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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这一设想是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上提出的。设想中，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是一个由人口超过15亿的大市场构成的三国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内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将被取消，商品等物资流动更加顺畅，区内厂商往往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得更大市场和收益，消费者则可获得价格更低的商品，中日韩三国的整体经济福利都会有所增加。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这一设想于2002年首次被提出，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首先同意开展相关民间研究。在之后的约7年时间里，中日韩三国研究机构对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进行了大量分析研究，并初步得出积极结论。
中日韩民间研究小组通过各自独立的模型测算，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即如果提升中日韩贸易自由化程度，中日韩经济增速都可进一步提高，其中韩国受益最为明显。中日韩任何两国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收益都小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效果。此外，对中日韩企业的问卷调查也获得正面反馈。
有专家认为，具体就中日韩三国的情况而言，中日韩从宏观经济联系和微观企业往来层面都具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初步条件。有关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探讨和互动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离最终成型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期间，充分论证和务实推进的态度很关键。
中日韩均为亚洲重要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占亚洲的约七成。在过去10 年间，中日两国贸易和中韩两国贸易的结构逐渐趋同。在中日两国贸易方面，中国对日本的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的出口比重明显增加，其中很大比例是加工贸易方式，大部分为日本在华企业产品出口，属产业内和公司内贸易。而韩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也逐步从初级产品转变为工业半成品或制成品，产业内贸易也日益普遍。
中日韩产业优势的不同带来自由贸易区成立的基础。相对发达的日本和韩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竞争优势明显，而中国的竞争优势目前仍主要集中于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品上。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日韩经济结构的调整，这种条件是否能够延续，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日韩的不利因素有哪些，如何通过制度设立将成本降至最低，都需要深入思考。
中、日、韩三国在经贸方面有着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并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的区域经济合作的比重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迅速提高，在全世界都在形成自己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东亚国家作为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区域性贸易合作组织。而中、日、韩三国更是东亚国家的经济支柱，因此由中、日、韩三国参与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是可行的并且是必然的。
(一) 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存在着排他性
区域贸易协定在缔约国之间实行优惠待遇的同时，其成员国对区外贸易伙伴仍保留各自原有的贸易壁垒，而非区域贸易的成员不仅不能够享受成员国的待遇，反而会受到排他性的歧视。为了减弱和抵消区域贸易协定的排他性，就迫使各国互相竞争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区域贸易安排。因此对于没有形成区域经济的东亚国家来说在世界贸易中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地位，而世界另两个区域经济合作体，欧盟( EU) 和北美自由贸易组织(NAFTA) 正在积极扩张势力，使得东亚经济一体化更为迫切。
加快推进东亚地区特别是中、日、韩经济一体化进程势在必行，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则是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长期以来东亚在世界上贸易活动迅速增长，在东亚地区的贸易活动中，区域内部贸易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随着东亚各国和地区间经贸关系的加深，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合作也逐步加强。中国与东盟达成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并且出台了早期收获计划； 日本不仅与新加坡签署了建立紧密经济协作协定，并且与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另外，中、日、韩与东盟“10 + 3”会议，已经成为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力量，中、日、韩三国已经形成了贸易部长对话与协商机制，三国政府首脑也确立了“10 + 3”会议期间的定期会议机制。自由贸易区有助于节约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降低市场风险，减少贸易磨擦，以制度化方式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规则，处理贸易冲突和争端解决机制。这远比依靠自发性的市场驱动模式更有利于促进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因此，中、日、韩三国应该实行自由贸易的成功经验，加强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研究，依靠三国政府间的制度性安排，在实现区域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使中、日、韩三国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不断加强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抵御和化解全球范围内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冲击，进一步增强三国经济的国际竞争。
(三) 减少交易成本
在自由贸易情况下，资源配置被认为是最优的，任何一项交易的达成必须使得有关各方都能满意，如果没有一个事先商定好的交易办法，所有的交易都难以达成。为了确定交易方法，或称为规则、制度，就必须耗费制定规则的交易成本、因此，交易成本是无法消除的。但通过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可以减少这一区域内为制定贸易规则而耗费的各种会晤、谈判等交易成本，还能使各个经济体的互信度提高，减少因违约而造成的交易成本；
(四) 防范金融危机
1997年的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使得东南亚，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的经济遭到巨大的打击，通过危机东亚各国认识到，只有加强自身的合作才能应对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比如，日本对东亚经济联合的态度在危机后就发生了根本变化，积极主张设立亚洲货币基金以防范危机。现在中、日、韩三国之间已经就建立货币交换机制达成共识。中国已与日本、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货币进行了交换。一旦其中某一国家遭到国际对冲基金冲击而外汇储备不足时，参加货币交换的各国就把交换的一定数额的货币兑换成美元来支援该国。这样就极大地增强了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而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金融危机。
(五) 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促进经贸关系发展
正如前文所述，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日、韩三国经贸关系的发展非常迅速，相互间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三国间经贸关系发展的潜力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尚有许多影响三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没有得到有效消除。目前，中、日、韩之间还存在着较高的贸易壁垒，三国相互间取消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将为三国贸易关系的发展注人巨大的动力。另外，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并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确立贸易争端协调与解决机制，迅速、合理地处理相互间的贸易争端，对推动中、日、韩经贸关系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六) 通过经济的合作建立友好的国际关系
通过自由贸易区域的建立，可以进一步促进各国的经贸关系，而贸易的合作也必将对国际关系产生有效的促进作用。因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将使国与国在经济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使各国在政治上更加接近，也更容易和平相处。显然这样的战略格局对于和平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从诸多方面来看，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合作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及比较优势，三国的经济发展代表了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3个阶段，即日本代表具有先进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韩国代表具有一定先进生产技术和研发经验的中等发达国家； 中国代表转型时期的刚刚步入工业化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三国在各方面的互补性和比较优势，以及有着良好的合作体制，为自由贸易提供了基础。
(一) 中、日、韩三国资源、产业结构互补性强
1.劳动力资源。从劳动力资源来看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并且由于中国正处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起步较晚，劳动力成本较低。韩国的劳动力资源也相对比较充足，短期内还不会出现劳动力的短缺问题。但在某些部门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的结构性缺乏，主要体现在一些低层次的劳务工作需要外籍劳动，和对高科技、管理人才的需求。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正是依靠充足、结构合理的青壮年劳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增加，但与此相矛盾的是日本老龄化问题十分严重。劳动力的不足将成为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富裕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恰恰可以弥补日本和韩国由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生产量和出口量很大，以及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资源不足和劳动力成本高。
2.自然资源。在自然资源方面，中国地大物博,农业资源和矿物资源十分丰富，石油、煤炭等多种资源含量居世界首位。韩国自然资源匮乏，除无烟石、重晶石、石灰石、锌等矿产资源外，其余的燃料和工业原料均依赖进口。日本同韩国一样资源匮乏,对能源的依赖程度非常高。目前看来，中国可以替代其他国家成为日、韩的主要原料供给国。从长远的角度看，如果日、韩两国加大对中国能源开发和原料开采等相关基础产业的投资，将为三国在资源上的互补和协调发展创造出更广阔的前景。
3.知识技术。中国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方面有着自己的优势，但是在知识技术资源上，中国知识技术资源十分匮乏，日、韩则强于中国，中国知识创新能力与韩、日相比也十分低下，尤其是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与韩、日相比差距甚大。韩国在网络化教育、CDMA技术以及IT (信息)，BT (生物)，NT (纳米)，ET (环境) 和CT (文化) 等技术领域具有相当的比较优势；日本则在高科技、知识产业化及国际资源利用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三国资源禀赋的互不相同，形成了在不同资源上的互补，但只有三国间通过进出口贸易和产业分工获得比较利益，进而发展成为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才能将潜在的互补优势正在向现实的经济合作优势转变，达到利益最大化。
4.产业结构。中国是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发达。当前的产业结构是第一产业远大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处于第三。日本是工业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国家，资本密集型和高新技术产业发达，其第三产业的比重最高，而第一产业最低。韩国时接近日本的新兴工业国家，技术密集型产业和IT产业发达,现在以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为主。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给各国之间带来了很大的相互需求，容易在产业部门之间形成国际分工。产业结构的互补不可避免的包含了垂直分工的因素在内，但各国的优势比较明显，自由贸易不仅可以充分发挥本国的优势,而且也将带动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移。
然而随着各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特别是中国近年来的迅速崛起，中、日、韩三国在各方面都逐渐趋同。而发展模式也都大同小异，既以出口为导向,以制造业为中心，辅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拉动经济增长的所谓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然而,由于全球性的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20 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一次性能源的产量一直大于消费,一些重要的原材料产量呈下降趋势，钢铁、汽车、半导体等生产能力严重闲置，开工率在60%以下，轻纺产品生产也普遍过剩。在这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加快东亚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已成为必然趋势。而这种趋势客观上要求3国间应统筹兼顾，在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框架，进行有序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分工。
(二) 具有合作的共同体制和机制基础
虽然中、日、韩三国在社会基本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存在重大的差别，但在这种差别的背后还存在基本的制度共性，即市场经济制度。日本和韩国都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是加入WTO 早的国家。中国虽然市场起步较晚，但是经过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初步完善阶段。应该说这是中、日、韩三国的最大共性，有了市场这一制度共性，在日益全球化的市场中，特别是在地缘结构中存在明显相关性的中、日、韩三国就有了共同的利益取向和共同的行为准则。而中国2001年加入WTO更意味着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和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为世界和中、日、韩三国的经贸合作创造无限的商机，并且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创造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合作领域。中国己经按照WTO规则要求积极调整有关经济法规政策，即原来的贸易政策和法规向国际接轨，使外商投资与贸易及其生产经营更有利于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进行，中国做出的市场开放承诺使市场准入程度有大幅度扩大，扩宽了投资与贸易领域；关税壁垒及非关税壁垒的大幅度取消降低外商投资成本和贸易成本，而这一切对离中国最近的日本和韩国来说，对中国的投资与贸易提供更加良好的条件与机遇。
2007年3月，中日韩三国成立联合研究委员会，负责探讨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并开始进行三边投资协定谈判。
2009年10月，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举行，中日韩领导人达成尽快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政府·企业·学界联合研究的共识。同年10月，中日韩在泰国举行的第六次中日韩商务部部长会议发表联合声明，提出中日韩将于2010年上半年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政府·企业·学界联合研究。
2010年5月30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政府·企业·学界联合研究第一轮会议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中日韩领导人表示将努力在2012年前完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政府·企业·学界联合研究。
2011年11月19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韩国总统李明博就中日韩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三国领导人在会谈中取得共识，要在2011年12月底完成各国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研究，从而尽快启动对此协议的正式谈判。
2012年8月21日，为落实5月份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关于今年年内启动三国自贸区谈判的共识，中日韩三国代表团在青岛举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第二次磋商会议，做好启动谈判的准备工作。
根据2012年5月13日三国领导人在北京举行的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中的共识，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枝野幸男、韩国外交通商部通商交涉本部长朴泰镐，于2012年11月20日在柬埔寨金边第21届东盟及其系列峰会期间会晤，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2013年3月中日韩自贸区第一轮谈判在韩国首尔举行。
2013年7月在中国上海举行第二轮谈判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