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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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霸权是指采用各种文化工具，如文化理论、文化产品、文化资源、文化人才等对社会思想意识进行支配以期达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效果。[1]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南理论转向行动，由秘密转为公开，由单向变成多向。具有侵略性、欺骗性、规模性、复杂性、长期性的特点。
(一)理论侵蚀
文化霸权理论的实质是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西方政治文明、经济体制、先进的价值观念即民主、自由的胜利，是与马克思主义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为此，他于1989年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来纪念冷战的结束。经过一段时问的思考和总结，1992年福山将其专著《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公布于世。他极力论证的是：冷战的结束就是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这种终结意味着西方自由与民主思想的普遍认同。今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已不再是极权政治，极权政治已经解体，失去了可信度和影响力，也不是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随着西方劳资矛盾的解决已经没有吸引力，只有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才是世界的主导话语。当然，这一说法是逻辑与历史的分离、事实与价值的分裂而导致的荒谬结论。
紧接着，美国哈弗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连续发表两篇颇具影响的文章： 《文明的冲突》以及《不是文明是什么——后冷战世界的范式》。其中心思想是：今后决定世界未来格局和走向的因素既不是经济，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或者说不同国家和集团之间的文明冲突。所以，其理论被学术界称之为“文明冲突论”。在他看来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一东政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非洲文明之间是有差异的，差异产生距离，差异引发冲突；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交往的全球化，必然引起文化、宗教方面的分歧，而且这些分歧因政治、经济特征的相距甚远更难沟通协调而达成一致；西方与非西方各自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重塑世界；西方文明可以支配甚至同化非西方文明。其做法是：扩大西方文明范围，加强美国同日本、俄国的文化合作，以防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结盟而与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相抗衡。
近20年过去了，没有任何迹象如美国两位理论家所“规划” 的那样，世界朝着有利于西方国家的方向发展。相反，在2008年，于同一时代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面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深有感触：“最近30年，年均8％一10％ 的增长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这一实打的经济表现，伴随着以儒学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提高了中国在亚洲和整个人民团体的软实力”。2000年约瑟夫·奈又提出了“文化软实力资源” 的概念，这一资源就是“其价值观，从某个角度上讲， 自由、人权和民主是美周的指路明灯，而其他国家都学习仿效。软实力的第二资源是文化输出，包括影视节目、艺术和学术著作以及因特网上的信息。” 2002年和2004年，他又推出了两本有关软实力的理论专著：《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软实力：世界政治成功之道》，一再重申文化软实力及其资源的充分利用对美国国际地位的巩固及未来发展前景的影响。
2002年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鼓吹“新帝国论”，主张通过新殖民化的手段，由英美等“帝国”输出民主和自由，以此拯救目前一些国家或地区发生的动乱及威胁。从现实情况看，英美等围的“拯救行动”招来了众多的质疑声：既然民主与自南是普世的文化准则，为何对待不同的国家其立场又截然相反呢?
(二)产品输出
强势国家向世界各国输出文化产品，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回报，为政治制度的推行、文化观念的渗透奠定坚实的经济后盾；同时在文化产品消费过程中其所赋予的符号表征性含义能达到精神兴奋剂的效果。美国的电影大片不只是让人欣赏到古老的建筑艺术、异国特色的风土人情、金发碧眼的俊男俏女、风景迷人的夏威夷海滩以及无法复制的宏阔场面与叹为观止的制作技术。视觉图像可能因时过境迁而烟消云散，但影片中精彩的人物对话、行为举止、生活习性、思想观念却难以磨灭。特别是青少年，随着个人心智的成熟，记忆会更加清晰，甚至有可能进行比较性回味，潜移默化地进行价值观的重组与建构。
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喜欢美国的麦当劳、肯德基，这种在美冈有人称之为“垃圾” 的快餐文化久而久之地改变着输入国公民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崇洋迷外的心理对民族饮食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甚至影响它的传承、创新和发展。此外，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数据传输量的80％ 以上来源于美国。尽管许多国家采取各种法律、行政手段来控制、过滤有害信息的传播，但因制度、技术诸方面的原因总是达不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再如，我国对日本动画片的进口是有严格限制的，而网络常给人以可乘之机，它不仅扰乱了网络秩序，更重要的是消极的动画形象给年轻一代带来负面影响。就连中国电视频道公开播放的《樱桃小丸子》、《多啦A梦》，那些好幻想、行为散懒、走捷径、不思进取的典型人物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与中华民族勤劳、务实、有理想、求上进的传统文化精神显然是背道而驰的。有些充满暴力、色情、恐怖、同性恋情节的动画片其社会后果就更严重了。恰如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授斯图亚特·麦克法蒂因所言：“文化产品的根本意义在于它的文化意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 。不健康的文化产品，就文化意义而言，它影响到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精神的锻造；就社会意义而言，它会使人们的理想信仰、价值取向与时代精神发生偏离；就政治意义而言，它会导致对国家与民族认同感的缺失、产生严重的自卑心理而对未来失去信心。
(三)资源侵占
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发动战争靠武力强取豪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瑰宝，主要有两次：一次是1860年八国联军2．5万多人火烧圆明园，将大量珍贵的字画、典籍、瓷器、玉器等文物洗劫一空；另一次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将许多书籍、古玩等偷运至日本。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导下，通过各种途径追回了部分产品，但流失国外、海外的已不计其数。
在和平环境下，强势国家对文化资源的侵占犹如没有硝烟的战争。美国的麦当劳广告画面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花木兰》早巳成为迪斯尼的品牌产品，美国的计划是尽快将《杨家将》、《天仙配》、《西游记》演绎成好莱坞大片。日本自古以来就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包括中国的文字，当今“抢占” 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二度创作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日本小说《项羽与刘邦》、《中华武将列传》等在该国有了相当的卖点。通过技术、人才和资本的联合运作，动画、漫画、网络游戏被打造为日本文化产业的支柱产业，(孔明传》、《西游记》、《水浒传》、《三国志战记》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字眼” 都是日本网络游戏公司拥有知识产权的畅销产品。韩国文化的根底是儒家文化，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尽可能地走“拿来主义” 路线，没有任何史料依据将中国古代的祖先、文化名人进行“移民”，连孔子、李白都成为了韩国人， 这也未免荒唐至极。2005年韩国成功将本国江陵地区的端午节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引起中国专家学者和民问文化人士的广泛热议。在我们看来，尽管韩国的端午节与中国的端午节在形式、内容方面均有差别，就像许多中国人知道韩国有端午节一样，也有许多人韩国人非常了解中国的端午节，其“抢先申遗”的做法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和反思。据网络、报纸传闻，韩国企图把“科举制度”、“祭孑L大典”、“韩医” (中医改名为韩医)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对此，韩国人又怎样向中国人解释?“先下手为强”只能是强盗的逻辑，而不是普适的法则。
(四)人才抢夺
文化的竞争说到底是包括科技人才在内的各类文化人才的竞争。文化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是人才，它能够促进文化产业转形升级，增强文化发展的后劲。早在1998年，美国微软公司在北京投资8000万美元成立“微软中国研究院”，借研究之名夺人才之实。鉴于在产品设计、软件开发等方面人才的缺乏，美国国会以立法的方式，保证企业从海外招揽高素质劳动力的合法性。通过优厚的服务酬金，良好的工作环境，富于挑战性的发展平台，千方百计地挽留优秀人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费派出的留学人员只有1／3回国，近2／3在国外发展。发展中国家高级人才的流出成倍地大于流入。例如，印度丁艺技术学院每年共招新生2500名，眼下已有成千上万的毕业生移居美国。除美国外，近年来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都在不断调整移民政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设立高门槛以解决本国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高端人才的紧缺问题。
根据文化霸权内涵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不论文化霸权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还是出现在整个世界范围当中；不论它在发展初期具有强制性特点，还是在发展到今天具有了非强制性个性；它的存在都包含着以下这些要素：
(一)文化族群的相互独特是文化霸权存在的前提
文化的存在是产生文化霸权的前提，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因素。这里想着重阐明的是“族群”概念及其独特性，因为没有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独特性，也就没有文化的独特性；没有文化上的独特性，也就谈不上文化霸权的存在。在文化霸权产生以后，我们可以这样看待族群概念，它已不是一般意义上所指的“长期销声匿迹的少数民族”，而应该是指世界上所有民族的集合体。根据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每个民族由于其地域、生产、心理、语言等都构成要素的不同而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而显的独特，在这基础之上，他们的文化形态也与其他少数民族迥然不同，国家产生以后，不但不同的民族有了自己的国别，即使是同一国都中的少数民族，也有了主权性民族文化和非主权性民族文化之分，这就为文化霸权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二)经济实力的相互悬殊是文化霸权存在的土壤
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族群中的每一民族，由于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采用的生产方式不同，加上地理位置、自然气候等的影响，因此，决定他们生活状况的经济实力也就有别，站在世界全族群的高度俯瞰，经济实力的相互悬殊直接导致了每一民族生活水平的不同，有了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就有了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有差异就会有比较，有比较就会有高低，有高低就会对他族的存在有看法。再从国家角度来看，经济实力差别之上产生了政治、军事实力的强弱，这种综合国力的不平衡又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族群文化的看法，这为文化霸权的产生提供了又一种诱因。
(三)显性的文化交往是构成文化霸权的关系纽带
文化霸权是族与族或族群与族群之间的一种不平等行为。这种不平等行为的实现必定要靠文化交往来链接，而文化交往又往往是以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为直接载体。在经济贸易来往中，我们可以看到，各族、族群之间在生活方式上的相互占位，同时关于价值观念、精神追求、宗教信仰等各种文化形态(如饮食、娱乐等)也在相互的输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思想、思潮也开始出现了相互的影响和冲击。这本是一种世界文化共同繁荣的火热局面，但不幸的是，它也埋下了文化霸权这一变种。文化交流为文化主体的侵略、征服意识提供了新的契机。
(四)文化主体的鄙视和入侵心理是文化霸权存在的核心
只要存在文化交流，就必然有话语上的交锋与争斗，这本来是全族群文化共同进步与繁荣的推动力量，但在这场文化力量的角逐中，强势主体却萌发了鄙视他族文化的情感与态度，把自己的文化当成了最先进的并成为衡量其他一切文化的标准，进而产生了他族文化不合人性必须同化掉的入侵心理和行为，极力推崇自己的文化观念，这就直接导致了文化霸权出现的迹象。人们在文化的相互交往中，必然会出现相互抵触的现象，产生鄙视他族文化的心理，这是由人类现有的认识水平决定的，至于要通过强制性或同意性的文化入侵来抹杀掉另一族群的文化，这也是认识视野狭窄下的错误的行径。只要存在文化鄙视就会有霸权的可能，只要蓄意入侵、同化另一种文化，那就是文化霸权主义。
(五)隐性的权力话语是构成文化霸权的基本力量
文化交流当中，当某一种文化形态在另一族或族群中生根之后，我们会看到它的运行方式所具有的不可逆转性。它以话语的方式传输给他族成员，直接改变着他族成员的思维与观念，进而影响着他们的社会实践。当今的文化霸权虽然具有非强制性的特点，但是某种文化形态在他族的存在却有着话语上的规范性或规训性，即：如果他族成员接纳了某种文化形态，那么，该成员就必须按这种文化形态的运行模式来操作。比如，在经济管理和经营上，如果接受的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那么在用话语表达或者传授这种经济形态时，它就明确规定着必须遵循价值规律这样的操作流程，而绝对不存在任何其他的第二种规律；在文学创作、教育管理上，如果接受了西方的课程与学分制，那么，你就必须按它的话语规则分类或计算。这就是权力的话语和话语的权力，前者的主体给了话语以特定的规则；后者则给受体以特定的规则。这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所特有的规律，也是产生文化霸权的潜在力量。
(六)文化受体的自觉表现是文化霸权的实现标志
当文化受体在文化的交往中自觉接受了文化主体的话语权力的约束，并在社会行为实践中开始有意识地履行和运用主体文化的内在力量，进而扩展到大部分的社会成员当中，并经过长期发展成为本族群的另外一种文化形态时，即标志着文化霸权的最终实现和完成。
在上述这些要素中，独特的文化形态，经济实力上的强弱和文化上的交流、交往是文化霸权形成的基础性因素，但它们还不能构成文化霸权的实质。文化霸权构成的内在要素是某个文化主体的鄙视、侵略心理，文化交往中隐性的话语力量和受体的自觉接受和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