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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伦理是指人们在发展生态经济过程中自觉协调和平衡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三重价值追求的努力中所体现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关系和遭镌实践的总称，或者主要是指生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撼关系和道德实践的总称。[1]
生态经济伦理学旨在从伦理道德的高度来论证发展生态经济的合理性，为生态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道德支持和保障。生态经济伦理的基本功能体现在价值导向、调节各经济主体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经济活动中的综合效率等方面，它的基本原则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生态经济效率原则和生态经济公平原则。运用生态经济伦理理论考察和分析我国在生态经济时代发展经济与保持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生态经济伦理学的兴起，是人类在享受工业文明、现代文明辉煌成果的同时，又付出沉重代价、遭受空前打击的基础上，重新审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并主张走一条无污染、绿色产业和有助于环境休养生息的经济发展道路，以及对生态经济中伦理问题全面思考和深入研究的结果。它本质上是20世纪人类对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和对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科学研究的产物。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自18至19世纪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之后进行了一系列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革命，直至现代核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空间开发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出现和利用，使整个西方社会的物质文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创造了比以往几千年物质财富总和还要多的社会生产力。但毋庸讳言的是，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巨大变化又是在充满矛盾和副作用的过程中进行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受人类中心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和狭隘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在工业革命及其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采取了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和速度而不顾生态环境的做法，走的是一条以高耗费、高污染换取高速度的经济发展路子。对自然资源无限制的索取和掠夺性开发，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生态问题，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出来。面对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平衡遭受破坏、各种疑难病症不断出现等情势，20世纪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开始怀疑西方近现代经济发展的模式，纷纷著文或著书批判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数量而不顾生态环境的经济发展观，提出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的新模式，并在此基础阐释论述了有关生态经济伦理的问题。
较为明晰而又深刻的生态经济伦理的观念萌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著名的生态伦理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1948年出版的《沙乡年鉴》一书继承并发展了他在30年代《大地伦理学》中的思想，主张将生态伦理学的成果运用于社会的经济活动，认为“一个孤立的以经济的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保护主义体系，是绝对片面性的。它趋向于忽视，从而也就最终要灭绝很多在土地共同体中缺乏商业价值，但却是(就如我们所能知道的程度)它得以运转的基础成分。”排除了无经济价值的生物，人类社会经济的健全运转是无法想象的。费尔菲尔德·奥斯本在1948年出版的《我们被劫夺的星球》和威廉·沃格特在1948年出版的《生存之路》两书，对环境恶化、生态失衡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作了深刻的揭示，他们竞相提出自然环境同人类社会环境的相互依存性，认为经济的发展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需要有一种生态经济伦理的观念。1955年许多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聚会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举办“人与自然关系状况专题研讨会”，以此纪念19世纪美国自然保护主义者乔治·帕金斯·马什。这次会议为以后的环境保护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60年代美国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运动。著名的科学家和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在1962年出版了生态学的名著《寂静的春天》。卡逊在该书中注意到由于化学杀虫剂的生产和应用，许多生物随着害虫一起被消灭，连人类自己也不能幸免的事实，第一次向人类发出警告，如果人类不悬崖勒马，那就“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林和沼泽”，世界就不可能是一个有生机和活力的世界。该书通过对污染物迁移、转化的描写，揭示了人类同大气、海洋、河流、土壤、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论述了环境污染对生物圈及其人类的影响，初步提出了生态经济伦理的问题。尽管美国当时的工业界特别是化学工业界因担心卡逊这些惊世骇俗的言论会损害他们的商业利益而对她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尽管当时的美国政府由于受种种制约而未能给予她应有的支持，尽管卡逊本人由于受到癌症和诋毁的双重折磨于1964年去世，但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犹如黑暗中的一声春雷最终还是唤醒了人类沉睡的心灵，一个崭新的词汇：环境保护，及其维护生态平衡的观念在生态学、经济学和伦理学领域开始流传开来。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将生态学理论引入经济学，首次明确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并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一文中对利用市场机制控制人口和调节消费品的分配、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环境污染以及以国民生产总值衡量人类福利的弊端等问题作了深刻而独到的论述，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由此发端。70年代初，出现了以生态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各种理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英国舒马赫从只重视市场转向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小型化”经济理论，美国戴利的牺牲短期经济增长率以维持长期生存与稳定的稳态经济学，美国诺德豪斯和托宾的改国民生产总值为福利经济指标体系的理论，美国塞尼卡和陶西格以“稀缺的世界”为出发点的“补偿论”，法国柯尔姆和安列卡以取缔污染和有效治理环境为目的的“征税论”，美国卡伦巴斯的生态乌托邦经济的“人道主义社会论”，英国哥尔德·史密斯“平衡稳定的社会论”等等。1973年，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舒马赫出版了《小的是美好的》一书，认为我们时代最重大的错误之一是“现代人没有感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感到自己命定是支配和征服自然的一种外来力量。他甚至谈到要向自然开战，忘却：设若他赢得了这场战争，他自己也处于战败一方。”在该书中舒马赫揭露了发达国家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许多弊端，指出如果我们滥用化石燃料一类不可再生的资源，如果我们一味糟蹋周围的自然环境，不仅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而且还会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舒马赫主张发展一种能够适应生态学规律的具有人性的技术，倡导在经济生活中恢复和弘扬“深思熟虑、公正持平、坚忍不拔和自我克制”的传统美德，认为只有恢复和弘扬“深思熟虑、公正持平、坚忍不拔和自我克制”的传统美德，才能有效地解除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困境。哥德尔·史密斯1972年推出了生态经济学名著《生存的蓝图》，主张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平衡稳定的生态经济体系。生态经济学的产生，标志着人类摆脱了纯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经济学视野，将生态平衡与经济发展综合起来作全面系统的分析，昭示了经济学发展的新路径。在舒马赫等人的生态经济学理论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因此，生态经济学的确立，从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生态经济伦理学形成的标志。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受酸雨危害最严重的国家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环境会议，并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揭开了人类共同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序幕。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从全人类的密切联系和共同利益出发，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关系到各国人民的福利和经济发展，是全体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各国政府应尽的责任。宣言在人是环境的产物也是环境的塑造者的共同观点指导下提出了人类在环境与经济发展方面应当遵循的20项共同原则。其中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人类谋求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改善生活素质的必要条件，人人都有在良好的环境里享受自由、平等和适当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有为当今和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神圣职责。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及其对环境与经济、环境与社会发展诸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的委托，芭芭拉·沃德和勒内·杜博斯向大会提供了《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保护》的非正式报告。该报告始终将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结合在一起来论述，强调“只有一个地球”，指出：“这个地球难道不是我们人世间的宝贵家园吗?难道它不值得我们热爱吗?难道人类的全部才智、勇气和宽容不应当都倾注给它，来使它免于退化和破坏吗?我们难道不明白，只有这样，人类自身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吗?”该报告从伦理的视角主张培育对“唯一的、美丽的、脆弱的行星———地球”的忠心，倡导关心和爱护地球这颗小小行星，并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
80年代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受联合国第38届大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系统地研究了当今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从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满足当代和后代的合理需要出发，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和创造性的行动建议。报告把环境与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认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能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持久、稳定的支承能力为基础，环境问题也只有在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该报告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两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即“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和“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可持续发展要求社会从两方面满足人民的需要，一是提高生产潜力，二是确保人人都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和机会。“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经济伦理的核心和基本概念，具有从总体上挺立生态经济伦理学科的意义。80至90年代生态经济伦理思想不断发展，当时的国际环境伦理学学会主席、著名生态伦理学家罗尔斯顿著有《自然界的价值》和《环境伦理学：自然界的价值和对自然界的义务》等著作，认为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我们应当把生态系统当作有效的经济系统来尊重，把大自然首先看成一个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的生命共同体，和衷共济，生死与共，使自然价值与经济价值实现和谐的统一。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始终注意环境的保护和生态的平衡，环境越优美，越要慎重对待；环境越脆弱，越要慎重对待；资源越重要，就越要物尽其用。他主张，将环境道德与经济道德有机地结合起来，建构一种生态经济道德。1995年澳大利亚著名生态伦理学家安德鲁·布伦南主编的《环境伦理学》一书收集了西方国家许多环境伦理学的论文，其中一些文章涉及并较好地论述了有关生态经济伦理的问题，探讨了生态伦理与人类利益、经济政策和整体幸福等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关于建构生态经济伦理学理论体系的看法。
在我国，生态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才发展起来的。1982年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提出了加强研究生态经济问题、建立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倡议。此后我国生态经济问题的研究逐步开展起来。。1982年11月在江西南昌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生态经济讨论会，发表了一批结合我国国情进行研究的生态经济学论文。1984年2月全国生态科学讨论会暨中国生态经济学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以及150多名生态经济学工作者出席了会议。万里同志在大会发表讲话，指出“研究现实问题要有生态经济理论指导，某些专门性的生态基本理论研究工作是必要的。我们对生态经济规律性的认识要逐步提高，在不断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学。”此后，许涤新主编了《生态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编写了《生态经济问题研究》，马传栋出版了《生态经济学》，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学诸问题展开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生态平衡方面不仅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根治污染、保护自然环境、调整产业结构的措施，绿色产品和绿色消费的观念在整个社会风行开来。随着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全面展开与深入，生态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在中国逐步形成和发展，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一些论著开始涉及生态经济伦理问题，如陈泽环著的《经济伦理学导论》辟专章探讨经济生活中的生态伦理问题，提出了一些颇具创建性的构想，余谋昌著的《生态伦理学》也对企业生态伦理、消费生态伦理和资源生态伦理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总的来说，我国的生态经济伦理学研究才刚刚起步，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十分繁多且复杂，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还有相当距离。中国生态经济伦理学建设正可谓任重而道远。
生态经济伦理学是生态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相结合的产物，它以生态经济伦理或生态经济道德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所谓生态经济伦理是指在生态经济过程和生态经济格局中形成发展的伦理道德，是一定的社会道德和生态经济现象的道德因素在社会发展和生态经济发展作用下的综合体，是一定社会或阶级用以调节生态平衡和经济发展关系、激励经济主体合理行为并能以善恶正邪进行评价的道德意识、规范及实践的总和。生态经济伦理参考经济伦理可分为宏观(世界或国家性的生态经济决策、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经济秩序)、中观(地区或部门性的生态经济管理和经济行为)和微观(企业或个人性的生态经济意识和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及生态经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同时亦可分生态经济伦理意识、生态经济伦理规范、生态经济伦理活动三部分或社会生态经济伦理与个人生态经济伦理两系列，也许还可从生态经济伦理、生态经济交往伦理和生态经济发展伦理等方面来加以认识和把握。
生态经济伦理学就其性质而言是一门实用性、综合性和边缘性的学科。它从生态学、经济学、伦理学相结合的层面上研究生态经济伦理，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以伦理道德意识和道德导向为重点，围绕着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的伦理关系，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伦理系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生态经济伦理复合系统的功能、性质与作用，研究生态经济过程和现象当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及其伦理道德规范，研究生态经济伦理的形成、发展及其内在规律。研究生态经济伦理学的目的是协调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自然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寻求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的途径，为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伦理动因和道德支持。生态经济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三个部分：
(1)生态经济伦理学基本理论部分。
这一部分除了阐释生态经济伦理的定义、本质、结构和作用外，主要应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伦理统一性，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中的伦理道德性问题，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经济效益的伦理审视与评价，生态经济伦理价值系统和生态经济伦理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等问题。生态经济伦理学坚持认为，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统一包含着深刻的伦理道德意蕴，同时也需要伦理精神的指导、规范与约束。生态系统是经济系统发展的基础，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发展的社会条件和保证。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有机统一是当代社会新的“天人合一”，熔铸着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和谐统一的成果或因素。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的结合组成生态经济平衡，实现生态经济平衡要求处理好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的各种关系。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的相互兼顾产生生态经济效益。生态经济效益是指社会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同时产生的一定的经济效益和一定的生态效益的综合与统一。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人们耗费一定的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过程中，既会生产出一定的对人有用的经济成果，又会引起生态系统的某些变化、产生出一定的生态效益。这种经济的“产出”和生态的“产出”的综合同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占用和耗费劳动的比较，就是生态经济效益。生态经济效益要求社会在考虑经济效益时应考虑生态效益，在考虑生态效益时应考虑经济效益，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和谐稳定的增长。生态经济效益体现了伦理学中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有机统一。生态经济伦理的基本原则是可持续发展原则，它强调人类在追求生存与发展权利时应保持与自然或生态资源的和谐关系，强调当代人在创造和追求当今发展与消费时应承认并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与后代的机会平等。主要规范有开发自然资源与保护自然资源相结合、发展无污染或无害于环境的产业和消费、通过发掘和利用人类自身的智慧资源来满足人类的多种需要，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生态经济伦理价值系统主要由生态经济伦理的生产观、产值观、财富观、发展观等组成。生态经济伦理学的生产观克服了传统生产观的不足之处，认为现代社会生产是人们为了提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以一定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在保护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前提下，通过合理地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过程。生态经济伦理的产值观克服了传统经济形态用货币表现的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物质资料价值的产值观，主张将自然资源使用的有效和无效联系起来，将产值的质和量联系起来综合考察。生态经济伦理学的财富观克服了传统经济形态仅仅把财富理解为社会财富或国民财富的财富观，坚持认为进入人类生命、生活、生产过程并使这一过程正常进行的一切物质、精神条件都是财富。生态经济伦理学的发展观克服了仅仅从经济量的增长上谈发展的传统发展观的弊端，主张发展是一个综合的立体的全方位的概念，它包含了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诸方面的进步与和谐发展等内容。
(2)生态经济伦理学的应用或实践部分。
这一部分主要研究生态经济伦理意识的培养和教育，生态经济伦理行为的选择与评价，生态经济伦理问题的认识与解决，生态经济伦理与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婚姻家庭道德、青少年道德、国际关系道德、宇宙道德等的关系的调整及对策，生态经济伦理系统中基本原则、主要规范的具体化、现实化途经，以及生态经济伦理诸系统中的可应用性和可操作性问题等等。所谓生态经济伦理意识是指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道德关系以及关于这种关系的伦理原则、规范、理论的理解和掌握。生态经济伦理意识是生态经济伦理行为的先导。没有科学正确的生态经济伦理意识，就无法形成良好的生态经济伦理行为和习惯。生态经济伦理意识的培养和教育，根据人们成长环境的变化可分为“养育”、“训育”、和“化育”三个阶段。“养育”阶段是生态经济伦理教育的前奏，其重心在家庭；“训育”阶段是生态经济伦理教育的中心环节，其重心在学校；“化育”阶段是生态经济伦理教育的延伸，其重心在社会。生态经济伦理教育的过程是由提高生态经济伦理认识、陶冶生态经济伦理情感、锻炼生态经济伦理意志、确立生态伦理信念和养成生态经济伦理习惯等五个环节构成。生态经济伦理教育应以培养国民的生态经济伦理意识为重点，克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和狭隘的功利主义，树立正确的生态危机意识，深入宣传和普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战略。生态经济伦理行为的选择是指同时存在几种生态经济行为方案时，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态经济伦理观念和生态经济伦理标准，经过比较分析和综合平衡，独立自主地选择某一行动方案，以实现自己的生态经济伦理目的。人们的生态经济伦理选择是一种特殊的选择，它主要将经济行为限制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之内，使经济行为合乎生态伦理的要求，使生态伦理又能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生态经济伦理行为的评价常常借助于善恶、正邪、荣辱等范畴和标准来进行。判断生态经济伦理行为的善恶标准是一定时代和社会通行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而这种道德原则和规范在当代是以人类整体利益和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及其结合为基础的。在当代，凡是基于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维护和爱护地球乃至宇宙中一切同人相关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的行为和现象即是善的，反之则是恶的。正邪、荣辱的判断也是这样。生态经济伦理问题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四个层次：探讨人类社会经济与地球生物圈的伦理关系，包括当今世界面临的人口爆炸、粮食匮乏、能源短缺、自然资源减少和环境污染五大问题；研究一个国家的自然生态系统与国民经济的伦理关系；研究人与森林、草原、农业、水域、城市等生态经济系统的伦理关系及其社会效益；研究基本经济主体或个人与生态系统的伦理关系等。其解决的途经主要靠强化生态经济伦理意识和责任，建立行之有效的生态经济伦理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形成强有力的生态经济伦理氛围、风尚和习俗。生态经济伦理与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婚姻家庭道德、青少年道德、国际关系道德、宇宙道德等的关系总是处在动态、不断发展的复杂情境中，如遇不协调的状态，势必需要调整，而这种调整无疑要求把伦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理想性与现实性、完整性与具体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生态经济伦理原则和规范的具体化、现实化及其可操作性问题是生态经济伦理学应用部分的重要方面，它要求人们“立乎其大”而从细微之处着眼，将整体性宏观性的价值目标分解为部分的、微观的具体价值目标，同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和人际交往联系起来，可见、可习、可学、可行，可具体评量和鉴定，以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3)生态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方法论。
生态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有机完整的体系，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主张从联系的、发展的、矛盾的、运动的、变化的观点去分析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它是研究生态经济伦理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最基本的方法。生态经济伦理学所论及和研究的许多问题，只有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去论证才能真正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透过形式见到内容，透过个体见到全体。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都采用的方法，如科学抽象、数学方法等，这是研究生态伦理学所必须运用的一般研究方法。三是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各自的研究方法，如环境科学的“克劳生方法”、“巴特尔·哥伦布方法”等。“克劳生方法”是英国环境科学家克劳生提出的一种评价环境项目户外休息娱乐效益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目的是计算出每个人愿意为休息娱乐场所的效益支付的价格，从而计算出休息娱乐设施的需求情况。“巴特尔·哥伦布方法”是英国环境科学家巴特尔·哥伦布发明的一种利用环境指数来比较几种可供选择的污染控制措施的方法，它把一特定生产过程的、许多可能采取的污染控制措施拿来同不加控制时的情况进行比较，计算出每一污染控制措施的“环境恶化指数”及不加控制时的“环境恶化指数”。四是跨学科的现代科学方法论，如系统论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整体性与最佳化相结合的方法，效益成本分析法等等。效益成本分析法，这是近20年发展起来的一种为社会决策提供信息的方法，它的目的是评价那些难以确定市场价格的公共项目的成本和效益，是一种很有用的生态经济项目效益分析的方法，其基本步骤为：首先，初步鉴定可供选择的方案，选出最适方案；其次，预测所选方案将要造成的后果，包括直接后果和重要的间接后果；再次，对所选方案预测将造成的后果进行价值评定，并将各项成本和效益发生时的价值换算成现在的价值；最后，综合以上各阶段的情况，提出评价分析报告。总之，由于生态经济伦理学是一门多学科综合运用的学科，其研究不仅要运用生态学或环境科学的方法，而且还要运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同时更要运用伦理学的研究方法，要使多种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生态经济伦理既是一种个体道德，也是一种社会道德。作为一种个体道德，它是个人进行自我教育、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的特殊精神力量；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它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方武，是一种强大的社会控制力量。生态经济伦理影响个人精神生活和调节人类社会生活秩序的能力就是生态经济伦理的功能或作用。
如果将生态经济伦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调控力量，那么它的功能主要包括导向功能、调节功能、效率功能、教育功能、激励功能等等。在生态经济伦理的功能系统中，导向功能、调节功能和效率功能是三项基本功能，其它功能都是从它们延伸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将就生态经济伦理的三项基本功能展开论述。
1、生态经济伦理的导向功能
所谓生态经济伦理的导向功能，是指生态经济伦理具有引导人们进行价值判断、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的效力和作用。导向功能是生态经济伦理发挥调节功能和效率功能的前提和基础。为了发挥导向功能，生态经济伦理必须确立正确价值目标。生态经济伦理确立的正确价值目标就是追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协调和平衡，就是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确立和提倡上述的正确价值理想或价值日标，生态经济伦理可以首先将每一个生态经济活动主体的价值观高度地统一起来，使他们在生态经济活动中朝着一个共同的、明确的价值方向和目标努力。这一点对于当今世界尤其重要。在生态危机豳扰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形势下，人类社会迫切需要这样一种共同的价值导向。
《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最真切地反映了当代人类对追求共同价值取向和目标的心声。翻开这本书，迎面而来的是这样一些醒目的标意：“共同的关切”、“共同的挑战”、“共同的努力”。在呼唤共同价值观方面，《我们共同的未来》是任何其它薯作都无法相提并论的。向联合冒提交该书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自始至终都在表达一种追求可持续发晨的共同价值理想：“委员会对未来的希望取决于现在就开始繁理环境资深，以保证可持续的人类进步和人类生存的决定性的政治行动。我们不是在顶测未来，我们是在发布警告一一个立足于蕞新和景科学证据的紧急警告：现在是采取保证使今世和后代得以持续生存的决策的时候了。我们没有提出一些行动的详细蓝图，雨是指出一条道路，根据这条道路，世界人民可以扩大他们合作的领域。”
在进行价值导向的过程中，生态经济伦理可以使人们逐渐放弃传统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了进行有效的价值导向，生态经济伦理必然要充分暴露传统生产方武和生活方式的弊端，使人们全面、深刻地认识到以资源高消耗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生产方式和以生活资料商消费为实质内客的传统生活方式对自然的严重危害性、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毒害作用以及对人类本身的可怕侵害。在充分认识传统生产方武和生活方式的危害性、毒害性和侵害性的基础上，人们就可能出于对其自身利益以及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考虑而改变它们，从而选择新的具有可持续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武。生态经济伦理的导向功能就是要突出人们选择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思想和行为的善恶、荣辱、对错的价值追求，以特有的感召力和驱动力引导人们趋善避恶、趋荣避辱、趋对避错。
在发展生态经济成为时代要求的今天，充分发挥生态经济伦理的价值导向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生态经济时代是一个需要进行利益大调整的时代，在发展生态经济过程中引起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闻以及社会整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必定非常复杂，因此，进行正确价值导向是一件必要而重要的事情。只有用一种共同的价值理想或目标将每一个个人、每一家企业、每一个政府和每一个国家高度统一起来，当代人类才可能在协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方面有所作为。
2、生态经济伦理的调节功能
生态经济伦理的调节功能是指生态经济伦理具有引导人们调节和调整他们在生态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利益矛盾的效力和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生态经济伦理的调节功能是生态经济伦理发挥价值导向功能的必然结果，因为生态经济伦理进行价值导向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把人们的生态经济行为和生态经济生活纳入有利于协调社会经济关系或经济利益关系的轨道之上。
生态经济伦理的调节功能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普遍有效性。这是说，生态经济伦理的调节功能能够对所有生态经济活动主体发挥作用。具体地说，个人、企业、政府、国家等生态经济活动主体之间所存在的广泛利益关系都处在生态经济伦理调节功能发挥作用的范围之内。必须指出的是，生态经济伦理调节和调整的经济利益矛盾主要是指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发晨生态经济过程中产生的环境利益矛盾。根据生态经济伦理的要求，任何个人、企业、政府或国家都不应该把自己开发利用台然的经济活动变成一个侵害其他人、其它企业、其它政府和其它国家的利益的过程。从这一基本要求出发，每一个个人都应该在日常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避免做不利于环境保护的事情；每一家企业都应该自觉避免污染和破坏环境的经济行为；每一个政府都应该积极地为推动环境保护工作制定行之有效的环境政策、法规和标准；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在做好本土的环保工作之余积极推进世界环保事业。
生态经济伦理的调节功能是从协调个人环境利益、局部环境利益和社会整体环境利益关系的角度以及人类眼前环境利益、长远环境利益和根本环境利益关系的角度来发挥作用的。从根本上来讲，生态经济伦理对环境利益矛盾的调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生态经济伦理承认和肯定生态经济主体适当追求个人环境利益、局部环境利益和眼前环境利益的道德合理性；另一方面，生态经济伦理要求生态经济主体在他们的个人环境利益、局部环境利益和眼前环境利益与人类整体环境利益、长远环境利益、根本环境利益发生矛盾时必须自觉使前者服从于后者。也就是说，生态经济伦理是通过调节各种生态经济主体之间的郓境利益矛盾来协调经济与社会以及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其最终目的在于以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乏闻的和谐关系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晨。
从调节方武上看，生态经济伦理对生态经济主体之间的环境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其它社会道德现泉一样属于“软调控”的范畴。也就是说，生态经济伦理对环境利益矛盾和与之相关的活动的调节并不诉谙国家机器和强制性措施，而主要凭借社会舆论、教化引导、鼓励教促等手段。生态经济伦理特别注重树立人们的羞耻心，唤起人们的生态经济伦理责任和义务意识，培养人们分辨善恶的能力，培植人们自觉进行生态经济伦理实践的觉悟。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判断和评价生态经济伦理的调节功能是十分必要的。由于生态经济伦理的调节功能从本质上来讲属于“教调控”性质，我们在运用这项功能时就不得不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生态经济伦理的调节功能并不总是能够发挥作用。一般来说，生态经济伦理调节的主要是一些非对抗性的环境利益矛盾。对于对抗性环境利益矛盾，生态经济伦理往往无能为力。由于这个缘故，生态经济伦理的调节功能有时需要得到政府制定的环境法规、环境政策和环境标准的支持。二是生态经济伦理的调节功能的正常发挥是以社会生态经济伦理水平的普遍提高为前提的。由于社会舆论、教化引导、鼓励敦促等调节方式的运用并不是强制性约束，园而在生态经济伦理水平普遍低下的社会里，生态经济伦理的调节功能往往很难发挥作用。这就使生态经济伦理建设显得至关重要。必须强调的是，虽然生态经济伦理的调节功能属于“软调控”性质，但是它在协调环境铡益矛盾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重要性。这主要是指，与法律、行政等社会调控手段相比较，生态经济伦理的调节功能不仅具有广泛适用性，而且具有经常性、灵活性、持久性、深刻性等优势。例如，环境法在调控环境利益矛盾时主要适用于那些在环境法中有明确规定的情况，而生态经济伦理对环境利益矛盾的调节不仅可以针对所有生态经济活动主体，而且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
3、生态经济伦理的效率功能
生态经济伦理的效事功能，是指生态经济伦理具有引导人们创造生态经济效率的效力和作用。长久以来，人们把道德视为一种仅仅能够协调人际经济利益矛盾的特殊力量，丽没有把它当成一种能够带来经济效率的力量源泉。这种观点至少会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批驳：
第一，它从根本上忽略了道德的经济功能。我们常常把人类社会生活划分为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三种类型。这种划分把人们引入了这样一个歧途：根据这种划分，人们往往把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看成三个截然分开的人类生活领蛾。其实，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人类社会生活领域，政治生活具有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经济生活具有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文化生活也具有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道德是人类文化生活的根本内容，它往往是文化对政治和经济产生强大影响的核心力量。侧如，在工业经济时代，亚当·斯密等人大肆推崇的放任主义、自私动力观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些道德要求，它们在推动工业经济繁荣和创造工业经济效益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在今天，许多企业已经认识到道德对于经济效率的特殊作用和价值，于是，它们把企业道德建设当成一件举足轻重的事情来抓。这样的企业坚信：一家没有道德建设基础的企业是无法创造出惊人的经济效率的。
第二，它从根本上忽略了道德调节社会行为的效率目的。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方式，道德调节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社会行为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秩序井然的状态中，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创造这种秩序使整个社会能够高效运转。一个处于混乱状态的社会不仅可能没有任何效率可官，甚至完全可能产生负面效率。阿富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长期战乱不绝，阿富汗长期以来都是在负面效率状态中运转的。最近以来，在美国的狂轰滋炸之下，这个本来已经混乱不堪的国家在获得大量外来援助的条件下也难以正常运转起来。如果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来理解，人们用道德规范经济活动的做法也不是要把人们置于一种“清心寡欲”的境地，而是要让人们在充分认识经济的道德性以及遵守一定遭德原则和规范的基础上更加有效地开晨经济活动。在一家道德状况良好的企业里，管理人员和员工所具有的各种美德，如爱岗敬业、团结合作、吃苦耐劳等等，无疑是企业创造经济效率的先决条件。
我们对道德效率功能的上述分析也适用于生态经济伦理。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特殊实践精神和社会控制力重，生态经济伦理也具有创造效率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生态经济伦理引导下创造的“效率”与在传统道德思想、主要是传统经济伦理引挈下蠲造的“效率”具有道然不同的涵义。传统的“效率”往往是物质利益的代名词，而生态经济伦理带来的“效率”是一种熔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于一体的综合效益，即生态经济效率。传统意义上的效率是以忽略和破坏环境以及损害人类本身为代价获得的，而生态经济伦理带来的生态经济效率是在尊重自然规律和维护人类切身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不损害环境和人类本身的条件下创造效率的做法是切实可行的。这一点已经得到大量事实的证明。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莫过于目前正在世界各地被推广的“循环经济”模武。这种经济模式是人类发展生态经济的一种成功尝试，其基本特征在于它有效地将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集于一体，并因此雨创造出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于一体的综合效益。循环经济的基本趋势是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和绿色化。以循环经济中的工业体系为例。采取循环经济模式的工业体系一般有三个层次，即单个企业的清洁生产，企业问共生的生态工业区，产品消费后的回收利用。遥过实行循环工程，工业经济体系就变成了一个“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整体效率系统，使工业、社会和环境处于一种良性循环过程中。目前，循环经济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被普遍采用，深受人们欢迎。在生态经济时代，随着生态经济伦理逐渐深入人心，人们关于效率的基本观念正在发生根本交化。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或正在认识到，一个生态环境优美的企业、城市、地区和国家，不仅能够让生活在其中的居民享受到人与自然和谐柱融的天伦之乐，而且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全面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