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他实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对清朝的巩固和康乾盛世的延续具有重要作用。
清世宗雍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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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即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年—1735年），满族，是清朝第五位皇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清圣祖康熙帝第四子，母为孝恭仁皇后，即德妃乌雅氏，1722—1735年在位。
雍正在为期间重整机构和对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如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耗羡银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等。特别是雍正七年(1729年)在出兵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为提高军务效率，在离养心殿百步之遥的隆宗门内设立军机处，更是铸就了沿袭至清末的帝后独揽军政要务的集权模式。有鉴于康熙朝诸皇子争储位的惨痛教训，雍正创立秘密建储制，即将已选定的储君姓名，写好密藏匣内，再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以备不测。这一制度，有助于以后乾嘉道咸几朝皇权的顺利过渡。雍正帝的一系列政策，对康乾盛世的延续具有重大作用。
1735年驾崩，庙号清世宗，葬清西陵之清泰陵。传位清高宗弘历。
胤禛于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1678年12月13日）寅时出生于北京紫禁城永和宫，是康熙帝第四子，德妃乌雅氏所生。由于其生母乌雅氏出身低微，没有抚育的资格，此外，清初时后宫也不允许生母抚育自己的儿子，因此胤禛满月后由佟贵妃抚养。康熙皇帝曾评价幼年的胤禛“喜怒不定”。胤禛六岁进上书房读书，稍长，便跟随康熙帝四出巡幸，并奉命办理一些政事。十六岁那年，他陪同其三兄胤祉往祭曲阜孔庙，十九岁，随从康熙帝征讨噶尔丹，管理正红旗大营，又往遵化暂安奉殿祭祀孝庄文皇后，二十一岁受封为贝勒。二十三岁侍从康熙帝视察永定河工地，检验建筑工程质量。二十五岁，随同皇父巡幸五台山，次年侍从南巡江浙，对治理黄河、淮河工程进行验收。三十二岁时，始封为雍亲王。胤禛因性情急躁，父皇康熙用“戒急用忍”训喻他。胤禛早年随康熙巡历四方。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贝勒。
大阿哥胤褆是庶长子，一向不被康熙喜欢，自知无望，向康熙提议八阿哥胤禩，理由是“术士张明德尝相胤禩必大贵”，又说要替父杀掉胤礽，让康熙极为寒心，严加训斥，同时对胤祀严加提防。胤祀小时候被大阿哥的母亲惠妃抚养，故大阿哥对他感情较好。这时三阿哥胤祉揭发大阿哥搞魇镇加害胤礽之事，康熙将大阿哥囚禁。康熙厌胤禩勾结胤褆，也将其关押，后又释放。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康熙第一次罢黜了太子胤礽。在推选新太子的过程中，胤禛支持复立胤礽，同时与皇八子胤禩也保持良好的关系。
胤礽自康熙十四年（1675）立为皇太子，时间渐久，自成一大政治势力，企图早日继位，便与父皇发生权力冲突，康熙帝一气之下，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将其废黜。诸皇子乘机谋取储位，皇长子胤禔率先活动，受到康熙帝的指责，转而支持皇八子胤禩。胤禩早与皇九子胤禟、皇十四子胤禵联结，以行仁义收揽人心，被朝臣举荐为皇储。康熙帝对他本就感觉很好，但对他露骨地谋求储位深为不满，予以摈斥。康熙帝为平息诸子的竞争，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再立胤礽，同时封诸子为亲王、郡王、贝子，胤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封为雍亲王的胤禛也参与了这场储贰斗争，不过他不是为自己夺嫡，却是向康熙帝说胤礽的好话，又同时与胤禩保持联系。当康熙帝因废太子而伤心生病时，他自愿担任护理，请医调治。他八面玲珑，处处做好人，表现出政治上的圆滑和活动能力。
胤礽再立后，为巩固储位又进行了一些非法活动，引起父皇不快，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再次将他废黜。以后不断有朝臣为他复位奔忙，均遭康熙帝的处罚。胤礽被遗弃了，但他留下的皇太子的空位，康熙帝却未令人替补，惹得诸皇子为之大动心机。胤禩有资本，继续活动，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责。他的同伙胤禵“虚贤下士”，联络各方人士，“颇有所图”。胤禵于五十七年（1718年）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北，指挥两路清军入藏，送达赖六世至拉萨，驱逐了一度盘踞在西藏的准噶尔人的势力，稳定了西藏局势。他的声誉日高，有可能成为储君。诚亲王胤祉受命开蒙养斋馆，身边聚集着一群学人。他也“希冀储位”，以至胤礽再废后，竟“以储君自命”。在诸皇子营求储贰的明争暗斗中，胤禛毫不让人，不过他的表现方式多少与众不同。胤禛深知，胤礽再废后，谁活动有力，谁就可能谋得太子地位。他的办法是：一要想方设法取得父皇的宠爱；二要以废太子虐待昆季为戒，妥善处理好弟兄间关系；三要加意联络百官，尤其对康熙帝身边的大小臣僚多下功夫；四是大力培植雍邸人才，作为筹建江山的基干。胤禛采取两面派活动手法，外弛而内张，哄骗康熙帝、政敌和百官，取得了效果。康熙帝命他参加一些政务活动，还屡次去他的花园，与家人团聚，又召见胤禛的儿子弘历（乾隆帝），带到宫中养育。胤禛建立了一个小智囊集团，其中有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隆科多、川陕总督年羹尧等人。康熙帝晚年，储位久虚，诸皇子激烈角逐，甚至连国法、家法也毫无顾忌。康熙帝主意不定，但对允禵、胤禛有所偏爱，看来他要在这两人中选择一个。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皇帝病故，胤禛宣布圣祖遗诏：“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雍正帝在即位的当月，谕令大学士、尚书、侍郎：“政事中有应行应革能裨益国计民生者，尔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紧接着，在雍正元年（1723年）元旦给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分别发布的上谕中，讲古代纯臣，皆“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发出为国计民生进行兴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号召。兴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个内容，此外，他认为“有治人无治法”，以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办好，这是他的基本观念。他主张“为政务实”，即从实际出发，踏实地办事，这是他的思想灵魂。他主张施政严猛，要有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观念中，兴利除弊是其核心内容，因而是他为政的基本特色。
雍正帝对胤禩、胤禵集团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直至消灭对方。康熙帝去世的第二天，雍正帝即封胤禩为廉亲王，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先后让他掌管理藩院、工部事务，又任命胤禩的支持者大学士马齐也为总理事务大臣，将胤禩党人贝子苏努晋爵贝勒，将其子勒什亨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雍正帝对这个集团的另一些成员则采取严厉的态度，一即位就征召胤禵回京，削夺王爵，囚禁于遵化景陵，将胤禟驱逐到西大通（今青海大通县东南），由年羹尧监视，将胤礻我革爵，抄家监禁。这就使该集团首领分散于各地，联合不到一起，完全丧失东山再起的条件和机会。
雍正帝在雍正二年（1724年）春天以前，对政敌的打击尚有所节制，这是因为政权还不太巩固，不便太刺激对方。三月，青海胜利，雍正政权的力量增强了，随即加紧惩治胤禩一伙。四月，对胤禩本人声罪致讨，说他“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五月，革去苏努贝勒，七月发出《御制朋党论》，进一步开展反对胤禩党人的活动，不久年羹尧、隆科多问题的出现，遂放松了对胤禩的攻势，迨至三年十二月，年羹尧赐死，便加速惩处胤禩等人。至四年，胤禟、胤禩先后囚禁致死，胤禵迁于京城景山，蔡怀玺自杀，郭允进枭首示众，其他胤禩党人也遭到处分。至此，经营二十多年的胤禩集团彻底垮台。
雍正帝即位后鉴于清朝没有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常因皇位继承权产生争端，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雍正元年（1723年），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施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以此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并限制地方横征暴敛。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又针对康熙末年各地亏空钱粮严重，决定严格清查，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对民间拖欠，命在短期内分年带征。
胤禵从西藏驱除准噶尔势力后，康熙帝用藏人康济鼐、阿尔布巴等治理前藏，颇罗鼎管辖后藏，并留二千名蒙古兵驻防。雍正帝即位，撤回驻军。雍正五年（1727年），阿尔布巴叛乱，阴谋投奔准噶尔，颇罗鼐自动起兵平叛。雍正帝闻讯，指示：“当趁此机，先将西藏事宜料理清楚，以为边防久远之计”，即派左都御史查郎阿率军一万五千名进藏平乱，诛杀首逆分子。总结上次撤军教训，留兵二千，分驻前后藏。设立驻藏大臣，正副二人，分统驻藏部队。驻藏大臣是固定职务，不便频繁更换，又怕内地官员入藏生活不适应，遂定三年一轮换办法。这时的驻藏大臣主要任务是管理清军，稳定藏中局势，与乾隆后期的驻藏大臣同达赖共理藏中事务有所不同，但它却开了这一制度的先河。
雍正帝于雍正五年（1727年）筹划对准部战争，准备钱粮，训练士卒，制定相关方案。雍正七年（1729年），用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出西路，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进军征伐。但前线连吃败仗，雍正帝囚禁岳钟琪，屡换北路军营将帅。到后来，双方都打不下去了，开始谈判。雍正帝消灭对方的目标没有达到，究其原因，雍正帝、岳钟琪、傅尔丹等轻敌骄满是重要因素。未出师前，雍正帝自称：“选派将领，悉系镇协中优等人才，拣选兵丁，率皆行武中出格精壮，殊非草率从事。”其实他的统兵将领就不怎么样，前任抚远大将军、后任绥远将军马尔赛连逃敌都不敢截击。岳钟琪疏言有“十胜”的把握，不过是一些大言、浮言。他出师未战，就遭到敌军突然袭击，其后老师糜饷不能立尺寸功。傅尔丹轻信敌间谍之言，进军中伏，吃了大败仗。主帅这样的思想状况，怎能指挥军队打胜仗。雍正帝频频更易主将，屡换屡不得人，调度乖方，其失败是必然的。
雍正七年（1729年），发生曾静遣其徒张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的投书案，牵连到已故理学家吕留良，雍正遂大兴文字狱，以作为控制思想、打击政敌、提高自己权威的手段。同年，为适应西北用兵之需，始设军机房(十年时改军机处)，选亲重大臣协办军务。军机大臣只能缮述皇帝命令，本身无赞画权，因而使皇帝更加集权于一身。他还在题本、奏本之外，命督抚布按等地方大员密折奏事，以加强皇帝对地方行政的控制。
清世宗把他批阅过的奏折选择一部分辑成《朱批谕旨》。他对臣工的谕旨，由张廷玉等纪录编成《上谕内阁》、《上谕八旗》。他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被后人辑为《御制文集》。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胤禛因迷信道士，服用丹丸过度死于圆明园。葬于清西陵之泰陵，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雍正在位期间，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帝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得病，“仍照常办事”，至二十三日子时就驾崩了。怎么这样快就死了呢？郑天挺先生认为“是中风死去的”。这属于正常死亡。有一种传说，说是被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进宫刺杀的，此实为无稽之谈，然而流传很广，在民众中至今仍有市场，文艺家以此题材编造各种故事，此类小说、电影、戏剧不断出现，情节也越发离奇。但真正考察历史，关于雍正的死，还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如金梁曾怀疑雍正帝是吃道家丹药毒死的，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对此作了一些论证，认为雍正帝是“服饵丹药中毒而死的”。鉴于雍正帝亲近道士，误食丹药中毒是很有可能的。不过此说尚待进一步验证。
雍正帝死后，根据他的秘密立储方法，由皇五子宝亲王弘历继位。总起来看，雍正帝政治的积极方面占主导地位。当时的客观条件为政治改革提供了可能性，而雍正的主观条件，使之得以实现。雍正帝很有才华，又有政治斗争经验，他认识到清朝前进道路上要克服什么障碍，多少意识到社会发展的要求。他从实际出发，决定了他提出的社会改革的内容。他实践的结果，一定程度上调节、缓和了社会矛盾，造成那个时代可能有的比较清明的政治，促成国力的强盛和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了康熙朝政治中的清明成分，并为乾隆时期的鼎盛准备了更充分的条件，促进清代社会持续发展。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雍正帝是奋发有为的、对历史发展作出贡献的君主，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他及他的政治改革事业，在历史上应当占有重要的一页。
雍正帝扩大密折的范围和内容。密折起于康熙二十年。密折有助于皇帝更好地了解下情，掌握动态，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有效地实施统治。为充分发挥密折作用，雍正帝把递密折的范围扩大到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内容则扩大到生计、风俗等方面。
为了加强皇权，顺治恢复明朝的内阁。康熙成立南书房都旨在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利，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雍正七年，因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漏泻机密，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十年，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军机处的大臣由皇帝挑选，由内阁大臣兼任，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跪受笔录，他们的活动都是在皇帝的监督下的，旨意完全是按皇帝的话记录的。可见，军机处的行政方法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发挥君主专制独裁，所以一旦出现之后，便被皇帝抓住不放，不但常设不废，而且其职权愈来愈扩大。
军机处成立之后，排除了王公贵族，也排除了内阁大臣，使皇帝朝纲独断——既不容皇帝大权旁落，也不允许臣下阻挠旨意。皇帝通过军机处直接向各地方官员下达命令，努尔哈赤以来的议政处就渐渐形同虚设了。
作为辅助皇帝决策与行政的机构，军机处渐渐成了处理军国要务的中枢。军机大臣没有定员，少则二人，多则九人。主要职掌：每日晋见皇帝，商承处理军政要务，以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发布指示；面奉谕旨，起草公文，由朝廷直接寄发，称为“廷寄”。封函标明“某处某官开拆”字样，由兵部捷报处发送；撰录保存公文，就是将皇帝批阅的奏折，撰录副本，称为“录副奏折”。这项制度使大量档案得以保存。
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就有了固定助手，可以及时处理政事了，所以他的权力比朱元璋还要集中，以前的其他帝王的权力更没法与他相比，他是真正的集权力于一身，总理天下庶务。
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领导决策体制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
鉴于康熙帝在预立太子问题上的失败，雍正帝于元年八月宣布密建储位法——将他的继承人弘历的名字写好，雍正御笔《夏日泛舟诗》轴放匣中，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驾崩后从匣中取出宣读。又以密旨藏于内府，以备核对。这个方法，避免了皇子争权而引起的激烈斗争。后世几代都效法他。改善秘密选储制度，即皇帝在位时不公开宣布继承人，而将写有继承人名单的一式两份诏书分别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和皇帝身边，待皇帝去世后，宣诏大臣共同拆启传位诏书，确立新君。这样使得使皇位继承办法制度化，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康熙帝晚年诸皇子互相倾轧的局面。
雍正帝重视吏治。雍正赏识执法严，作风雷厉风行，严猛行政，有开拓气魄，政绩显著的官员。如田文镜、李卫在河南、浙江清查钱粮做得好，被誉为“模范督抚”.康熙末年财政亏空严重，雍正位后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场钱粮大清查。他组织了一个得力的领导班子，由康熙十三子怡亲王允祥总理事务，皇舅隆科多、大学士白潢、尚书朱轼会同办理。清查亏空首先在中央进行。地方上的清查也普遍进行。清查不力的官员，则予以调查处理。
清查使财政好转但要说明的是，康熙朝末年存银为2000多万两, 雍正朝末年存银也为2000多万两。
但是，雍正也有严重的过失和局限。他在位期间虽没有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但零散的反抗经常发生，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
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的该薪给制度，本意是想借由高薪，来培养鼓励官员廉洁习性，并避免贪污情事发生，因此取名为“养廉”。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后，清政府将所有税收（包括酒醋税等地方税）改归朝廷所有。
1.摊丁入亩
雍正元年，雍正帝从直隶巡抚李维钧之请，实行丁银摊入田赋一并征收的原则，改变过去按人丁、地亩双重征收标准，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负担。到乾隆帝时，这一政策推广到了全国。
2.耗羡归公
清初沿袭明制，各地征收钱粮，加收“火耗”（碎银加火铸成银锭时的折耗，亦称耗羡）。实行中，官员任意加派，一两可加至数钱。因不在上交正额之内，官员从中任意侵贪，成为官场公行的陋习。康熙帝曾说，清官也取火耗。康熙末年，各地官员以火耗为名，肆意横征中饱，已无法限止。雍正帝清理钱粮时，山西巡抚诺眠与布政使高成龄在雍正二年奏请将该省各地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库，以二十万两补完该省亏空，除公用外，分发给地方官员，称为“养廉”。雍正帝指出，历来火耗皆州县征收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不下数百万。原因是各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种种馈送，名目繁多，州县肆意贪污，上司曲为容隐，这是从来的积弊，应当消除。他采纳山西官员的建策，说“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世宗实录》卷二十二）州县养上司是公开的非法贿赂。上司拨州县便成为合法的“养廉”，即官俸的补贴。山西实行后，各省相继仿效，以火耗补完亏空的钱粮，并分拨州县养廉。一七二七年，又命各省督抚，就该省情形酌议具奏，着为定额。这一改革形成制度，称为“养廉”，又称“耗羡归公”，即由上级官府依定额发给官员。以后火耗一分为三：一份给地方官养廉，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地方公用。这样，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
3.官绅纳粮，一体当差
古代收税，只到老百姓家，官绅自外。老百姓还要当差，即服兵役和徭役，官绅是属于统治阶级，不必当差不交税！“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就是让他们也交税当差，当然不是真要他们服兵役和徭役，可用银两兑买。但由于触及官绅利益，因此实行起来有较大难度。但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必须暂时牺牲官僚士大夫的利益，而官僚士大夫的这种暂时的利益牺牲是为了王朝巩固之后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利益。
4.废除贱籍
雍正帝在人权方面有一项改革，那就是削除一类人的贱民籍。雍正元年，山西、陕西因明建文末年未依附朱棣而被编入“乐户（官妓）”籍的后代，雍正命令摘除其“乐户”籍，使其成为民户，同年九月，他下令除掉绍兴曾反对朱元璋的那些人后代的“惰民”籍，使其成为民户，五年四月下令免除粤东“蜑户”籍，使其成民户。
1.重农抑商
雍正帝继续执行先王发展生产的政策。他像前辈君王一样鼓励开荒，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十二年，全国田地从735万顷增至890万顷，疏浚了卫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其他水利工程已完成的有直隶营田工程、浙江和江南海塘工程，修建了黄河、京杭运河堤岸。雍正帝继续蠲免钱粮政策。据《清史稿·世宗本纪》，他在位13年，免了12年灾区的赋税和一些地区的漕粮。
但是,他过分重农抑商,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2.急于求成,手段过严
雍正做事急于求成, 正因如此，故河南垦荒，四川清丈，陕西挖井，直隶营田，本意为利民，却劳而无功，反成民间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无常，手段过于严酷，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他死后，乾隆继位，一反雍正苛严之治，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昭雪死者，释放囚犯，缓和了矛盾。故后人评:"纯皇帝(乾隆)即位，承宪皇帝(雍正)严肃之治，皆以宽大为政。
各民族“大一统”思想
清代雍正提出了合中外为一家的崭新大一统理论，这是对孔子以来的大一统理论的空前超越。雍正大一统思想集中反映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本文通过梳理雍正对华夷、正统、君臣、封建等问题的新阐释，论述雍正帝的边疆民族“大一统”观及其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政治实践。
雍正首先从理论上对华夷之辨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内外为一家的崭新大一统思想。雍正的大一统思想散见于《清世宗实录》中，而在《大义觉迷录》中则有集中的反映。雍正帝作《归仁说》一篇。为正天下人之心，雍正便将这些辩论的内容连同上谕、《归仁说》等刊印成书，命名为《大义觉迷录》。该书中，雍正列举并批驳了吕留良、曾静等人的种种华夷之辨思想，并系统阐述了自己崭新的大一统思想。
西南少数民族“改土归流”
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数次上书﹐全面阐述改土归流的必要﹐奏请立即推行。他建议对不法土司用计擒为上﹐以兵剿为次﹔使其自动投献为上﹐勒令纳土为次﹔既要用兵﹐又不专恃用兵。以武力相震慑﹐力争以政治手段解决。他要求调整云﹑贵﹑川等省边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以便统一事权﹐使地方官相机行事。雍正帝对此甚为赞赏﹐令其悉心办理。同年五月﹐首先平定贵州长寨土司的叛乱﹐设立长寨厅(今贵州长顺)。
改土归流的地区﹐包括滇﹑黔﹑桂﹑川﹑湘﹑鄂六省﹐其中贵州省改土归流的地区之广﹐大约相当于原设府县的面积。改土归流所涉及的民族很多﹐有壮族、彝族﹑苗族﹑哈尼族、布依族﹑侗族﹑瑶族﹑水族等。
清雍正元年，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对于清朝不许他干予西藏的控制权和族内混乱方面的规定深感不满，遂掀起叛乱，清廷迅速平息的叛乱。这次叛乱的结果，不仅加强了清朝对青海以及包括喀木（康区）在内的藏族地区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成为该地区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开始严格执行海禁，后来考虑到闽福百姓生计困难，同意适当开禁；雍正二年降旨准广东人移民台湾。但对外洋回来的人民仍有戒心。
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雍正五年派遣策凌为首席代表与俄国签订《布连斯奇条约》，第二年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划定了清俄中段边界，稳定了清俄边界局势，促进了清俄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贸易。
雍正帝的用人之道[1]
一、治天下以用人为本，振朝纲以务实为先
康熙前期文治武功非常显赫，而中期以后，各皇子间风起云涌的储位之争弄得他焦头烂额。加之晚年体弱伐病，康熙便渐渐失去了早年那种积极进取、变革图新的魄力，面对党羽林立、吏治腐败、官员阿谀的局面已无力整饬。内外百官“以逢迎意旨为能，以沽名钓誉为贤”，虚诈、迎合、粉饰、浮夸成为官场一大顽症。到了康熙后期，官吏贪污、钱粮短缺、国库空虚的情况已相当严重。
为了巩固统治、加强皇权，雍正继位后树立起了“朴实、求实、务实”新风，对革新吏治、振作朝纲有着积极的影响。他告诫大臣们“一处不实，则事事难以为信也”，“报喜更要报忧”，劝导臣工“只务实行，不在章奏”，说一尺不如行一丈。他怒斥虚伪奸诈、迎合阿谀的腐朽恶习，积极提倡务实、惩治虚假。雍正要求“雍正改元，政治一新”，因此急需一支奋发向上、振作有为的官吏队伍，在朝廷上下推行“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的人本思想。雍正认为，只要能有效地发现、甄选、任用和培养经世的能臣，就不愁没有治国之良法。
二、用人原只论才技。因事择人用其长
以往的官员选拔注意资历、出身、旗汉之分，而雍正对这些繁文缛节虽不摒弃，也不支持。他对湖光总督杨宗仁教导到：“如遇有为有守贤能之员，即行越格保举，以示奖励。”又对田文镜说：“朕从来用人，不悉拘资格，即或阶级悬殊，亦属无关紧要。”这些都说明雍正“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为鼓励中下层官员不断完善自身，奋发向上，他们的选拔和提升可不受资历影响，如果胜任工作、绩效优越，越级提拔也未尝不可。
鄂尔泰曾奏：“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时，必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雍正非常赞赏鄂尔泰的观点，并强调在知人的基础上如果要用人得当，就必须因事择人，而非因人择事。 这个观点和现在的“人岗匹配”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是否做到人岗匹配，还得从引见制度和考查绩效入手。
引见制度是清朝官员任用的一种方式，主要针对于四品以下、七品以上的中下级官员。文职官员大体上由吏部考核带领引见，武职官员则由兵部负责引见 雍正曾下旨：“朕求才若渴，即日起，凡年龄2O岁以上，已到吏部报道过的萌生，‘奏请考试引见’，然后授官。” 引见过程中，雍正会当面考察官员的才干、能力、性情、仪态、文笔奏对等，“不过观其文字言谈相貌而已”，并予以勉励和教导。雍正对中下级官员的选拔都如此重视，在中国帝王史上实属难得。
在绩效考核层面，雍正喜欢设事考察他看重的“能人”，即在对考察对象初步了解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安排考察对象完成某些任务以检验其才德。当然，雍正不仅只用绩效优劣来评判是否胜任，还善用《吕氏春秋》中的“八观六验—— 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来对考察对象进行综合测评。
三、去庸人而用才干，重能轻贤或可取
“凡有才干之员，当惜之、教之。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庸碌安分、洁以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惟恐误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费心力，方可操纵。”雍正看来，官员们若尸位素餐，即使人品再好，也不过是个“沽名钓誉”的摆设，更不要说做到“人岗匹配”了。雍正看到，一些真才实学的人未免恃才傲物不拘小节，相比那些庸愚听话的人更不容易驾驭。但如果悉心“惜之、教之”，相信能够感化并帮助他们改正过失，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绝对不能因为见解不同就抛弃不用，甚至加以迫害摧残。
雍正用人，强调该人的能力与职务相当，有才而不肖，贤而无才，取前者而舍后者。对有缺陷的“能人”加强培训，责令不能胜任的“善人”退职让贤给“能人”。据此，雍正提出“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用人原则，认为“操守者，不过居官之一节耳”。对于雍正来说，选用封疆大吏自然注重有才有守，但才能与操守不可兼得时，他宁可“宁用操守平常之能吏，不用因循废事之清官。”四、清慎勤只是基本。忠公能更为重要“巡抚一官，原极繁难，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谓胜任也。”雍正把清(廉洁奉公)、慎(谨慎忠诚)、勤(勤于王事)视为对高级官吏的基本要求，如果能做到“忠、公、能”兼备就更好了。口 纵观雍正宠臣，有“忠敬诚直勤慎廉明”的怡亲王允祥、“公忠弼亮、筹及远大”的鄂尔泰、“第一宣力”的三朝元老汉大臣张廷玉、“老成历练、才守兼优”的模范督抚田文镜、“操守廉洁、敢于任事”的李卫。 他们身上无一例外的有“忠、公、能”三大品质。
忠。“君为臣纲”是历代君王对臣下的基本要求，而雍正尤其致力于此。雍正继位原因扑朔迷离，一时间朝廷民间流言四起，军心不定，皇权不稳。雍正要求任用之人必须以忠君为上。他教导臣下“国家有大典，君臣有定分”，以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事君之礼，要求官员“臣下视君上如元首腹心”、“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薄”，把对他本人的绝对忠诚作为衡量官员优劣的重要条件。如果违背了基本的“忠”、“尊”。即使是国家重臣，雍正对其也绝不手软。例如对拥戴雍正功不可没的年羹尧、隆科多，后期也因权势过重、私欲膨胀而被雍正所铲除。
公。田文镜说：“惟知有君，则凡事悉秉至公”。官员办事要以符合君主利益为前提，不要考虑自己，公字当头就可以不瞻徇私情，任劳任怨。为官者贪赃枉法是心中无“公”，为官清廉、若遇事先替自己打算而不计公事成败，也是心中无“公”。当然，能是雍正选人的基础，官吏们必须胜任职责，政绩斐然，才能得到雍正的褒奖和保护。
四、得力将出谋划策，得谋士众星捧月
大凡夺天下、善治天下者，身边都有众多“谋士者也”出谋划策。谋士型人才通常能够帮助领导看清当前的形势格局，看清未来发展方向，并提供一些恰当方法。如诸葛孔明给刘备“三足鼎立取其一”的长远战略规划为刘备日后雄踞一方、争夺天下大好了基础。
对雍正来说，虽然他很会“任人唯贤”，但却欠缺对大局方向的判断能力和整体的把控能力，所以十分需要谋士的从旁点划。雍正身边的谋士尤以和尚禅师最多，关系最密。这点雍正着实用心良苦：一来这些人多为与世无争的出家人，提出的谋划较为客观，不用顾忌太多；二来多为饱学之士，看破红尘，谋事周密，也不太可能走漏风声。
《清史稿》：“顺治之初，睿王摄政。入关定鼎，奄宅区夏。然兵事方殷，休养生息，未遑及之也。迨帝亲总万几，勤政爱民，孜孜求治。清赋役以革横征，定律令以涤冤滥。蠲租贷赋，史不绝书。践阼十有八年，登水火之民于衽席。虽景命不融，而丕基已巩。至于弥留之际，省躬自责，布告臣民。禹、汤罪己，不啻过之。书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为民父母。’其世祖之谓矣。”
伏尔泰：“新帝雍正爱法律、重公益，超过父王。帝王之中无人比他更不遗余力地鼓励农事。他对这一于国民生计不可缺少的百艺之首亟为重视。各省农民被所在州、县长官评选为最勤劳、能干、孝悌者，甚至可以封为八品官。农民为官，并不需为此放弃他已卓有成效的农事耕作，转而从事他并不了解的刑名钱谷。”
史景迁：“雍正的父亲康熙为政宽松，执政末期受储立之争所扰且出现典型长寿帝王的统治能力退化现象，雍正即位之初的满清实已浮现官僚组织膨大腐败、农民生活水平恶化的危机；由于雍正即位时正处于政治历练、精神与人格上的成熟阶段（45岁），因此得以精准的分析问题并有魄力的作出应对。他的改革同时包含力行整顿与和现实的妥协（如火耗归公与养廉银）。”
- ↑ 李丹,姜平.浅析雍正的择官用人之道(A).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10,13:117～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