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约束(Resource Constr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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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约束是指人们的生产经营受到自然资源不足或者过度资源利用而受到限制的现象。
虽然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采掘勘探技术，资源类产品的产量逐年增加，资源自给能力提升迅速，能源、矿产产量均已跃居世界第一，但仍不能满足中国惊人的资源消耗需求。同时，资源的无效率开采和利用，使自然资源浪费严重，加重了资源供需不平衡。
中国的耕地面积已经全线逼近l8亿亩的红线，但是城镇化脚步却在加快，土地需求日益增加，同时，缺水也成为中国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仅正常年份中国的缺水量就已经达到400亿立方米。全国66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问题，其中有136个缺水情况严重。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一些城市已经出现水资源危机。据预测，中国的缺水高峰将出现在2030年，那时候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将为1760立方米，进入联合国有关组织确定的中度缺水型国家的行列。与水土资源相比，供需矛盾表现更为明显的是矿产资源，“拉闸限电”、“能源外交”，资源类产品涨价等社会现象都表明矿产资源供给紧张，作为矿产资源的生产大国，在国内资源开采快速发展时，中国却仍然需要逐年增加矿产资源的进口量，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2009年，中国石油进口量首次超过国内原油产量，对外依存度达到52.1％，2010年提高到了54.8％，铁、铜、铝等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均超过70％。
资源供给紧张的情况下，在资源利用上中国却存在非常严重的浪费现象，这无疑加速了资源约束的到来。具体表现在土地利用粗放、水资源浪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低。
1.土地利用粗放当前，全国都在加快城镇建设，城镇用地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且这一速度缺口在不断拉大，1986—1996年十年间，全国城镇人口增加了59％，同期的城市用地增加106％，1997-2003年，全国城镇非农业人I：1只增加了40％，同期城市用地却增加了156.98％。土地粗放利用的另一个表现为土地的单位产出率低。一般而言，城市土地的经济效益都较高，根源在于通过相关产业的集聚，有效地提高了单位土地产出能力。可是中国大量的土地却没有充分利用，城市的土地单位产出率都偏低。以深圳为例，2004年深圳每平方米产出为1750万元，排在全国城市土地利用的前列，但是却只相当于香港特区的1／8、东京的l／lO。此外，非城市用地利用效率也很低。中国的垦殖率为13.68％，低于印度的49.43％、美国的18.68％、法国的33.16％，而土地的复种指数为157.82％，长江以南复种指数最高为258％，也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同时，中国牧草地、林地的利用粗放，产出率低，现在，牧草地的产草量仅为20世纪50年代的1／2。农村的非农建设用地浪费同样严重，农村宅基地人均182平方米，超过了各省政府规定的标准，并且普遍存在空心村和一户多宅浪费土地的现象。
2.水资源浪费严重一般而言，水资源的利用分为生活用水、农业用水和工业用水，中国在这三个方面使用水资源都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这是中国用水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中国农业目前仍然使用大水漫灌，耗水量达7320立方米／公顷，70％以上的农田没有使用任何措施来节水，中国华北平原的灌溉用水大部分在输送时都渗漏掉，真正灌溉到农田的不到一半，农业用水有效利用率只有30％-40％，与发达国水资源利用差距巨大。中国农业灌溉水的利用系数平均为0.3—0.4，发达国家为0.7—0.8；中国农业渠灌区利用率为20％-40％，而发达国家70％一80％。中国每公斤粮食的耗水量是发达国家的2—3倍。
工业领域，用水技术的落后使得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浪费了大量的宝贵水资源，中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03立方米，美国和日本的万元工业产值用水量却不到lO立方米。而中国工业重复利用水效率仅为55％，比发达国家低将近30个百分点。生活用水，尤其是城市用水浪费现象普遍，中国408个城市自来水的管平均网漏损率达21.5％，仅此一项，就使得中国每年损失水资源将近100亿立方米。大部分城市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只在30％一50％，发达国家的利用水平已经达到75％一85％。
3.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低
目前，中国矿产资源在开采阶段浪费严重，煤炭的回采率只有34％，有色金属矿产平均回采率为53％，石油采收率为31％，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不到20％，远远低于国际水平，在开发过程中，矿产资源消耗量为发达国家的一倍。中国大部分中小型矿产资源采掘业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粗放式的经营模式，中国的非金属矿，中小企业占比达到90％以上，这些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关键是矿主追求利益最大化，最快化，最易化，忽视了相关部门资源开采的规定，采用最简单的方式，只开采最容易的部分，人为地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以煤炭开采为例，矿主往往只是开采中间最“肥”的煤层，14米厚的煤层大约采5米后，就弃掉，再重开一个面，又采五六米。专家测算，20年内，中国至少还将有1180亿吨煤炭资源被浪费掉。
同时，中国在矿产资源利用上，存在3亿吨标准煤的巨大节能空间。因为中国矿产资源的利用效率远远低于国际先进水平。中国单位资源产出效率仅为日本的1／20，美国的1／10，德国的1／6。中国的矿产资源利用效率为33％，低于43％的国际水平。中国万元产值能耗不仅远高于美国、日本、德国这些发达国家，甚至数倍于巴西、墨西哥这类新型发展中国家；而每万元GDP的常用有色金属消耗量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是印度的2.8倍；中国七大行业一石化、电力、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纺织的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燃煤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5％一20％；中国钢材、铜、铝、铅、锌的消耗强度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6倍、3.7倍、2.4倍、2.7倍和2.2倍。
中国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只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El本的10.3％。每立方米水的产出效率，世界平均是37美元，中国只有2美元，而英国是93美元，日本是55美元，德国是51美元。据统计每年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的损失总值约780亿元。总的来说，中国的资源开发利用不注重资源的利用效率，存在巨大的浪费现象，如能大力发展节能技术和提高节能管理水平，将节约大量的资源，遏制资源的过快消耗。
未来中国经济仍然具有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潜力，工业化、城镇化程度的提高与消费结构的升级都会使得未来一段时间内，资源需求将保持较快速度增长，尤其是能源需求，国内外权威机构预测了中国未来能源需求量。
与此相对应的是未来中国资源供给后劲不足，资源供给形势严峻，因为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自然资源已被大量消耗。目前，中国耕地面积18.26亿亩，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到1.38亩，仅为世界水平的40％；地面淡水长期污染严重，水资源更多来自于地下水资源的开发，但由于开发过度，使得中国长江三角洲一带已经出现严重的地面下沉现象；矿产资源供给前景也不容乐观，除建材和煤炭等非金属矿产外，中国已有2／3的国有骨干矿山进入中老年期，400多座矿山因资源枯竭濒临关闭，有的已经停产闭坑；大庆、辽河、胜利等东部油田均已进入中后期，而矿产资源勘探却没有突破。预计到2020年，中国许多重要矿产将难以保证供给，对外依存度将不断加剧。
国际资源价格上升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福利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国际资源价格上涨使得中国面临巨大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2004年以来，国际能源、金属和其他贵金属价格均出现了持续上涨，之后由于美国金融危机使得资源价格有了短暂调整，但2009年后，国际资源价格再度走高。在能源、金属和工业原料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进口量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国际资源价格的上涨对中国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中国工业品的生产成本上涨，从而令工业最终产品的售价上涨，最终影响到整体的物价水平。
以石油为例，作为基础性能源的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一方面会使得中国成品油价格上涨，从而引发交通运输成本、居民燃气价格和用油工业品的上涨；另一方面，石油价格上涨使得中国有机化工产品价格上涨，进而影响到产业下游的橡胶、化纤和塑料价格的上涨，这些中间产品的价格上涨，会进一步带动把此类产品作为原材料的再下游产品的价格上涨，最终结果是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
输入型通货膨胀转化为现实通胀的风险上升，会使得经济个体对未来产生通胀预期，通胀预期又进一步加剧现实的通货膨胀，使经济发展面对较高的通货膨胀压力。
随着国际资源价格的上涨，投资与经济高增长的边际收益小于主导性资源与主要原材料边际进口成本。在这种状况下，投资与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福利增长，而是通过产品利润转移，转化为原材料出口国的超额利润。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当供需矛盾导致资源价格大幅度上涨，人们形成了未来资源价格会进一步走高的预期。在这种预期下，资源消费者会选择当期购买并储备更多的资源，资源需求量增加会推动价格按照预期进一步上涨；而资源价格的大幅上涨，会使企业的生产成本明显上升。在市场机制下，这类成本上升理论上可以通过产品价格的提升转移给消费者。但当经济环境整体呈现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很难通过提高产品售价来消化增加的生产成本。
面对这种情况企业最先采取的行动是压缩其他要素成本，如劳动工资、管理运营成本、营销成本等，当成本压缩至最低时，只能接受利润空间的不断缩小，直到停业。当然，企业也可以通过技术更新，提高资源利用率来降低成本，可是这需要庞大的一次性投入且有一定的时滞性。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充足，企业一般会首先选择直接压缩劳动工资水平。压缩劳动力成本的后果是普通产业工人的福利下降。高强度的工作和过低的工资，给许多产业工人带来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这样的劳动力贬值也使劳动力不再青睐制造业，制造业开始出现用工荒现象，被迫提高工资水平，这使得当下中国制造企业生产要面对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均上升的情况，利润下降。而减少部分的产品利润则转移到了资源供给环节。具体表现在：中国出口产品的利润转移成为资源出口国的超额利润；产品利润从制造业向采掘业转移。
总体而言，产品利润的下降使得资本不再青睐制造业，而是流向资源开采环节。近年来，仅温州“炒煤团”就在山西投资了500多座煤矿，虽然后来被国有煤矿收编，但可看出资本向资源供给行业转移的事实。大量资本涌入技术含量不高的初级产品生产，用于科技创新的资本投入就会减少，技术进步的脚步变慢，社会生产效率得不到提高。在初级产品生产受追捧的环境下，不需要高技能劳动力，从而知识型劳动力收入优势不明显，会使人力资本丧失提高自身劳动素质的动力，进而遏制了以知识型劳动力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制造业的发展。
采掘业的快速发展，使资源丰裕地区的经济面临更大的转型难度。在资源约束的背景下，利润转移带来大量的逐利资本，这些资本投资目标就是资源的开发供应。“招商引资”来的资本，绝大多数都投入到资源供应或者相关产业中，这加剧了资源丰裕地区资源产业一枝独秀的现象，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更为严重。同时，由于地区经济发展始终摆脱不了资源供应产业的影响，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自然会围绕着配套服务资源产业，这也使产业结构升级困难加大。长期而言，资本大量涌入资源丰裕地区会加大当地经济增长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从而在“资源诅咒”陷阱里越陷越深。一旦当地资源耗竭，则会加大经济发展转型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