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Meiji restoration）
明治维新
目录 |
明治维新是指19世纪60年代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的背景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起航，但是也使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给亚洲邻国造成了沉重的灾难。
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1]
明治维新历史背景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所实行的苛政，不时激起众多以务农为业的百姓反抗。对外则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只有荷兰与中国（大清帝国）的商人被允许在原本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长崎继续活动；此外德川幕府亦严禁基督教信仰。
1852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今东京湾）岸的浦贺，要求与德川幕府谈判，史称“黑船事件”（亦称“黑船开国”）。
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日本封建阵营出现分化，中下级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势力，号召尊王攘夷。革新势力的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横井小楠、大村益次郎等，主要集中在长州(今山口县)、萨摩(今鹿儿岛县)、土佐(今高知县)、肥前(今佐贺县和长崎县)等西南部强藩。这些藩国在历史上与幕府矛盾较深，接受海外影响较早，输入近代科学技术和拔擢中下级武士都比较积极。
幕府末期，在经济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出现了所谓豪农豪商阶层。下级武士中的革新势力和出身豪农豪商的志士，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等，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展开了要求改革幕政、抵御外侮的斗争，并在人民群众推动下，发展为武装倒幕。
明治维新的发展阶段[1]
1863年6月，幕府被迫宣布攘夷，随之发生了美、法军舰进攻下关，英国舰队进攻萨摩藩的事件。1865年春，长州藩尊王攘夷派领袖高杉晋作提出开港讨幕的战略，决定不再提攘夷，转向武装倒幕，并与萨摩藩结成秘密军事同盟。与此同时，英国也权衡利害，改变策略，援助倒幕派。幕府方面则投靠法国，于1866年7月发动第二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此时人民起义风起云涌，沉重打击幕府。长州藩联合倒幕势力英勇抗击，同年9月迫使幕府撤军。
1867年孝明天皇死，太子睦仁亲王(即明治天皇)即位，倒幕势力积极结盟举兵。11月8日，天皇下达讨幕密敕。9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奏请“奉还大政”，同时却在大阪集结精兵，企图反叛。1868年(戊辰年)1月3日，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8日及10日，德川庆喜在大阪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非法。1月27日，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5000人，在京都附近与幕府军1.5万人激战(鸟羽、伏见之战)，德川庆喜败走江户。戊辰战争由此开始。天皇军大举东征，迫使德川庆喜于1868年5月3日交出江户城，至11月初平定东北地区叛乱诸藩。
1869年春，天皇军出征北海道，于6月27日攻下幕府残余势力盘踞的最后据点五畯廓(在函馆)，戊辰战争结束，日本全境统一。
1871年废藩置县，摧毁了所有的封建政权。同年成立新的常备军。
1877年西南士族在西乡隆盛的领导下发生叛乱——西南战争是戊辰战争的余波。明治维新毁灭了旧的封建秩序，开创了新时代，无论在日本历史还是世界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随着西南战争中萨摩军的失败，由天皇操纵、主导政权的封建军国主义国家建立，标志着日本资本主义革命的结束。
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改革遭到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失意的武士，他们纠集对农业政策不满的农民多次兴行叛乱；另一方面是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民权论者，他们要求实行立宪，召开议会，万事决于公论。
1885年实行内阁制，翌年开始制宪。
1889年正式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在政治改革的同时，也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明治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工业化。军事工业以及交通运输都得到很大发展。
1872年建成第一条铁路，1882年成立新式银行。为了满足现代化的需要，大量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
到20世纪初，明治维新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完成，日本在现代工业国的道路上前进。
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1]
- 西乡隆盛
西乡隆盛生於文政十，1827年12月7日是萨摩（鹿儿岛县）藩士西乡吉兵卫之长男，幼名小吉。安政五年，由於安政之大狱，西乡隆盛护卫着被幕府追究的僧月照返乡。没想到萨摩藩也对他们加以追究，於是两人投身锦江湾。月照绝命，隆盛大难不死，被处以流刑。1864年返回萨摩藩後，西乡隆盛在倒幕运动中，不断发挥他的破坏力。1868年隆盛担任征讨大总督参谋，他视名利如粪土，视死如归，不为子孙买美田，然而在维新政府的改革下，下级武士生活日益穷困。明治1877年，鹿儿岛的私立学校学生及下级武士拥立西乡隆盛为统帅，举兵反抗政府。史称西南战争。西乡隆盛战败，自刃而死。
- 大久保利通
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诞生於天保元1830年8月10日，是萨摩（鹿儿岛县）藩士大久保次右卫门利世之长男。明治四1871年，大久保利通晋身大藏卿，一心致力於内政之建设。同年任岩仓考察团的副使，周游欧美各地。於考察欧洲时，遇到德国宰相俾斯麦，大受其影响。1873年听到西乡等人激烈的征韩论主张，立即回国。他与岩仓具视站在同一阵线，强烈反对征韩，因此而与多年的好友西乡决裂。征韩派辞职後，大久保兼内务卿，成为政府的核心人物，大力推动殖产兴业政策。他虽然专制，但没有地域观念，大量采用有能力的人才。明治11年5月日，由於他的独裁引起反弹，被士族岛田一郎等人暗杀。享年４９岁。
- 木户孝允(桂小五郎)
木户孝允1850年加入尊王攘夷运动。木户孝允除於明治元年撰写五条誓文草案外，并且在版籍奉还、废藩置县中也担任核心角色。明治四（1871）年随岩仓具视考察欧美，担任全权副使。1873年回国，建议政府制定宪法。翌年兼任文部卿。木户和大久保虽一开始就主张征韩，但明治四年以後却摇身一变，主张内治优於对外发展，所以开始反对侵韩、侵台之举。木户虽然属於理想主义的开明政治家，但心胸狭窄，因此没有人追随他。连同是长州藩出身的伊藤博文、井上馨也追随大久保。明治10（1888）年5月26日病殁，享年四十五岁。
明治维新的政府改革[1]
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6月11日公布《政体书》。9月3日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治。1869年5月9日迁都东京。并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
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72县，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
社会体制方面，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卿诸侯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其他从事农工商职业和贱民一律称为“平民”；为减轻因“版籍奉还”而连带的财政负担，政府通过公债补偿形式，逐步收回华族和士族的封建俸禄；此外亦颁布武士《废刀令》，以及建立户籍制度基础的《户籍法》。
社会文化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历制上则停用阴历，改用太阳历计日（年号除外）。
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国家的中央银行）；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殖产兴业）。
教育方面，发展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教育机关颁布《考育敕语》，灌输考道、忠君爱国等思想（有人认为此举用意在于强化最高权力集中式的社会体系，为日后的对外扩张铺路）。此外亦选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
军事方面，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编制；并于1872年颁布征兵令，凡年龄达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须服兵役。一般服役3年，及预备役2年，后来一般役及预备役分别增至3年及9年，总计12年。1873年时，作战部队动员可达40万人。此外明治政府亦发展国营军火工业；到了明治时代中、后期，军事预算急剧增加，约占政府经费的30%～45%，实行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兴筑新式铁路、公路。1872年，第一条铁路——东京（新桥）至横滨（樱木町）间铁路通车；到了1914年，日本全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超过7000公里。
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
宗教方面，基于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励神道教，因为其宣扬忠于天皇的思想，对天皇统治国家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亦容许其它宗教的存在，1873年日本取消基督徒传教的禁令。
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政府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高征地税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原始积累，建立了一批以军工、矿山、铁路、航运为重点的国营企业。与此同时，引进缫丝、纺织等近代设备，建立示范工厂，推广先进技术；招聘外国专家，派留学生出国，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由于过重的财政负担曾经引起财政危机，80年代初政府把一批国营企业和矿山廉价出售给与政府勾结因而拥有特权的资本家(即所谓政商），以优厚的保护政策鼓励华族、地主、商人及上层士族投资经营银行、铁路及其他企业，培植了一批财阀。80年代中期起，以纺织业为中心，开始出现产业革命的高潮。
明治维新的历史意义[1]
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崛起，通过学习西方，“脱亚入欧”，改革落后的封建制度，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日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但明治维新具有不彻底性，在各方面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后来，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
经过明治维新而渐趋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在1895、1904年分别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清帝国与俄罗斯，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但其改革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天皇权力过大、土地兼并依然严重等封建残余现象，与日后发生的一些列日本难以解决社会问题相互影响，使得日本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而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军事力量也快速强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别于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强盛的两个大国—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受到西方列强的注意，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福泽谕吉所提出的“脱亚入欧”论也在此时成为正论。
维新初期，由于明治政府的政策，使得武士的社会地位大幅下降；而随着俸禄渐次缩减，武士的经济上保障也被削弱。凡此种种皆导致士族对明治政府的不满，武力抗争因此接二连三地发生。维新功臣西乡隆盛以鹿儿岛县为中心，于1877年6月18日年所发动的西南战争，成为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士族反抗战役。战败之后，残余的士族成员转入地下活动，与板垣退助所主导的“民选议院设立运动”结合，透过“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形成政治上的反对势力。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成为亚洲第一部成文宪法；1890年，日本国会（帝国议会）正式开始运作。
至于社会、文化方面的改变，随着留洋知识分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户稻造等）吸收并引介西方文化与典章制度进入日本，以及众多现代化事物的引进，“文明开化”的风潮逐渐形成，对于原本传统而保守的日本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不只物质需求与生活习惯上出现西化的转变，在教育系统与社会组织的广泛推行下，思想与观念上也逐渐有了现代化的倾向（例如守时、卫生等概念与西式礼仪）；文艺上的影响也不小。
另一方面，虽然明治政府锐意改革，但整体而言较为偏重促使国家强盛的结果，也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天皇权力过大、出身藩地的有权有势者长期掌控国政，形成势力庞大的“藩阀政治”体系、土地兼并依然严重、新兴财阀垄断市场经济等现象。这些负面问题与日后发生并累积的一些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相互影响，最终直接或间接促使日本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
明治维新的积极影响：明治维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使之摆脱了民族危机，从此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道路，成为亚洲第一强。
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差异[2]
- 两国所处社会环境
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还处于清朝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之下。在被外国侵略者打开大门之后, 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逐步分解。虽然资本主义萌芽早已出现, 但在封建主义种种压迫下还无法迅速成长起来, 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这样就致使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 既没有一个新兴的反封建的坚强支柱, 也没有一个可依靠的近代化的核心力量, 更没有一点可以依赖的物质基础。
而明治维新前夕, 日本处于幕落领主制的统治之下, 封建制度开始趋向解体, 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逐渐发展起来, 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广泛存在, 工场手工业大量涌现, 到年, 日本全国手工工场已发展到月侧多个, 在先进地区棉纺业这一主要工业生产部门已跃居统治地位。同时, 西南诸落进行落政改革中, 已经创办起一些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 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发展成了资本主义势力, 这些经济上有一定的势力而政治上无权的资产阶级和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已成了发动幕府活动的支柱, 而且在倒幕胜利后成为日本近代化的核心力量。
- 两国内部封建统治强度
中国的封建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权力。政治上的统治权, 军事上的指挥权, 经济上的支配权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皇帝手里。各地总督、巡抚、提督都没有独立的权利。这种高度集权的君主制同种族统治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清政府的中央政权——军机大臣、六部尚书。名义上是权力满汉平分, 实际上却是均在满员之手。汉人掌权, 无论权力大小, 都会令满人担心不已。曾国藩就是一个实例, 清政府的这种为统治权稳固与否的担优心态导致它对任何新奇事物的出现都倍感小心翼翼, 对任何救国救民、富国强兵的主张都敏感过度。这就致使洋务运动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既无皇权可资利用, 也无地方独立力量作为有力的领导来依靠。即使清朝封建集权专制主义有所衰败, 地方汉族军官也获得某些兵权的前提下, 洋务运动仍然不能改变总体上的清朝封建统治权力结构, 不能把封建顽固势力赶出历史舞台,开展近代化运动。因此, 洋务运动的所谓“ 富国强兵” 的治国方略也就在严酷的封建君主制集权下不幸夭折了。
而日本的封建统治体制被称为“ 幕藩体制” ,天皇在名义上是封建统治梯塔上的最高统治者, 但实际上并不掌握政权, 只是尽一些宗教典礼上的职责。德川幕府将军才是真正的最高统治者, 为了独揽大权他严格控制天皇的活动范围, 不许天皇与外界, 特别是不能和“ 大名”接触。在“ 幕府改革” 失败之时, 长州、萨摩这些落的“ 落政改革”却取得了胜利, 并使落国的经济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的轨道。因此, 这些藩国与德川幕府的矛盾转化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内容和性质。与此同时, 反幕势力也利用天皇与德川幕府将军的矛盾, 高举民族反抗的义旗, 激起人民的民族仇恨, 在“ 尊王攘夷” 的政治口号下, 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封建领主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 并逐渐形成不可阻挡的力量,最终致德川幕府于死地。这一现象表明,德川幕府长时期内未能使落国完全失去独立性, 而“ 大名”的这种独立性, 使日本不能形成严格的中央集权制, 并运用了它在藩国内的政治经济实权, 组织军队与中央抗衡, 并打出了一个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良好局面。
- 运动指挥者的思想意识
当时洋务派的主要成分包括王公贵族、地方督抚、买办商人、地主士绅和知识分子, 而其中决定洋务运动性质和方向的则是那些满汉军政要员。如奕忻、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这些满汉军政要员虽然出身、阅历、权势不同, 但是在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上都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是从封建顽固派中分化出来, 自幼就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 忠君观念根深蒂固, 具有浓厚的儒学素养和强烈的经世要求。当日本人积极的向西方学习欲加以改革时, 中国人却认为“ 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虽然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某些优越性, 但也仅主张借用“ 西法”来谋求清朝封建统治的“ 自立” 、“ 自强” , 并不曾想通过变革来推翻腐朽的封建统治。以曾国藩为例,年在湘军攻占太平天国首都前后, 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 督办江、浙、皖、赣四省军务, 他因“ 用事太久, 兵柄过重, 利权过广, 远者震惊, 近者疑忌”同清廷矛盾骤然激化, 但他毅然采取了“ 远权避谤” 的策略, 裁兵自敛藉以消除清廷疑忌。可见其固守的封建理念根深蒂固, 而由他们指导的变革运动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社会的性质, 不能使其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而日本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打开了眼界, 热心学习传人日本的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 以至于当时在日本先后兴起的“ 兰学” 和“ 洋学”热。这些不仅使日本人民对西方的社会制度产生向往还引起了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这也导致日本武士阶级的急剧分化, 一些被裁减的武士, 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 看到只有和城乡资产阶级以及新地主联盟, 凭借暴力才能摧毁幕府的统治, 获得解放。正像董以山先生曾提到的那样“ 在年前后, 日本的社会已具备或初步具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观条件,已经到了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就可能发生一场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革命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
- 变革运动的指导理论
作为洋务派头面人物的满汉军政要员均为清朝政权及其封建经济基础的捍卫者, 他们从中国传统的“ 道体器用”观出发, 提出“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这一指导理论, 主张以中国之道, 用西方之器,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 辅以西方富强之术。对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不但没有任何怀疑, 而且认为这种制度比西方人的制度好得多。在这种“ 中体西用” 的理论指导下, 中国推动洋务运动不过是因“ 事事远出西人之上” 的制度受到了西人的“ 坚船利炮” 和“ 潜师洋法” 的不肖之徒农民起义军的内外威胁, 而中国“ 独火器万不能及”西人, 所以他们才积极推动洋务运动, “ 取西人之长技, 以成中国人之长技。” 洋务运动把“ 西用”放在“ 中体” 的轨道上, 只是想借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巩固原有的封建社会制度, 维护和延续满清王朝的统治, 这种理论的根深蒂固根本不可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 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因此, 洋务运动是一场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而明治维新则领导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 利用国家的强力, 改造旧有的经济基础并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他们提出“ 脱亚人欧”理论, 主张摈弃亚洲的陈旧制度, 效法欧洲的新兴制度,变革封建所有制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封建生产方式。正是这一理论的指导,才使明治维新运动的上层领导和广大基层群众实行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改革, 而不是为了保留和完善原有的社会制度。因此, 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在不同的理论指导下的两次运动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封建土地制度改革上。洋务派的领导者们就是封建官僚和封建地主出身, 他们推行新政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维护和延长清政府的腐朽封建统治, 因此根本不可能改变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 资本主义工业化也绝对不能在封建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并得以发展。而德川幕藩领主制国家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是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 要发展日本的资本主义, 必须改变这种土地所有制。为此, 明治政府通过推行“ 奉还版藉” 、“ 废落置县”革除封禄制度和地税改革, 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 确立了自由农民和新地主的近代土地所有制, 把全国农业纳人了资本主义发展轨道, 从而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开拓了市场和提供了大量资金。
透过两国运动的种种现象分析, 可以看出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也导致了两次运动结果的不同。然而, 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人类社会在发展中不断进步, 以古鉴今, 以一种严谨客观的研究态度来分析历史事件中存在的差异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不仅对当今的学术研究有所裨益, 更对今日的社会发展有着弥足珍贵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