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ism,new—Keynesian)
新凯恩斯主义：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吸取非凯恩斯主义某些观点与方法形成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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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答复本世纪70年代所谓“凯恩斯主义理论危机”，80年代便产生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70年代兴起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学者们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理论上是不恰当的，他们断言，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在厂商微观经济的基础上；他们主张，应当用建立在市场始终出清和经济行为者始终实现最优化的假定基础之上的宏观经济理论来取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早在70年代后期，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 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约翰·泰勒（John Taylor）就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建立基础。费希尔发表了《长期合同、理性预期和最佳货币供应规则》一文（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77年2月号），费尔普斯和泰勒发表了《在理性预期下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力量》一文（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77年2月号）。他们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设。80年代，美国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致力于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要组成部分提供严密的微观经济基础。因为工资和价格粘性往往被视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题，所以他们努力的目的在于更多表明这些粘性如何由工资和价格确定的微观经济学而引起的。即是，他们试图建立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微观经济基础。这样，80年代以来，就形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New—Keynesian Economics），以与其对立的研究方法，即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Classical Macroeconomics）相并立。
事实上，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亦称为新凯恩斯主义，它以“new”表明“新”的意义，因此，是对旧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现在，标名“新凯恩斯主义的”，英文原文为“new—Keynesian”，此词是迈克尔·帕金（Michael Parkin）所创造的，他于1984年出版的《宏观经济学》一书，始创“新凯恩斯理论”（new—Keynesian theory ）这个术语，而未用“新凯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一篇学术论文中最先使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这一称号的， 是劳伦斯·鲍尔（Lawrence Ball）、格雷戈里·曼奎（N.Gregory Mankiw）和戴维·罗默（David Romer）。他们于1988年发表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产出量—通货膨胀交替关系》（载《布鲁金斯经济论文集》1988年第一期）。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主要的还有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本·伯南克（Ben Bernank）等。
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看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它的研究方法实质上是真正未应用于现实世界的一种数学上的构思。对比而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决未想成为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要成为解决起初世界问题的实际政策模式。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在理论上是凌乱的，他们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切合于真实世界、真实世界的制度和现实行为。因此，必然发生凯恩斯主义复兴。正如阿兰·布林德（Alan Blinder）说道：“宏观经济学已处于另一次革命之中，这次革命等于凯恩斯主义的再现，但是具有更加严密的理论风格。”（注：以上论述，参见：曼奎和罗默主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第一卷，1991年英文版）第1页。戈登著：《什么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经济学文献杂志》1990年9月号第1115页。布林德：《凯恩斯主义复兴》《挑战》1992年9—10月号，第18页、51页。）
曼奎和罗默明确表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意味着对如下两个问题作出解答：
（1）这个理论违背古典派的两分法吗？它断定名义变量（如货币供应）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如产出量和就业）的波动吗？即是，货币非中性论吗？
（2）这个理论假定经济中的实际市场不完善性是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吗？如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这些思考是理论的核心吗？对于以上两个问题，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作出肯定回答的。因为价格是粘性的，所以古典派的两分法便破产了。因为不完全竞争和相对价格的粘性是理解价格为何呈粘性的主要原因，所以实际的不完善性是具有决定性的。
在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中，只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才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技术上的扰动和完善的市场，所以它对以上两个问题作出否定回答。许多较早期宏观经济理论抛弃了古典派的两分法，但是它们通常并不强调实际的不完善性是真相叙述的主要部分，例如，70年代大多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包括非均衡的凯恩斯主义模型）都把工资和价格粘性塞进另外的瓦尔拉斯式经济或硬充作瓦尔拉斯体系。因此，名义的和实际的不完善性的相互作用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显著特点。
更多的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和货币主义模型都未把价格粘性的解释作为关键性的。他们这两派学者都把经验证据视为比理论上纯正更加重要。例如，货币主义者莱德勒（D.E.W.Laidler ）争辩道：“更好和更多的明确微观基础并保证关于任何宏观政策实验后果的更准确的经验论断”（注：莱德勒：《当前宏观经济学问题》，1992年，转引自斯诺东等：《宏观经济学现代指南》，1994年英文版，第290页。）。在 80年代期间，新凯恩斯主义发展具有明显的非经验风格。那些更年轻一代经济学家，为寻求加强凯恩斯主义模型，主要是通过发展和改进凯恩斯理论的微观基础来探究。
新古典主义模型和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之间的关键性差别在于对待价格确定行为上。与价格接受者（他是新古典模型的主角）形成对照，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假定制定价格的是垄断企业，而非假定是完全竞争企业。虽然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前，1933年，罗宾逊夫人、张伯伦已分别独立地发展了垄断竞争理论，可是只是最近，主流凯恩斯主义理论家们才开始了使不完全竞争体现成非市场出清模式的工作。
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模型都假定有理性地形成预期。这显然是70年代的新古典派革命对宏观经济学家具有深刻影响的一个研究领域。但是，某些著名凯恩斯主义者和正统货币主义者却保持对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的批评，并怀疑理性预期假设的经验证实。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保持关于政策问题的各种各样观点，例如，财政金融政策实施中相机抉择而非规则性方面的重要性争论。新凯恩斯主义者把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震动都认为是经济不稳定的潜在根源，但特别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家们有分歧（当要对市场经济有能力吸收这些供求震动以致维持充分就业作出评价时）。新凯恩斯主义者还与凯恩斯有同样看法，即非自愿失业既是可能的，又是可信的。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特征表现为不完全竞争，不完善市场，异质劳动和不对称的信息，而且经济主体经常关心着公平。因此，在新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实际的”宏观领域具有协调失效和宏观经济的外部影响的特性。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不完全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并未达成完全一致见解。但是，他们的许多解释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正如莱斯利（D.Leslie）评论说：“新凯恩斯主义把满桶砂粒投入运转圆滑的新古典派范式中。”（注：斯诺东等：《宏观经济学现代指南》，第291—292 页。）
在强调粘性价格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货币不再是中性的，政策效力至少在原则上是重新确认的。既然较大的价格灵活性使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模型中的经济波动问题恶化，新凯恩斯主义者也就论证了即使价格是灵活的，矫正的需求管理政策的潜在作用也存在。
在市场经济中，内生力量可能经常地增强外生冲击的干扰影响。因为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经济波动是不规则的、无法预言的，所以新凯恩斯主义者不是政府试图微调宏观经济的支持者。关于对总量波动，政府可以采取相机抉择行动的程度，并没有统一的新凯恩斯主义观点。然而，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由于市场失灵，特别是就极度经济衰退来说，确实需要政府行动。由于经济将来可能面临诸种问题的不确定性，少数新凯恩斯主义者便赞成均衡理论家们和大多数货币主义者所提倡的固定规则方法。
从新凯恩斯主义分析中得出的教训是，面临导致持久性的巨大冲击时，政策干预是必要的，因为市场经济的调整过程运转得较缓慢。斯蒂格利茨指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相信，面临迅速变动的经济时，设计恰如其分的规则性政策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与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者提倡的“微调”（Fine —tuning）经济政策相对照，新凯恩斯主义者却拥护设计出“粗调”（Coarse—tuning）政策以抵销或避免宏观水平波动问题。
就一直对实际工资粘性展开各种解释的那些新凯恩斯主义者说来，已得出一些政策结论，特别是降低持续高度失业的政策。林德贝克、斯诺沃认为，为了要降低内部人的权力和使局外人对雇主更具吸引力，制度改革是必要的。从理论上说，降低权力的政策包括：
（1）工作保障法规的软化以便减低雇佣和解雇劳工的流转成本；
（2）工资关系的改良以便减少罢工的可能性。
有助于给局外人以公民权的政策将包括：
（2）改善劳工流动性的政策， 例如住房市场；
（3）使工资具有更大灵活性的利润分享安排；
（4）失业补偿制度的再设计以便鼓励寻找工作。
有些新凯恩斯主义者（特别是欧洲支派）赞成某种形式的收入政策，以缓和不对等的工资议价制度的不利影响，例如，拉亚德（R.Layard）等在 1991年出版的《失业、宏观经济运行和劳动市场》一书中争辩说：“如果失业超过长期‘无加速度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AIRU，或自然失业率）并存在滞后现象，那么暂时收入政策就是有助于失业更快地回到NAIRU的一种极好方法”。但是，这样的政策仍引起激烈争论，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如曼奎等并不认为收入政策起着有效作用。而且，有一位经济学者金蒂斯（H.Gintis）明确指出，尽管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放弃达到充分就业的义务是较小让步，可是，这种让步（承认自然失业率的存在）却是重要退却。（注：见斯诺东等：《宏观经济学现代指南》，第325—328页，以及《挑战》1992年9—10月号，第50—51页。）
首先，新凯恩斯主义文献一直偏向于理论上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对新凯恩斯主义缺乏以经验为根据的著作提出了批评。例如，费尔（R.Fair）认为，新凯恩斯主义作品已使宏观经济学脱离其经济计量基础，并建议新凯恩斯主义者要“准备考虑汇合他们的各种理念的可能性以提出可检验的结构性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莱德勒（D.E.W.Laidler ）也有力地论证要恢复经验证据作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为作出回答，鲍尔、曼奎、罗默1988年发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产出量—通货膨胀交替关系》这篇有影响的论文利用全国性资料检验了菜单成本模型。“为何价格是粘性的？”布林德的研究利用从访谈中收集的资料区别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认为是程式化论据的价格粘性的各种不同解释。初步答案对以协调失效、成本加成定价和不成文合同为特色的凯恩斯主义解释给予支持。布哈斯卡（V.Bhaskar ）等所发表的论文利用在英国80年代期间收集的资料进一步证实：大多数厂商在经济繁荣时并不倾向于提高价格，或在经济衰退时，不轻易降低价格，而是通过工作时间、轮班劳动、存货或雇客定量配给的变动来作出数量调整反应，这些反应是压倒趋势的重要性。
第二，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往往不相联系的许多第一流理论。为了要产生可检验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这就使得这些理念协同汇合更加困难。新凯恩斯主义者自己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例如，布兰查德]（ O.Blanchard）反省道：“我们用很少有趣的效果造出太多的怪物。” 创立具有“准宗教”信仰的微观基础的各种理论“迷人盛装”的魅力已成为病害。
第三，关于菜单成本。批评者怀疑对价格调整的小额成本会有可能说明产量和就业的重大缩减。卡普林（A.S.Caplin）、斯普尔伯（D. F.Spulber）也对菜单成本答案表示怀疑，他们证明，虽然菜单成本对单个厂商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这种影响在总量方面会消失。为回答这些批评，新凯恩斯主义者争辩说，实际粘性一体化扩大了具有对产量和就业影响的名义粘性的范围。体现改变价格的小额成本模型的弱点是，模型形成多重均衡。罗坦伯格（J.J.Rotemberg）认为， “如果许多事情发生，那么各种模型就更难以抛弃”，而“当存在多重均衡时，这就不可能识别经济对任何特定的政府政策将有如何反应。”
第四，关于从微观基础导出粘性所提出的问题。托宾否认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坚持或要求”名义的和价格的刚性。在托宾看来，工资和价格灵活性很可能会使经济衰退恶化，而且他支持凯恩斯的这种观点：名义工资粘性在面临总需求冲击时将起稳定的影响。托宾还提醒新凯恩斯主义者注意：凯恩斯对于以工人关心工资相对性为基础的名义工资粘性进行了“理论上无瑕疵的”和“经验上现实主义的”解释。既然名义工资减少将被每一群体工人看成相对实际工资降低（因工人们在分散制度下无法保证知道其他群体工人正接受的工资减低的情况），这就将被有理性的工人们抵抗。
第五，关于理性预期假说被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的认可问题。费尔普斯认为理性预期假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布林德指明：经验证据在其有利方面是：“最好也不过无力，最坏也不过指责。”不管怎样，不到有人提出更好的观念，这个批评思路将导致宏观经济学中理性预期假说的放弃似乎是不可能的。
第六，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致的问题，涉及由“旧”IS—LM模型的“新”学派继续接受，作为理解总需求决定因素的最好方法。金（R.G.King）证明，IS—LM模型“是90年代宏观经济学可行的分析工具，”金鉴定的基本问题是，为了要利用IS—LM模型作为分析工具，经济学家们必须忽视预期，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种简单化就排除了总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金向宏观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提出这样的意见：他们忽视新凯恩斯主义广告，因为新产品象原先的产品一样，不是健全的，尽管是新的包装法。
总而言之，由于强调劳动市场、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形形色色不完美性，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它的拥护者看成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有生气的研究纲要”。可是按批评者看来，新凯恩斯主义者所完成的是“新瓶装旧酒”似的工作。这就仍然被看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将是怎样成功的。（注：以上评析见斯诺东等：《宏观经济学现代指南》，第328—330页。）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为前提，分析论证名义的和实际的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存在，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市场始终难以出清）这种论断，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产生大量非自愿失业这个现象，因此提出政府干预私营经济的必要性，否定政策措施的无效性的论调。所有这些都近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现实。
自60—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各派对如何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相结合的机制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其中受到责难较多的是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被认为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对此，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们试图吸取新古典派的理性预期假说，甚或承认自然失业率的存在来补充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基础。然而，这样的结合和补充恰是背离了凯恩斯革命的重要部分。诚如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凯恩斯革命从理论方面来说，就“在于从均衡观向历史观的转变；在于从理性选择原理到以推测或惯例为基础的决策问题的转变”，而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严格的理性行为是不可能的。经济生活很大部分都是根据公认惯例来处理的。（注：琼·罗宾逊：《凯恩斯革命的结果怎样》，《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0、21页。）”可见，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企图将“理性预期”，从而用“理性经济人”来填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质上并非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而是向凯恩斯以前的传统经济学的让步和复旧。须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对“理性经济人”的强调，正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如果仅着眼于对“理性经济人”的强调，那就忽略了最大多数智力正常的人的行为和决策极少决定于经济的考虑，因而无视社会组织的重要性，抹煞集体行为力量，否认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层或阶级之间的矛盾或冲突。这样，就必然使其经济分析容易形成错误的结论，从而导致错误的决策。
至于自然失业率，它不过是西方传统经济学中的“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它的水平变动是由劳工市场的结构所决定的，因此自然失业率变动可被视为理所当然地未实现“充分就业”的借口，即不存在凯恩斯所指出的“非自愿失业”了。显然，这确是新凯恩斯主义者的重大让步，如有些经济学者所评论的那样。
总之，诚如西方有的经济学者所指出的，“虽然宏观经济学需要微观基础”，但是“微观经济学也需要宏观基础”，而且“微观经济学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宏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