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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政治学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与延伸，它认为“政治过程和经济领域一样都存在交易行为，可以在交易框架中分析政治问题”。借助交易成本“这把钥匙”打开政治过程的“黑箱”，并检验其内部机制的实际运转情况。
作为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选择理论和交易成本政治学存在着共识，但是，兴起于公共选择理论之后的交易成本政治学“大大地增进了对于政治领域的交易及制度的理解，弥补了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理性选择理论的不足”。
1、秉承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概念
公共选择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中以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政治问题最重要的流派之一。但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是经济学的。与经济学一样，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
作为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前沿领域，交易成本政治学在沿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和概念的同时，直接应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逻辑来研究政治问题。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基本分析单位是交易，“交易”概念最早由康芒斯提出。
2、认可政治市场和政治交易的存在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两者都代表着由两个以上的个人进行的合作。因此，在经济市场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政治市场。政治市场是指人们参与政治活动时，与其他政治个体和政治组织发生关系的场所。政治市场中的参与者与经济市场中的参与者一样，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人们在进行政治活动时，也是以个人的成本一收益计算为基础的，没有理由认为公民在投票箱跟前的行为和作为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行为有本质区别。所以，在现代社会中，政治制度就像市场制度，政府就是企业，政治家就是企业家，选民就是消费者，选举制度就是交换制度，选票就是货币，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就是消费品。因此，完全可以用经济市场的逻辑来分析政治市场的活动。
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创始人诺斯在《政治交易成本理论》中，就直接运用了政治市场的概念，并利用选民和立法者之间的关系模拟了政治市场中交易行为，刻画了政治市场“不完全信息、主观模型和高昂的交易成本”的特征，提出了政治交易成本的概念。迪克西特进而指出，政治交易成本的存在是交易成本政治学成立的前提，政治交易成本是导致政治问题复杂化的原因所在。
3、重视制度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
勒帕日认为，公共选择理论最富有创造性的贡献之一，是对政府失灵提出了一系列合理的解释。人们可以把这些解释概括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西方民主政体是一种“过时的”政治技术的俘虏，该政治技术的逻辑使得现代国家的增长和发展只有利于特权公民阶层，即官僚阶层。这使“现代社会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即国家权力总是要求更大的国家权力”。
交易成本政治学同样强调制度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交易成本政治学认为，由于“政治市场更倾向于无效率”，政治市场的交易成本高于经济领域，而且，政治交易存在着复杂程度上的不均衡，有些交易因时间和空间的跨度进一步提高了政治交易成本。“
4、都具有内在的契约主义倾向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是一种以集体决策的形式实现个体目标的手段，是个体间为维护和促进各自利益而自愿签约的过程，因而国家是作为一种社会契约的产物而出现的，但是这种契约是一种可以不断调整和改变“约定”的过程，并始终以促进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基准。
交易成本政治学也内涵着契约主义的倾向。交易成本政治学将政治交易置于政治合同的角度交易考察。
1、交易成本认知上的差异
公共选择理论并没有认识到政治交易存在成本，或者说是它故意忽视了政治交易成本。
2、政策制定理论上的差异
在政策制定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控制整个政策程序的宪法与该宪法框架内个别政策制定之间的区别”，认为“任何特殊政策制定活动的结果都是由政策程序在制定的宪法规则中运行所决定的”。
交易成本政治学认为，体现政策制定规则的宪法是一种不完全合同，不可能对任何环境下所要遵循的每个程序和细节进行详细的说明。
3、制度理解上的差异
公共选择理论主张制度主要是宪法规则和在宪法规则下制定的规则，这些规则是为了解决政治和经济互动所形成的缺陷，其实质是在权力给定的条件下基于理性个人计算的同意。
由于深受博弈论的影响，交易成本政治学认为制度是重复博弈均衡的产物建的政治制度或组织，政治交易成本就是由这些政治制度和组织决定的。
4、理性选择分析上的差异
作为将经济学方法应用到政治学研究的公共选择理论，在分析政治问题时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上的理性选择分析。理性选择分析假设，无论政治家、利益集团还是选民，所有政治过程的参与者都是理性的，他们在利益不一致的前提下，运用可以支配的各种资源，努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交易成本政治学认为个人在参与政治活动时也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人们不是为了追求真善美而参与政治，在政治过程中个人的行为也以成本-收益分析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