥夺了，并且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来维持他们的工资率。相对地位对人们的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影响，已经在很多社会科学理论中得到广泛的认识。
从行为和心理状态方面看，适应机制也可能起作用。例如，内心冲突理论认为，当一个人群的行为同他们的行为规范发生冲突时，他们将重新界定他们的行为目标和改变他们的心理状态，使违逆的行为合理化。因此，年青的成年人起初可能有这样的观点，认为学龄前儿童的妈妈应在家养育孩子，而不是去找工作;但是当经济压力增加，迫使她们把养育孩子同参加工作结合在一块时，她们的态度就会改变，赞成这种做法，并且支持出现这种观点，即认为妈妈参加工作对学龄前儿童没有不良影响。
社会机构也可能会调整适应大的人群规模所造成的压力。已经有人提出，要对人群规模的剧烈增大做出反应，学校系统可能会这样做。厂商和非赢利组织的雇用和提升职工的管理规章经常是同年龄联系起来的，而人群规模的急剧增大可能会迫使这些规章放松。在家庭里，年纪大的孩子可能会帮助照顾年纪小的孩子，从而替代了父母对孩子的时间投入。
尽管有适应机制，同大的人群规模相联系的压力和紧张，可能要伴随着这个人群一生的全过程。在生命周期中的所有阶段，他们都由于供给过度而在劳动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大的人群所固有的挫折和失望，将继续使他们相对地不愉快和易于产生不良行为。当这个人群达到退休年龄时，由于他们的规模过大，就会使得他们从公共退休金中得到的返还报酬相对地缩小。
当然，一个人群的贫富还依赖于人群规模以外的很多因素。一个人群在劳动市场上的情况，除了依赖劳动力供给之外，还依赖劳动需求的条件。再者，劳动力供应本身除了依赖先前的出生率之外，还依赖于移民和劳功力参与率这些外生因素的变化(当然，后者也可能反映了内生因素的影响)。此外，政府的政策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自由市场力量对不同年龄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