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银行体制(free bank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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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银行体制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缺少一个能控制货币、信用供应、银行券印刷和发行以及个体银行的储蓄账户信用(活期存款账户）的中央银行，如果要做到能控制的话，就要求不存在任何相关的法定货币条文。这样的银行券一般以同一单位命名，如美元，但是它们通常是由各种私人企业发行的，如花旗银行(Citibank)或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一般来说，在自由银行结构中，银行有从事任何它们认为是有利可图的金融活动的自由，唯一需要遵守的就是反欺诈的法律禁令。
在自由银行体制的支持者们看来，只要人们在高的比率下选择储蓄(不花储蓄在银行的钱)，最优的准备金比率就会下降，因为支出减少，消费者交易少了，把内部货币兑换为外部货币的次数更少。简而言之，当储蓄上升时(在衰退时期通常确实如此)，自由银行会自动增加货币供给。在繁荣时期(储蓄一般下降)，自由银行会发生相反的过程。自由银行的拥护者因此认为中央银行对货币的导向是没有必要的。追逐利润的动机引导自由银行在衰退时增加货币供给，在繁荣时减少货币供给，从而减小了经济波动。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自由银行存在严重的信息问题：存款者一般不具有有关私人银行的安全状况的详细信息。因此，如果一个银行面临困难，储户可能认为所有的银行都不安全，并由此导致“恐慌”。
关于自由市场原则不适用于货币和银行因而中央银行必不可少的观点深入人心，以至于有些人很难想象出自由银行曾经存在过。
最早可以认定的银行于12世纪出现于意大利的热那亚。它们发展的早期只不过是充当铸币的仓库。存户一方的动机是对安全的渴望。作为对安全服务的一种交换，这些早期银行收取费用。但是它们不利用这些存款放贷。事实上，银行家们观察到货币储蓄的比率通常和货币提取的比率相同，两者在任一时刻都只占储蓄总额的一小部分。他们得出结论，把手中的一部分储蓄贷出去是安全的。这样一来，银行家们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潜在财富，并为投资和经济增长提高了资金的可获得性。
银行业务的另外两个进步是引进可兑换铸币的纸质银行券，以及可以转出(或记入)客户储蓄账户的支票。前者和铸币具有同样的购买力，但是大大提高了可携带性和方便性。后者使得人们不借助于货币就一可以处理任何业务。这两项革新在17世纪晚期得到了推广。70世纪唯一的革命性变化是和中央银行的统治地位上升联系在一起的:中央银行发行的不可兑换纸币取代了作为外部货币的铸币，并充当私人银行持有的准备金。
自由银行体制在历史上有大量先例，史料确凿地分布在苏格兰（1765-1845）、美国（1837-1864）、瑞典（1831-1902）、中国福州（1644-1911）、加拿大（1841-1915）和法国（1815-1848）。自由银行体制也曾短暂存在于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意大利、瑞士。
自由银行体制在“自由放任主义”或自由市场的观念统治时期更受欢迎。提倡自由银行体制是要维护这样一种观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所描述和捍卫的自由企业原则不仅在银行业适用，在其他经济部门也一样适用。
反对自由银行的最常见的理由是它们有引起通货膨胀的内在倾向;即因为缺少外部控制，它们会印制和发行大量货币。自由银行体制的拥护者指出，历史证据并不支持这种观点。他们声称，历史上的通货膨胀是在货币由中央银控制的时期发生的，消费者没有持有通货膨胀失去购买力的货币。再说，自由银行在试图增加新钞票的发行时，必然遭遇越来越大的成本。
对自由银行体制的第二种主要批评断言，如果没有中央银行向私人银行随意提供资金，自由银行体制没有办法制止银行恐慌。自由银行体制支持者的回应是，只要储户愿意接受银行自己的银行券(内部货币)，就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如果恐慌的储户需要外部货币，那么自由银行就可能无法应对危机。
对自由银行体制的第三种常见的反对意见声称，由于多种银行券流通，必然出现伪钞。这种观点看起来是对的，但证据含糊不清。例如在苏格兰，自由银行体制时期伪钞很少。然而它的邻居英格兰的货币系统以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钞票为基础，在1801年却因伪钞事件绞死了302个人。在美国，有相当大数量的伪钞在流通;然而，正如经济史学家休•罗考夫（Hugh Rochoff)所言，流通程度被极大地夸大了。美国银行券诈骗的严重性的确切程度虽然已有定论，但在自由银行体制的倡导者和中央银行体制的倡导者之间的各种争论却依然悬而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