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假设（Hypothesis of Political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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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是人类对于自身本质的第一个认识。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和古代中国的思想家荀子几乎同时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此后两千多年，“政治人”成为人性假设中最主要的内容，在日常社会交往中，政治活动也就成了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亚里士多德当时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人类为何一定要过这种“城邦”(今天欧洲语言中的“政治”[polifies]一词就是古希腊“城邦”[poHs]一词的衍化)的演化。他提到，相互依存的两个生物必须结合，其种类才能得到延续。对于人类，这种结合的形式就是家庭，在家庭的基础上，由若干个家庭联合组成村庄，再由若干个村庄联合组成城邦。这时，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如此看来，城邦的形成是由于人类生活的自然发展，其存在的理由是为了使人类过上“优良的生活”。也就是说，“城邦”是自然的产物，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体现了自然的本性。亚里士多德写道：“由此可以明白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 这里的后一句话，按其本义，也可译为：“人类在其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这就是后人广泛引用的亚里士多德那句名言— — “人是政治的动物”的蓝本。接着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探讨：作为动物，人类为什么能比蜂类或其它群居动物所结合的团体达到更高的政治组织呢?答案就在于人类有语言和理性。有了理性，人类就可以辨认善和恶、正义和不正义以及其它类似的观念；有了语言，人类就可以把这种理性的认识相互传达；有了语言和理性，人类就可以形成思想上的共识，进而结成政治上的共同体——“城邦”。
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以人对自己的认识为思想前提的。关于人性的认识则是人对自己的认识的核心内容。在关于人性的认识中，“经济人”假设、“政治人”假设和“文化人”假设是几个最为基本的认识。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按其发展的侧重点可以逻辑地依次分为经济发展史、政治发展史和文化发展史，其中政治发展史(或称政治文明建设史)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中间阶段，成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中介。相应的，“政治人”假设则是政治发展、政治文明建设的必要的人性基础。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对“政治人”假设这一政治发展、政治文明的人性基础进行深人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政治人”假设最早是由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这个假设通常的表达是：“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人”的假设是在分析古希腊城邦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时做出来的。他首先注意到当时人们生存的一个基本事实；凡人都生活于城邦之中。他说：凡脱离城邦的人，“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那么，人为什么要过这样的城邦生活呢?他作了一个简单的还原分析：两个生物必须结合，其种类才能得以延续，对于人类来讲，这种结合的形式就是家庭。若干个家庭就组成了村坊，再由若干个村坊就组成了城邦。因此，“城邦”是自然的产物。在总结城邦生成的这一自然过程时，亚里士多德说到：“由此可以明白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由于“政治”(Politis)就是由“城邦”(Polis)一词衍化而来的，“人类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这个假设也就可以解读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政治人”假设除了字面上告诉我们的信息外，它内在的丰富内涵是什么?它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协调发展有何重要价值呢?
根据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政治人”假设的各种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人”假设以下三方面的丰富内涵。
1．人是具有合群性、群居性、社会性的动物。
人是具有合群性、群居性、社会性的动物，这是“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政治人”假设的最基本的含义。“人是政治动物”的含义首先在于表达：“像某些种类的动物一样，人在任何地方都聚合为大于家庭的群体，甚至当他们并不需要相互帮助的时候也力求群聚”在这里，“政治性”就等于“群居性”、“合群性”、“社会性”。马克思在谈到亚里士多德这个假设时，也明确指出了“政治人”假设的社会性含义，他说：“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他在另一个地方还说到：“人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2．人是具有利益协调能力，即“政治能力”的动物。
仅仅看到“政治人”假设表达的人的合群性、群居性、社会性的人性特征是不够的。深入发掘“政治人”假设的内涵，我们就会看到“政治人”假设对人的利益协调能力即政治能力的肯定。这是亚里士多德在把人类的合群性与其它动物做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人与任何蜂群和兽群相比更大意义上是“政治动物”。因为在动物中只有人有语言和理性，语言和理性可以用来揭示利害，因而也揭示正义和不正义；善与恶。在理性的引导下，在语言的沟通中，人类实现了利益协调。? ”这种理性认识、沟通能力与利益协调能力就是政治能力。因此，人比任何群居动物有着更高级的特性，即利益协调性，也就是狭义的政治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3．人是具有合作精神的动物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人不仅是合群的、群居的社会性动物，也是具有利益协调能力的政治性动物，而且是“最优秀的政治动物” ，”这个最优秀的动物“优秀”在哪里，就在于因人聚合而成的城邦，就在于以合作为本质的城邦关系。亚里士多德反复讲到：以为城邦仅仅由其成员对外在利益的分享而构成的观点是错误的——城邦是这样一种合作关系，它的构成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人们分享某种有关善或正义的生活方式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假定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合作关系，它比其它合作关系具有权威性且包含了它们的特殊目的或目标，这种合作关系即是城邦。因此，他认为，城邦是一种合作关系，是联合体或共同体，亦即共同分享或持有某些东西的一群人。他进一步认为，好公民的基本职能在于维护政治合作关系。(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一再强调城邦(政治)的合作本性，强调城邦(政治)追求至善的价值目标，它构成“政治人”假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把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个“政治人”假设的基本内涵就是：人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具有利益协调能力的，并追求友善合作，追求社会的至善和谐的动物。
将“政治人”假设的丰富内涵与人类政治生活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治人”假设在人类社会政治治理，政治国家的形成及存在，以及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价值。
1．“政治人”假设为人类社会政治治理提供了必要的人性假设。
“政治人”假设首先是一个“人性假设”，即首先是对人的本性、人的本质、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的一种假定说明。这个人性假设与“经济人”假设，“文化人”假设一道构成了人类社会治理的人性基础。对此，有学者认为，正是对人的本性的不同认识，构成了人类社会管理的不同理念和发展阶段。“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人是政治动物’，揭示了人类管理史上的政治人时代；二百多年前，英国学者亚当·斯密认识到‘人是经济的动物’，开启了人类管理史上的‘经济人’时代；今天，在跨人21世纪的时候，人们认识到‘人是文化的动物’，我们进人了人类管理史上的‘文化人’时代”。一部人类管理史也就可以大致划分为“经济管理”时代、“政治管理时代”和“文化管理时代”。 这个认识无疑是极有价值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政治管理”已经退出人类社会管理的历史舞台而进人了历史博物馆。恰恰相反，“政治人”任何时候都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性质，“政治管理”任何时期都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
对比“政治人”、“经济人”和“文化人”三个人性假设，“经济人”假设虽然晚于“政治人”假设提出(这实际上是“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中国人早就知道，“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但是“经济人”的现实却是人与生俱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人的自利性实际上是一切生命体的共性，而不是人之为人的个性。相比之下，“政治人”却真是人从动物中挺立起来，人类社会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首先获得的第一个本性。至于“文化人”的性质则是一种后天逐步获得，并且日新月异发展变化的性质。因此，如果硬要对“政治人”、“经济人”和“文化人”三个性质排一个序的话，从历史的角度，似乎应是从“经济人”到“政治人”再到“文化人”的发展。并且，这三个性质不是历时性地一个取代一个，而是后者包含前者，三者是以各自不同的份量共时共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政治人”假设是人永恒的本性假设，以“政治人”假设为其人性基础的政治管理，则是以“经济管理”为基础，以“文化管理”为牵引的社会管理，并成为人类社会管理的永恒的组成部分。
2．“政治人”假设为政治国家的形成和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
“政治人”假设不仅是一个人性假设，它还是一个“国家起源假设”。亚里士多德本来就是在描述古希腊城邦国家的自然形成时提出“政治人”假设的。“家庭—— 村坊—— 国家”这一国家的“自然生成论”破除了关于国家起源问题上的一切奇谈怪论。首先，国家不是神的意志的体现，不是上帝、上天的安排。国家关系不是人与神的结合，而是人与人的结合。正如<国际歌=}里面唱到的一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其次，国家也不是从来就是强权阶级谋取私利的暴力工具。虽然在人类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国家确实一度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但是，国家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它也不会永远是这样的。因为国家的本质是利益协调，“城邦是一种合作关系”。人们组成国家生活在一起，是为了协调而平息争斗，通过合作增强力量以生活得更美好，而不是为了相互争斗，相互倾轧，相互撕杀。国家蜕变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国家本质的异化，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必然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3．“政治人”假设为政治文明的发展奠定了逻辑前提。
“政治人”假设在作为人性假设、国家起源假设的同时，还是“政治文明假设”。几千年的人类政治活动史，本来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把“政治”与“文明”两个词汇连在一起，形成“政治文明”概念，却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就中国的政治治理实践和政治科学研究来看，对“政治文明”关注的历史似乎更短。与之相对应的是，人们对政治有着太多的灰暗的理解。政治似乎总是与蒙昧、甚至野蛮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野心家、政客们尔虞讹诈、勾心斗角的搏杀中，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漩涡中，人们常常对“政治”望而生畏，退而却步，不到陷入生存危机时，尽量侧身其外。“莫谈国事”是这种状态的最直观的写照。
然而，“政治”的面孔就应该是这样的吗?回答是否定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人”假设内含着“政治文明假设”。他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是政治人，他说“人是最优秀的政治动物”就意味着政治从本质上讲就是合作关系，协调关系。因此，政治从本质上讲并不必然是少数人(或某个特定阶级)谋取利益的私器。它可以，并且必须以最广大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这样的政治追求人们之间，国家之间，以及整个人类的和谐相处。这样的政治就告别了政治生活中的蒙昧、野蛮和黑暗，从而走向了文明。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人”假设中本来就隐藏着政治文明的种子。
企业家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人，究竟有没有政治性，是不是政治主体，以及如何成为政治主体，如何实现其政治主体性，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现实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它不是直接由经济决定的，而是由那些在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这就是说企业家“政治人”假设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么一个特定社会现实决定了的，它当然要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相一致，并把执政党的目标和宗旨的先进性体现出来。
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命题，多次强调“人类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马克思称这一命题“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特征”。这一命题清楚地表明了政治与人类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也揭示了个人对群体的依赖关系。
关于人与政治的关系，托马斯·阿奎那宣称：“人天然是一个社会和政治动物，注定比其他一切动物要过更多的合群生活。”狄德罗更是提出了“政治上的人”的崭新概念。他说：“人从单独或个人的状态，进而到社会状态，于是他订出了许多普遍原则，拥有至高无上主权的统治者，就根据这些原则，由人的手里取得尽可能取得的一切利益，我们已经把这叫做‘政治上的人’。”在这里，狄德罗已经初步揭示了人怎样从自然人到社会人再到政治人的演进过程。
社会生活是由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构成的。从表面上看，经济生活(也可以称为物质生活)似乎是人的第一需要。马克思在批判18世纪流行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观点时指出，那种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的真正状态”的看法是“一种臆想”。他说：“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惟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马克思特别强调，人总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是说，人除了要过经济生活外，还必须过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由于生产劳动，伎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由于社会交往，人与人之间必然要进行思想交流，于是产生了文化生活；也是由于社会交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需要调整，于是产生了政治生活。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心理学家哈罗德·D·拉斯维尔认为，“不管在政治上表现为什么特殊形式，所有政治人格的一个共同特性就是对尊敬所具有的强烈要求。当这样一种动机纵横掉阅的技能相结合，又遇到适宜的环境时，一个活生生的政治家就应运而生。一个充分发展的典型政治人格总是以公共利益为名，在充满公共事物的世界中实现他的命运的。他总是打着集体利益的旗号，把私人动机转移到公共事物上面。”在西方，不乏许多成功的企业家成为政治家的先例，中国也有象征意义上的政治企业家如荣毅仁等。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家作为“政治人”的一般特性，也就是说，由于中国社会的伦理政治化与政治伦理化的文化传统，中国的企业家“天生”就具有“政治人”的特质。
企业家的社会交往与经济行为并不是毫无目的的自在行为，而是目的性十分明确的自觉行为。具体来说，企业家的交往都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或实现某种价值，这就必然要形成一定的利益关系。为了协调这种利益关系，就需要制定一些规则，保障一定的利益要求，约束一定的利益欲望，以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当然，就一个个具体的企业家来说，可能不一定参与制定规则、决策等活动，但必然要接受这些规则和决策的约束或影响。在实际生活中，企业家总是在执行或违抗这些规则。比如，一个工商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可能根本就没有参加什么会议或参与有关规则的制定，但他却在按章登记和纳税，或者他在想办法逃税。他的行为实际上都会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因而他并未逃出政治体系和脱离政治生活。
我国的企业家作为政治主体具有不同于其他政治主体的特殊性。所谓政治主体，就是现实政治关系中的人，他们既支配政治又被政治所支配。只有承认企业家是政治主体，人们才会自觉地、有意识地去为企业家的政治主体性实现创造条件，积极推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企业家的积极性、创造性、自主性、自觉性，使得企业家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达到和谐与统一。
企业家的政治主体性实现是渐进的、曲折的、逐步展开的。当然，企业家的政治主体性地位与企业家的政治主体性实现是两回事。我们不能因为受历史条件限制，一部分企业家或大部分企业家未能发挥政治主体作用而否认他们是政治主体。如果我们将企业家的政治主体性作一逻辑思考，就可以清楚地得出如下结论：企业家的政治主体性是绝对的，是不容忽视的；企业家的政治主体性是相对的，是逐步实现的；企业家的政治主体性实现是有条件的，是要努力争取的。
事实上，政治并不神秘，也并不遥远，政治就在人们身边，是存在于人们中间的、具体而实在的东西。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有一些职工可能要下岗待业，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也是一件事关职工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也是作为“政治人”的企业家不容回避的重大社会问题。
遗憾的是，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政治管理者(官员或统治者)和政治管理工具(国家机关或公共权力)当成政治主体，‘而把真正的政治主体(劳动者或民众)当成客体、当成工具，进而形成对国家、权力和官僚的崇拜。这一趋向导致企业家自身的误解和人们对企业家的错误认识，结果是，企业家一个个都希望成为政治管理者，从而影响了企业的主要目的，导致他们作为企业家身份的错位。
正如密尔所言，“国家的价值，从长远看来，归根结底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若只图在管理技巧方面或者在事务细节实践上所表现的类似的东西方面稍稍较好一些，而竞把全体个人智力的扩展和提高这一基本利益推迟下来；一个国家若只为——即使是为着有益的目的——使人们成为它手中较易驾驭的工具而阻碍他们的发展，那么，它终将看到，小的人不能真正做出大的事；它还将看到，它不惜牺牲一切而求得的机器的完善，由于它为求机器较易使用而宁愿撤去了机器的基本动力，结果将使它一无所用。”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重视企业家作为“政治人”的一般性，也要重视其特殊性，因为每一个企业家个体都有不同于一般人的需求与欲望。而这些需求与欲望的满足44影响到企业家形成与发展。
在我国特定阶段，国企经营者充当着政治管理者的角色，A既具有一般“政治人：’的特性，又具有不同于其他性质的企业色营者的特殊性。其实，“政治人”并不是说国企经营者就是官玉或政治家，而是说作为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他必须具有相当的因治思想素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从全局出发，协调、兼顾国另(社会)、集体(企业)、职工(个人)三者利益和关系。
国有资本具有二重性，既是资金又是资本。作为资金，它多有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基本属性，资金运动的目的也就是市场的目的，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资本。它又具有与私有资本相同的求利性、积累性和扩张性等资本增值的本能冲动，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利润。社会主义市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即努力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契合关系之后，国有资本便把资金的属性和资本的属性这两个方面都继承了下来。这种二重性的对立统一运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外在表现形式，同时也是推动国有资本不断进步、国有企业不断发展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
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在以资本的形式作为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进入市场时，同样必须拥有人格模式的规定性。市场主体的本位主义要求国有资本首先表现为经济人；同时，国有资本的全民性质规定了它在本质上又是“资金”，相应的人格是集体主义。也就是说，国有企业“资金”和“资本”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其人格的二重性。也就是说，国有资本的人格二重性决定和要求它的配置、整合者——国企经营者，同样必须具有二重性人格的特性：“经济人”和“政治人”。“经济人”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自利与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政治入”是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无私奉献、集体主义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新时期，我们对国有企业职能的基本定位是：第一，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工具，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主要涉及三大行业：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第二，作为国有资本参与市场竞争，为国家提供利税。这两种功能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以社会效益为原则，后者以经济效益为原则。为实现这一目标，达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国有企业就不可能像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只在市场竞争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必须在确保自身生存、不断提高竞争力与影响力的同时，充当政府宏观调控的工具。国有企业的这一特殊职能要求国企经营者必须具有上述“政治人”的基本特征。
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他们代表着中国国有企业的形象、中国企业家的形象，参与竞争，扩大贸易，多挣外汇，本身就是对祖国的贡献。代表国家是“政治人”，多挣外汇是“经济人”，同样两个方面缺；不可。企业家的真正使命不应该是财富的占有，而应是财富的积累，是为国家和民族做出成就。
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传统对其经济体制的形成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知道，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文化传统不同，它们选择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类型也不一样。比如，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是多元化和自由放任的，这种社会、文化传统使它选择了有比较弱的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反，几乎所有走上有国家计划，即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道路的国家，其社会、文化传统都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或社会主义思潮。中国经历了两干多年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社会，同样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的社会、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思想又深深扎根于人民心中。就像恩格斯在阐明人民创造历史时指出的“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早就为我们提出过一个社会学假设，即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无疑地，这种社会的文化类型会深深地影响着企业家作为“政治人”的人格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