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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新帝国”乃至“新帝国主义”，其实都不是什么新概念。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近来人们之所以热烈地讨论这一话题，文章铺天盖地，首先是缘于“9·11”事件，其后则是因为发生了伊拉克战争。美国在伊拉克取得的令人敬畏的胜利，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再度点燃了有关“美利坚帝国”的争论。1在媒体的专栏中，认为美国是“新罗马”（"new Rome"）的评论连篇累牍。当然，这些文章中绝大多数是持批判性观点，但也确有一些人越来越愿意接受一个他们先前曾激烈反对过的思想，即他们的国家是一个帝国。他们渴望相信这样一点，即存在着一种新型帝国，而这种帝国对美国和世界都是有益的。
“新帝国论”是帝国现象与帝国概念历史演变的产物。3在人类文明史中，很早就产生了靠军事征服建立的庞大帝国，诸如古代著名的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以及罗马帝国等。其中罗马帝国作为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与今天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帝国”问题的探讨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美国人所讲的“帝国”，在英文中有两个相关的词，即empire 与imperial。这两个词都源于拉丁文，而且有一个相同的词根（imper）。在拉丁文中，动词imperare 意为“命令”，而名词imperium 意思就是“帝国”（empire）。
拉丁文中“帝国”一词的演变，与古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对于这个过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退休的历史与社会学教授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写过一篇有趣的文章，题目叫《如同古罗马，美国正从共和国走向帝国》。舒尔曼认为，罗马人是非常忠于他们的共和国的（一如美国人忠于美利坚合众国一样），但在2000多年前，他们也同样着迷于他们的帝国。这个帝国一直从大西洋延伸到了今天的伊拉克。公元前33年，凯撒（Caesar ）的侄孙屋大维（Octavian）作为第一执政官，被授予了绝对统治权（Imperium）。公元前28年，他又获得了“奥古斯都”（"Augustus"）的神圣头衔。从此，他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元老院则形同虚设了。这一变化标志着罗马帝国的开始。4自从有了罗马帝国，“帝国”的概念就出现了。
在罗马帝国之后，世界历史上又陆续出现过不少帝国。如果我们把世界古代史中的帝国视为“古典”帝国，那么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的一系列殖民帝国，就是某种“新”帝国了。在欧洲，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等都建立过海外殖民帝国。英国的殖民地因遍及全世界，更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对于这个帝国，人们也称之为“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当然，在领土扩张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强国采取的不是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方式，而是进行陆地领土扩张，诸如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以及独立后的美国等。
什么是“帝国”（empire）？《新牛津英语词典》（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的解释是：“以前在单一最高权力尤其是皇帝或女王支配下的一组范围广泛的国家。”《韦伯词典》（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的解释是：“在单一最高权力之下拥有广泛领土或一批领土或人民的政治单元，特别是那些以皇帝为国家元首的国家。”对于帝国的特点，钱斯（James Chace）和里佐波洛斯（Nicholas X. Rizopoulos）认为，无论是罗马、拜占庭、哈布斯堡、奥斯曼还是英国，其模式在理想上都不单要为自己的公民提供安全，而且要保证为那些居于其直接统治范围之外的人们提供一个有序的世界，这些人接受帝国的命令，也能从帝国霸权所强制建立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秩序中得益。
从统治方式来说，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认为，帝国是指某些政治社会对于其他政治社会的有效主权实施政治控制的一种关系。说得确切些，如果国家A 能够强制国家B 去做违背其利益的事情X，而且这种控制不单针对国家B 的国内政策，而且针对其国际政策，那么国家A 就是帝国。
在英语中，与“帝国”相联系的概念“帝国主义”（imperialism），是伴随着西方殖民帝国体系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个词，时间大体上是19世纪中叶。按照《牛津英语词典》(OxfordEnglish Dictionary)的说法，该概念出现于1858年，所指就是“英国治下的和平”。当时，人们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新现象，因此应该有一个新词来描述它。它的涵义主要是指英国的殖民政策。以后这个词的用法有扩大，凡大国以弱国为代价实行扩张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
今天的历史学家，往往把普法战争之后的欧洲帝国主义称为“新帝国主义”（"newimperialism"）。新帝国主义作为一个帝国殖民扩张时代，具体指从普法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段时间，即从1870年到1914年。7这段时间之所以被称为“新帝国主义”，是因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发生了阶段性的重大变化。在19世纪上半叶，处于自由竞争时期的英国政治家曾一度反对殖民政策，认为殖民地的解放和完全脱离英国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事情。当时的政府要人迪斯累里（Disraeli）甚至把殖民地看作是吊在其脖子上的石磨。8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又开始了新一轮在世界各地大肆抢占殖民地的活动，并且到19世纪末把整个世界瓜分完毕。按照列宁的论述，“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是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的主要标志之一。
从帝国的历史发展来看，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老牌的殖民大国都衰落了。美国在二战后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度被认为建立了“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10由于美国扮演了世界支配角色，因此自然成了“帝国主义”讨论的对象。以后，随着苏联发展成为与美国大体对等的超级大国，其扩张行为也被称为帝国主义。
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帝国”对峙，在经历了冷战几十年的争夺之后，以苏联的解体而告终。
自此，美国开始了扮演世界惟一支配角色的时期。美国超强无比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它支配全球的战略态势，使得人们再次关注一个重大问题，即美国是不是在走向帝国。实际上，有关新帝国论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热起来的。
关于新帝国论的讨论，人们认为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勃特·库珀（RobertCooper）提出“新帝国主义论”是一个重要标志。实际上，库珀提出“新帝国主义论”，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从价值判断上对“新帝国主义”作了明确的肯定。此前，由于帝国主义等同于对外侵略与殖民统治，因此一些大国尽管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但都不愿承认自己是“帝国”或“帝国主义”。也许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改变了一些人的价值判断，使得“帝国”得到了某种敬意，因此库珀才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出“需要新帝国主义”。
按照库珀提出的理论，虽然国际秩序一直是基于权力平衡与霸权，但秩序往往意味着帝国，而权力平衡则始终伴随着战争危险。在两极格局终结之后，世界上存在着三类国家：一类是前现代国家，即失败的国家（诸如索马里和阿富汗）；第二类是后现代国家（诸如欧盟那样的联合体）；第三类是现代国家，即传统的主权国家（诸如印度、中国等）。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中，后现代国家正受到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挑战。一些现代国家在谋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前现代国家则为犯罪集团和恐怖主义组织提供基地。对付这些挑战，干涉是必要的。干涉的最合乎逻辑的方式就是殖民化，但这是当今的国家所不能接受的，因而需要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a new kind of imperialism），需要一个可接受人权的世界和普世价值观的帝国主义。像所有的帝国主义一样，这种帝国主义也是以带来秩序和组织为目标。它类似于罗马帝国，能够为它的公民提供法律、铸币和特殊的道路。库珀提出，为了对付欧洲后现代大陆之外的老式国家，我们需要回复到先前的粗暴方式——暴力、先发制人的攻击和欺骗，总之，需要使用19世纪国家之间的任何交往手段去对付他们自身。在我们后现代国家中间，我们保持法律，可是当我们在丛林中行动时，我们就必须使用丛林法则。11库珀所设想的帝国，并不是美国，而是作为联合体的欧盟。库珀认为，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中，已存在对帝国主义的需求和产生帝国主义的条件。
然而，当代除了美国，是不可能有其他国家更适合扮演“帝国”的角色的。那么，美国到底是不是帝国呢？
美国是不是一个帝国，人们有不同的观点。
牛津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美国是帝国，但却是一个拒绝承认的帝国。它看起来像一个帝国，它的行为像一个帝国，但它拒绝称自己为帝国，因为它继承了反对帝国的文化遗产。12读一下近来美国驻伊拉克最高长官布雷默（Paul Bremer）和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所说的话，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布雷默说：“我们支配着这个地方，我们将继续把我们意志强加于（impose）这个国家。”13这样的言论，显然帝国味十足。但拉姆斯菲尔德却说：“我们不是殖民大国，我们从来不是殖民大国。那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行为。”那么，美国到底是不是帝国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美国的历史。
作为一片新大陆，美国最初是英国的殖民地，处于英帝国的统治之下。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正是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的结果。然而，美国独立后不久，就在北美开始了领土扩张。弗朗兹·舒尔曼认为，美利坚帝国概念的源头就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803年与法国达成的“路易斯安娜购买”（Louisiana Purchase）。15这笔价值万美元的殖民地交易，使得美国获得了从密西西比河直达洛矶山，北到加拿大边境，南到墨西哥湾的广大领土。这片领土的面积为828000平方英里，相当于当时美国版图的二倍，包括了后来美国的13个州。以后，美国又相继夺取了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并通过战争夺得了格兰得河以北的墨西哥全部领土。到19世纪中期，美国的领土已从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
在完成北美的领土开拓之后，美国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了对海外的侵略和干涉。在1898年具有重新瓜分世界意义的美西战争中，美国打败了西班牙，夺得了菲律宾、古巴等殖民地。战后，美国背弃诺言，扼杀了古巴和菲律宾的民族独立运动，并血腥屠杀了60万菲律宾人。
对于美国的这段历史，不论学者们如何把它解释为例外，其帝国性质都是非常清楚的。
事实上，与这一时期美国殖民扩张的历史相对应，当时美国政府的殖民扩张观念也是清楚明确的。1901年至1909年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说过：“一个国家的首要职责在其边界之内，但不能因此就宣布免除它在整个世界所面对的责任。如果它拒绝承担这样的责任，那么在构成人类命运的民族中，它就会丧失为争得一席之地而斗争的权利。”16罗斯福所阐述的这种思想，代表了当时美国社会的一种主流认识。
对于美国的殖民扩张，一些人把它视为一种传播民主、秩序与和平的使命。在美西战争之前的1897年，某位盖德先生（Mr. Gide）发表的《论殖民责任》中有这样一段话：“殖民化不是一个利益问题，而是一个责任问题。殖民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存在着对那里人民以及个人的一种道德义务，即为了人类普遍之善而运用来自天意的权力与优势。殖民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殖民化乃是大国所承担的一项义务，如果它们不想失去自己的使命，不想在道德上垮台，这些义务是不可逃避的。”17按照当时美国政府的说法，他们的士兵就负有这样的道德义务。1899年美国战争部长鲁特（Elihu Root）说：“美国士兵是不同于有史以来所有其他国家的士兵的。他们是自由与正义、法律与秩序、幸福与和平的先锋队。”在鼓吹对外扩张的政治家中，时任美国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和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洛奇（Henry Cabot Lodg）是最突出的一个。1900年3月7日，洛奇在参议院说，美国侵占菲律宾是“有理的、合法的，也是正义的”。相反，如果离开那里，则是“危害人道”，“并且大大违背了健全的道德”。在回答美国的占领是否剥夺了那里人民自由的问题时，洛奇说，“谈到自由，他们从未有过，现在也没有，除非在美国陆军的国旗的保护下，我们将自由赐给他们。”谈到扩张，洛奇说，“我并不为美国扩张的长篇记录而惭愧，我为此感到骄傲。
占有菲律宾并不违反独立宣言原则，而是要把那些原则传播给一个从不知道有自由的民族，这个民族在几年后就会不愿离开美国国旗的保护，一如被我们置于美国国旗保护下的任何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洛奇认为“是责任与利益——是至高的责任和至善的利益强迫我们保护菲律宾”。
对于美国的扩张历史，洛奇是极为自豪的。洛奇说：“我们在19世纪留下了任何民族都无法比拟的征服、殖民、领土扩张的纪录。”“小国已成过去，而且没有未来。现代的运动总的说来是人口和土地向大国和大片领土集中，大国很快被他们未来的扩张和保卫地球上所有未开垦之地所吸引。这是一场有助于文明和种族提高的运动，作为世界上的伟大国家之一，合众国决不能在前进路上落伍。”洛奇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美国历史传统的一个极端，即赤裸裸的帝国思想。然而，在美国的历史发展中，并非只有这一种传统在起作用。作为一个一立国就确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反对帝国、主张自治、自决的观念在美国同样也有传统。詹姆斯·库尔思（James Kurth）认为，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故事实际上包括两个传说，一个是美国传说，即关于美国民主共和国坚定传播其普遍价值的故事；另一个是欧洲传说，即关于美利坚帝国坚定传播其帝国思想的故事。诚然，美国很少有人对于他们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帝国角色的观念感到适意。作为在反抗英帝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中诞生的国家，在1812年它又打了第二次独立战争。在整个19世纪，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作为一个共和国在英勇地抵抗欧洲帝国，并且认为英帝国是主要威胁。对于19世纪在北美大陆的领土扩张，他们认为那并不是帝国的获取物，而是一种非常自然的领土合并。对于19世纪90年代夺取菲律宾和加勒比领土，库尔思认为这与欧洲帝国夺取海外殖民地是非常相似的。不过，大多数美国人对此是如此不安，以致不久就以菲律宾共和国、波多黎各共和国称呼之，并且让古巴和巴拿马正式独立。美国人从不认为这些领土是帝国的一部分。在二战后的50年中，美国的势力扩展到了全球，但官员和公众从没有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帝国，或他们的作用是帝国的作用。21库尔思的评论无论有多少辩解的成份，他至少表明了这样一点，在伦理上，“帝国”并不被认同，美国人还是愿意以反帝国的观念来标榜自己。
显然，帝国文化与反帝国文化共同伴随了美国领土扩张的过程。也许，从思想观念上来说，反帝国的文化传统更流行，至少从人们的言词上看是如此，但从行为上来说，帝国文化却有更多的表现。正是在这两种传统因素的作用下，美国人对帝国似乎从来就存在一种矛盾的心理。他们一方面要扩张，另一方面却又觉得应该坚持自治、自决的原则，并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行为模式想像成与传统的帝国不同。
分析美国帝国文化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两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美国的民族优越感和救世意识，另一个是美国超强无比的国力。早在殖民地时期，那些最初的移民就自命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上帝的选民”，是被上帝选择来执行世界拯救的神圣计划的。
他们希望把未来的国家建设成照亮世界的“山巅之城”，成为一个“在民主、自由和社会公正方面堪称旧世界光辉楷模的新世界”。22正是这样一种观念，在美国的文化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伴随着美国国力的强大，这种观念更发展成了以扩展民主、自由、正义为旗号的新干涉主义。
如果说救世意识是支撑帝国观念的精神因素，那么美国超强的国力则是起着更关键作用的物质因素。没有实力就谈不上救世，而一旦具有了超强的国力，美国人就不可避免地会考虑做点什么。对于20世纪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力量现实，有许多美国人特别陶醉。他们认为，美国的力量比英帝国处于顶峰时的力量更强大，无论从相对还是绝对的意义上说，美国都比有史以来的任何国家都强大。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Albright）所说的美国是“不可缺少的国家”（indispensable nation），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感觉。
美国《新闻周刊》编辑、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著名印度裔学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认为，目前这个时代实际上只能有一个名称：单极世界，一个只有一个全球强国的时代。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是史无前例的。100年前，英国是一个超级大国，统治着全球25%的人口，但它仅仅是全球第二或第三富裕的国家，以及许多军事强国之一。
新保守派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莫(Charles Krauthammer)认为，即使在鼎盛时期，英国也常常受到排在其后的其他大国的挑战。它的陆军比不上欧洲的陆军大国，不过它的海军力量却相当于排在其后的两个海军之和。今天美国的军事支出相当于排在其后的20个国家之和。在海军、空军和空间力量方面，它都是无敌的。
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认为，世界的主要特征就是美国居于首要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国家或国家集团会处于能平衡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力量的地位。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来说，基本的问题仍然是处置美国多余的力量，这些力量可以给予美国许多和相当大的利益。
即使是强调大国衰落的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强调美国权力时似乎也改变了其口气。“像这样的权力不均衡前所未有，从来没有。查里曼帝国（Charlemagne’s empire，公元8—9 世纪）的地盘只囿于西欧，罗马帝国的范围要大得多，但当时在波斯和中国还存在另外的大帝国。因此，美国是无与伦比的。”正是基于美国的民主自治传统、救世意识和今天强大的国力，使得很多美国人觉得，自己不应该成为帝国，但却又不得不做一个帝国。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坦率承认美国就是帝国，而更多的人则极力想说明美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国，而是一种“新帝国”或“新帝国主义”。
在保守派杂志《国家利益》2003年春季号上，詹姆斯·库尔思的一篇文章一开篇就说，21世纪的头10年，像20世纪的头10年一样，是一个帝国的时代。然而，在100多年前是存在许多帝国的，它们包括西欧民族国家的海外帝国——特别是英国、法国、葡萄牙和荷兰的那些帝国，以及那些在哈布斯堡、罗曼诺夫和奥斯曼王朝统治之下的多民族国家的陆上帝国。今天，只有惟一一个帝国——美利坚全球帝国。文章认为，帝国未必涉及军队与装备。
如果现在存在美利坚帝国，那么最好以信息网络和流行文化的软权力而不是以经济剥削和军事力量的硬权力来界定它。它是信息时代而不是工业时代的帝国。如果欧洲人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人都坚持认为这个新帝国同他们自己历史经验中的早期帝国没有多少差别，那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他们错了。
波士顿大学教授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认为，我们肯定不是那种按照英国和罗马的方式对臣民进行统治的帝国。我们作为帝国的意义在于我们有意识地谋求而且我们意在维持支配性权力，包括军事权力及其他权力，我们运用这种权力是为了造就一种国际秩序，这种秩序符合我们的爱好，反映我们的利益与价值。这样的努力就造成了一个帝国的问题。它造成了一种反冲和抵抗。因此，我们在维持我们的优势地位时，在管理我们试图造就的秩序时，就面对着如同英国和罗马帝国在其权力顶峰时所面对的同类型的挑战。
新保守派的重要人物，研究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权威，耶鲁大学教授卡根（Don Kagan）,则否认美国是帝国。他说，作为世界上强大乃至最强大的国家与作为一个帝国是有至关重要的差别的。经济扩张不等于帝国主义，而且根本不存在“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这样的东西。如果美国是一个帝国，那么它为什么不能动员其国民支持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美国不是一个帝国，它的力量来自于自愿的联合和联盟。美国的霸权比较好地为人们所接受，是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美国军队将最终从被占领土上撤走。宣称美国是一个帝国不仅是一个现实错误，而且在战略上也是灾难性的。与英国的剥削目的相反，美国传播民主和人权的意愿与帝国的观念是相矛盾的。美国总是为它的伙伴挣钱。它并没有把它干预的国家变成荒漠，而是使之富有。甚至俄罗斯人也知道，他们可以在冷战后投降而无须屈从于占领。
卡根认为，具有广泛含义和具有弹性的帝国概念不具有“任何意义”，这一概念的使用者“最好能拿出一个不同于包括了罗马人和亚述人的概念。”他说，作为一个帝国就意味着能告诉你的“臣民”做什么，并且肯定知道他们会去做，因为如果他们不做的话，你会强迫他们去做。你可以没收他们的土地，强迫他们交税，服兵役。所有这些都与美国不搭界。任何人都可以不服从美国而且通常不受惩罚。如果某人看到了今天的美国同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有相似的东西，那他们也会看到不同点是如此显眼，以致使用这样的概念是很荒谬的。卡根说，这是一种全方位的新境况：前所未有的力量与优势，前所未有的全球范围与利益，但却有国内的制约因素，而这一点以往的帝国基本上是没有的。在这些制约因素中，宪法体系受到国内不同意见、自由和自治的意识形态以及人民不愿进行海外承诺等因素的调节。
就美国的发展历史而言，我们必须承认，美国确实与那些老牌殖民帝国有很大的不同。
除了19世纪在北美的领土扩张和与西班牙进行过殖民地争夺之外，美国对世界的支配主要不是通过领土占有的方式。显然，这是一种更新型的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干涉主义。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美国与英国不同。英帝国在其顶峰时，统治了全球表面的四分之一，而美国则没有进行过实际的殖民统治（除了20世纪初），它是以附属国和卫星国的方式运作，并且发展了一种对那些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政策。32迈克斯·布特（Max Boot）指出，从美国建国之初起，美国的商人、传教士和士兵就渗透到了世界最远的角落。美国有很长的海外行动的记录。在1800和1934年之间，美国海军有180次登陆行动，年均超过1次。人们往往认为这段时间美国是孤立主义的，实际上这段时间美国军事力量在所有的地方战斗。1832年在苏门答腊，1871年在朝鲜，1899年在萨摩亚群岛。
鉴于美国的支配行为不同于传统的殖民帝国，有学者主张对帝国进行区分，即分为正式（formal）帝国与非正式(informal)帝国。詹姆斯·库尔思认为，帝国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那些欧洲帝国对于殖民地人民的统治就是正式的，但其中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俄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非正式帝国的成份，即非正式地统治着各种不同的保护国、托管地和附属国。34尼尔·弗格森认为，正式帝国是指直接统治那些国家，如英国的几千官员直接统治印度。非正式帝国是指通过傀儡政府，即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和军事援助的方式进行支配。35弗格森认为，所谓美利坚帝国其实并不是布什创造的，而是有几十年时间了。
布什与他前任的主要区别是修辞上的。在索马里、波黑、科索沃发生的干涉，以及1998年美英未经联合国批准而对伊拉克发动的“沙漠之狐”空袭行动，都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美国是帝国，那它确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从支配世界的目标来看，从在世界各地保持军事存在来说，美国与传统帝国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尽管以住的帝国都知道自己的目标是有限的，但从其统治方式来说，则显然有很大不同。美国主要是通过间接控制，通过自愿的联盟，而不是通过建立殖民地来达到目的。
美国扮演干涉主义角色，通常被认为是在充当“世界警察”。对于这种政策或角色，其实美国学者早有论述。古典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阿瑟·埃克施（Arthur Ekirch）在1955年的著作《美国自由主义的衰落》（The Decline of American Liberalism）中已经分析过这样的问题。他认为，伴随着美国作为全球警察在追求“国家安全”过程中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美国的外交政策就会发生变化。
就美国的对外干涉而言，有两个因素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责任感和利益感。这两者构成了美国帝国观念的主要支柱。所谓责任，就是要用一切手段，把美国自认为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推行到全世界；所谓利益，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美国的国家需求。认识这一点，对于认识今天美国帝国观念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
在当代，在美国的两个主要的政治派别的斗争中，通常保守派比较注重利益，而自由派比较注重价值。理查德·埃布林（Richard M. Ebeling）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的10年中，为了一个新的和更好的世界而实施对外干涉的主张大多来自于美国的自由派，而保守派则通常比较谨慎，并且对于按照美国的想像对外远征改造世界持批评态度。38恰恰是克林顿政府时期，从其理想出发，通过对外军事干涉，干了许多“社会工作”。“9·11”事件改变了这种情况。美国的保守运动，就像其自由派的表兄一样，表现出对帝国秩序的渴求，并且愿意用对外干涉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般来说，自由派在进行干涉时喜欢用比较冠冕堂皇的言词来粉饰自己，不愿意使用“帝国”的字眼，而一些保守派则直言不讳。他们要么使用“美国治下的和平”的说法，要么则直接使用“帝国”的字眼。1999至2002年担任过“新美国世纪计划”执行副主任的新保守派重要人物托马斯·唐纳利（Thomas Donnelly），就是“美国治下的和平”的狂热鼓吹者。他提出，作为现行的自由的国际秩序的领导者与保卫者，组织并维持“美国治下的和平”的责任已落到美国肩上。现在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怎样使它的胜利发挥杠杆作用，支持、扩展“美国治下的和平”，并使之制度化。40对于“帝国”的说法他是十分欣赏的。他说，我习惯于一次次地使用“帝国”一词，这是一种思考我们权力范围的有用方式，责任是与这种权力相伴随的。41狂热主张美国担当世界警察角色的迈克斯·布特，则愿意使用另外一种说法来称呼美国的政策，即自由帝国主义（liberal imperialism）。他说，虽然这不是传统的称呼，但它确实适合描述我们在世界许多地方的使命，而且我们完全不必为此感到脸红。
为了建立一种帝国式的秩序，许多美国政治家提出了各种处方。2001年詹姆斯·库尔思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秋季号上发表了题为《下一个北约——建设一个美联邦》的文章。他的核心观点就是使世界美国化（Americanizing）。他认为，美国领导欧洲的最理想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类似英联邦（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的美联邦（American Commonwealth of Nations）。正是“9·11”事件推动美国政府扩展了美联邦，超出了反映西方文明的狭窄圈子。
迈克斯·布特的想法是美国应当实行公然的干涉主义。他认为，今天美国的所作所为，一如当年在加勒比所做的那样。遵从罗斯福的逻辑，美国是有义务制止绵延不断的坏事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不做，没有别人会做这件事。这恰恰就是过去10年我们在巴拿马、波黑、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做的事。
对于美国是不是应当扮演世界警察的问题，布特做过非常明确而生动的解释。他说，我们首先可以问问自己，世界需要警察吗？这个问题就像问旧金山或纽约是否需要警察一样，我想我们都会做肯定的回答。道理很简单，只要存在邪恶的漏洞，你就需要有人保护人民防范掠夺者。在国际体系中情况是一样的。只是国外的掠夺者远比普通的强盗、杀人犯更危险。
在国际社会中，国际法由于没有强制机制，因此毫无意义。所以，必须有国家出来做世界警察。当今的多边组织，如联合国、北约、欧盟等都做不了世界警察，比利时、布基纳法索、孟加拉国更不行。能做世界警察的国家必须拥有充满活力的经济，必须极端热爱自由，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19世纪，英国同全人类的敌人战斗，并保持海洋向自由贸易开放。
今天只有一个国家有能力扮演同样的角色，那就是美国。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美国有不可否认的帝国史和不同于传统殖民模式的干涉史；美国有传统的帝国观念，也有传统的反帝国观念；面对美国的霸权现实，有人主张美国做非正式的帝国，但也有人主张美国应理直气壮地做世界警察。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多数使用“帝国”概念的人在价值观上是不认同帝国的，他们是使用这一概论对美国对外政策进行批判。在这里，“帝国”概念的使用乃是为了反对“帝国”的现实。
人们把美国看作“帝国”，除了其他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认为美国提出并实施了一种“帝国战略”（strategy of empire）。46这种战略使世界各国感到不安，也使众多美国人忧心忡忡。弗朗兹·舒尔曼通过历史分析，认为布什总统做着许多与历史上的帝国统治者相同的事。他越来越像军事指挥官第一而总统第二。他对国内事务的关注，似乎只在于谋求2004年的再次当选。在历史上，罗马帝国的屋大维为实现“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在帝国各地建立了数百处军事基地，现在布什也做着相同的事。47就结果而言，屋大维的结构调整，使得罗马享有了200年的和平与繁荣，而布什能给世界带来这样的景像吗？
这里所说的“帝国战略”，实际上是对美国对外政策行为特征的一种概括，其特点正如乔治城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所说：美国单独行动，预先采取行动，放弃国际组织与规则，谋求美国在其中起操纵作用的世界秩序。48在这种世界秩序中，要点是美国对全球进行控制。美国不允许其他国家发展出与美国对等的力量，不允许美国的首要地位受到挑战，无论这种挑战是来自敌方的阵营还是来自自己的盟国。用迈克斯·布特的话来表述就是：保持美国的首要地位，使得单极制度化（Institutionalizing Unipolarity）。
“帝国战略”作为一种对外政策的表现形式，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进行过阐述。
在代表保守派观点的《现代》（Modern Age）杂志的发刊号上（1957年），一篇出自古典自由主义记者摩利（Felix Morley）之手的文章指出，美国的建立是基于有限的政府与自治的观念，这两个观念意味着不干涉美国公民的私人的与和平的事务，同时也不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任何一种形式的干涉都意味着“帝国”政策，从政府的意义上来讲就是统治者高居于其他人民的生活之上，并且统治着他们。文章认为，一个国家的原则常常最清楚地表现于对外政策的舞台，因为它不会受到那些限制其国内行为的宪法的约束和法治的限制。从这个意义来讲，一个政府在对外政策中表现了其真正的意识形态色彩。它要么尊重居于其他土地之上的人们的权利与自由，要么不这样做；要么尊重其他国家人民选择自己事务和未来的权利，要么不这样做。文章对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警告，即一旦美国在国外奉行干涉主义政策，它就难以在国内维持公民自由、市场经济和分权化的政治权威了。权力将会集中于政府的行政部门。巨额的资金将会从国内的私人部门被吸取出来用于政府在国外的冒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共和制形式将被置于一边，而出现帝国制度（institutions of empire）。
在美国，推动这种“帝国战略”成形的是产生于冷战时期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在里根政府时期，这种战略思潮左右着当时的国防和对外政策，而到老布什政府时期，这一战略又再次得势。推行这一战略的保守派人物之所以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是因为他们反对传统保守派的孤立主义而坚持“国际主义”，主张用美国的优势武力在全球进行干涉，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毫无疑问，冷战的结束为这一战略思潮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1991年，查尔斯·克劳萨莫（Charles Krauthammer ）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宣称我们生活于一个“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51按照这种“单极时刻”的逻辑，美国理所当然地应当确立一套明确的战略，建立自己的霸权体系。
1992年海湾战争结束之后，在美国国防部长切尼（Dick Cheney）的领导下，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和刘易斯·利比（I. Lewis Libby）执笔起草了一个重要文件，即《防务计划指导》（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这个后来被称为“狄克·切尼名著”（"DickCheney's masterwork."）52的46页的文件在国防部的高层中进行了传阅。作为五角大楼的内部文件，它的政策构想的形成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不无关系的，据认为曾与总统或其高级国家安全顾问进行过磋商。不久，一位官员把它捅给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认为这一讨论应当公开进行。同年3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帕特里克·泰勒（Patrick E. Tyler）的文章：《一个单一超级大国的世界》（A One-Superpower World），披露了这个文件。
按照泰勒的描述，《防务计划指导》的核心思想就是：这个世界应当由一个超级大国来支配。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政治、军事使命，就是阻止新的竞争对手的出现，无论是在西欧、东亚、前苏联地区还是别的地区。美国作为世界秩序的领导者，必须维持威慑机制，使潜在的竞争者甚至不可能指望发挥较大的地区或全球作用。美国必须谋求阻止出现欧洲单独的安全安排，因为那将会削弱北约。美国必须显示出对于建立和保护新秩序所必需的领导能力。
为使美国的这种角色永存，美国必须充分说明发达工业国家的利益在于不要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或是谋求推翻已确立的政治经济秩序。基于这样的目的，美国应捍卫它的领先于所有国家的军事力量的现状。如果集体行动组织不起来的话，它就将保留独自行动的权利，采取单边行动或是进行有选择的结盟。总之，该文件认为21世纪指导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假定应该是在整个欧亚确立美国的永久的统治地位。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军事干预力量应成为地缘政治前景的“永久支柱”。
《纽约时报》对《防务计划指导》的披露，引起了轩然大波。参议员拜登（Sen. Joe Biden）看后勃然大怒，认为这个报告为“字面意义上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开出了一个“美利坚帝国”的处方。由于遭到了强烈反对，在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和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的坚持下，最后的文本不得不大大降低了调子。
《防务计划指导》出笼后所遭遇的挫折，使得新保守派不得不继续等待机会。对于老布什和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的对外政策，他们极为不满，抱怨美国政府没有抓住“单极时刻”的有利时机确立美国的霸权。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应当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有更明确的观点，并采取一种确保这一时刻不消逝的战略。
在这期间，新保守派进行着各种努力。这里特别需要提到新保守派在1997年成立的一个重要组织，即“新美国世纪计划”（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PNAC）。在这个组织的声明上署名的25人中，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利比、卡根、福山等人均在册。该组织在声明中宣称其核心主张就是实现美国的全球领导（American globalleadership），而成立该组织的目的就是解释美国的世界领导作用是什么，并力争使美国进行国际干涉的政策重新获得支持。
针对美国的领导责任，该组织提出了4个主要目标：（1）如果我们要履行今天我们的全球责任并为了未来动员我们的武装力量，我们就需要大大增加军费；（2）我们需要加强同民主盟友的联系并且向那些仇视我们的利益与价值的政权提出挑战；（3）我们需要在国外促进政治和经济自由的事业；（4）在保持和扩展有利于我们的安全、繁荣和原则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接受美国发挥独一无二作用的责任。56“新美国世纪计划”在纲领中尽管没有使用“帝国”的概念，但该组织所提出的战略无疑构成了帝国战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在帝国战略思想的随后发展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的作用无疑也是重要的。他在老布什政府中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和特别助理，曾为老布什执笔阐述过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使用武力和单边行动等问题。572001年小布什上台，他又被任命为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主任。作为一位鼓吹干涉政策的重要人物，哈斯2000年11月11日在《亚特兰大》（Atlanta）杂志上发表了“帝国的美国”（Imperial America）一文，对帝国战略作了明确的阐述。
哈斯认为，建设并维持世界秩序，需要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美国做出持续的努力。为此，美国需要重构其从传统的民族国家到帝国权力的角色。在这里，不能把帝国的对外政策混同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意味着剥削，通常是基于经济目的，并且往往要求领土控制。在历史上，一批欧洲国家就曾统治过众多人民，这些人民生活于没有自治权的殖民地。然而，这样的世界已不复存在了。今天，这样的关系是不理想的，也是不可能持续的。我们倡导一种帝国的对外政策，要求我们按照某些原则来组织世界，这些原则会影响国家间的关系和国家之内的情况。今天美国的作用十分类似于19世纪的英国。这种作用反映了美国的文化的诉求，美国经济的力量，受到促进的规范的吸引力，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有意识的行为。强制和使用暴力通常是最后的手段。哈斯认为这就是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 ）和罗宾逊（Ronald Robinson）在150年前所描述的英国政策所遵循的原则：如果可能就非正式地扩大控制；如果必要就正式地扩大控制。哈斯认为，这一原则可以应用于新世纪开始之际美国的对外政策。实际上，美利坚帝国要成功，就不得不做一个非正式的帝国。
怎样使帝国的战略付诸实施呢？除了要有系统的政策构想之外，显然还需要某种机遇。
在2001年9月11日的早晨，突发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终于使新保守派有了施展其战略的可能。不可能有更理想的时机了。“9·11”事件使得切尼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副总统，而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沃尔福威茨和担任切尼首席顾问的利比这时也都可以发挥重大影响了。这几个人再加上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国防部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开始了一个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所说的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大力破坏两党连立传统（bipartisan tradition）”的过程。
这里所说的“两党连立传统”，是指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外政策领域共同遵守的大框框。正如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所说，自二战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基于两个主要战略：一个是围绕着遏制、威慑和维持全球权力平衡而实施的现实主义政策；另一个是基于建设一套多边制度和联盟以促进开放的市场经济和民主价值的比较自由的政策。尽管共和党政府倾向于现实主义议程而民主党政府比较喜欢国际主义观点，但两者都不会背离这个核心假定太远。然而现在，华盛顿自冷战以来第一次开始构建一种新的大战略。60这种战略就是所谓的“帝国战略”。
反映“帝国战略”的某些重要思想，2002年9月被写入了布什政府的《新国家安全战略》（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报告。例如，报告强调必须在无赖国家和恐怖主义对美国构成威胁之前制止它们，必须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必须先发制人。用哈佛大学教授霍夫曼（Standley Hoffmann）的话来说，这个报告乃是“全球统治的信条”（a doctrine of globaldomination）。
从单极、单边、先发制人、全球统治再到帝国，这确实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伊兰（IvanEland）指出，“9·11”事件之后，一些评论者进一步推进了其安全观念，力主通过帝国模式来实现国家的安全。他们宣称，在21世纪保护美国安全的最好方式就是仿效英国、罗马等过去的帝国。他们的假定是，如果美国能够在其文明的霸权之下巩固国际体系，那么美国就能更安全、更繁荣。伊兰认为，虽然美国政府没在正式使用“帝国”这个词，但小布什的安全战略中无疑已包含了“新帝国主义”的内涵。
布什所谋求的世界新秩序是以两个信条为支撑：第一是政权变更（regime change），即如果必要，通过武力除去无赖国家的领导人；第二是先发制人，即对于无赖国家和失败国家，即使没有对美国利益或其盟国的利益构成明确的威胁，也可以采取军事行动。63这两个信条从表面上看是要对付恐怖主义威胁，而实际上正如伊肯伯里所指出的，其驱动因素乃是布什政府的全球称霸愿望。这种愿望代表了一个由三种政治力量组成的联盟，其中包括右翼强权政治者（Machtpolitikers），诸如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与以色列利库德集团关系密切的犹太新保守主义者；以及基督教和天主教右翼领导人。“9·11”事件的发生使得这一联盟在布什政府中得势，而以国务卿鲍威尔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者则相对失势。
吉姆·勒伯（Jim Lobe）指出，这些新战略的倡导者们在对外政策中更怕受到其伙伴和全球规则的约束。在回击恐怖主义威胁、对抗无赖国家和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过程中，他们将越来越多地扮演单边和先发制人的角色。他们主张美国应利用其无敌的军事力量来经管这一全球秩序。除了对美国军事力量的强烈信念之外，这些人在其外交政策中还有一些关键的共同的东西。他们都蔑视多边主义，都蔑视和不信任欧洲，特别是法国；都坚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主要的威胁。另外，他们都认为应该马上而不是以后对抗中国长期的战略威胁。正是这样的立场使他们对沙龙持坚决的支持态度，并且攻击各种不同的多边制度，诸如国际刑事法庭，并且推动对伊战争和政权变更。
从新保守派所推行的战略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中所实施的对外战略，只不过是把新保守派在10前已准备好的谋求支配全球的纲领变成了政府的具体行动。伊肯伯里认为，美国的新战略在未制定新世界蓝图，未举行“雅尔塔”式峰会的情况下，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与其伙伴共同建立世界秩序的传统。
由于美国新保守派所推行的这一套经过精心准备的全球战略涉及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因此人们也许都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它会给美国和世界带来怎样的结果呢？
小布什政府推行的“帝国战略”，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都引起了强烈的批评。2002年9月26日，有32位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其中大部分是现实主义者）在《纽约时报》（NewYork Times）上刊登了一个付费广告，声明反对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认为不符合美国利益。他们当中包括“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进攻现实主义”的主要倡导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名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斯奈德（Jack L. Snyder，ColumbiaUniversity）、埃沃拉（Stephen van Evera，MIT）、杰维斯（Robert Jervis，Columbia University）等人。
泰利（Andrew Tyrie）认为，在没有清楚的会受到迫在眉睫攻击证据的情况下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会破坏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军事行动只有在进行自卫时才能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政权变更的信条同样是有破坏性的。谁来决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必须撤换？68泰利认为，我们对国家间的有序关系都有巨大利益。国际体系稳定的关键在于承认别国存在、确保其边界以及维持其国内法律与秩序的合法性。在国际法中这一信条已得到高度发展，但其起源却在于一个常识性原则：不要侵入我的房子，我也不会侵犯你的。泰利认为，如果我们继续以西方价值的名义进行单边主义军事行动，我们不会走向国际秩序而只会走向国际无政府。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危险莫过于帝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却相信对全人类有利。美国如同革命的法国和俄国一样，是一个基于救世主义的大国，其信念是世界的其余部分都应当以自己为榜样，甚至应当帮助解放世界的其他部分。在冷战时期，美国是西方国家联盟的领袖，欧洲因此承认美国作为世界帝国的逻辑。然而，今天美利坚帝国及其目标已不再受到真诚的承认了。
伊肯伯里认为，美国初生的新帝国大战略有可能在非常需要国际社会和政治伙伴的时候毁掉这两者。这是一种充满了危险的方式，而且很可能失败。它不但在政治上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在外交上也是有伤害的。它有可能引发对抗和抵抗，而这将使美国处于一个有更多敌意和分裂的世界。
以上三位学者对帝国战略的批评，即破坏国际法原则，追求救世主义与新干涉主义，破坏多边主义，实际上正是帝国战略的本意。对这样的战略进行评估，除了进行价值判断之外，最根本的是要分析它的政策构想能不能成功。
小布什政府推行帝国战略，其宣称的主旨是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无处不在的特性，给了布什政府四处出兵的机会与借口。从美国采取行动的范围来说，现在已显现了日益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就是帝国战略批评者所分析的过度的扩张。
从逻辑上来讲，帝国战略必然会导致过度的扩张。伊兰认为，帝国战略之所以会导致战略上的过度扩张，是因为当霸权国实现了一个地区的稳定之后，在逻辑上就需要稳定与之毗邻的地区。因此，帝国需要不停地扩大其承诺。例如，阿富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喀布尔的卡尔扎伊政权建立之后，它必然要求华盛顿实现中亚的稳定，解缓克什米尔冲突并解决中东问题。这种导致承诺不断扩大的情况，其实100多年前的英帝国就已经感受到了。当时的一位英国外交官曾说过，如果我们不严格限制我们的干涉原则，那么我们大概往往要同时进行40场战争。
过度的扩张会导致两个不利的结果。一个结果就是敌人会越来越多。正如杰克·斯施德所指出的，采取扩张政策的帝国会发现，它们会因过度扩张而发现被敌人团团包围。就今天的美国而言，虽然因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而迟迟没有出现公开对抗它的联盟，但由于它同时攻击了太多的国家，使得这些受害国实际上已形成了对抗它的联盟。73现在美国为了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而在多条战线上同时采取军事行动，并且为反对邪恶轴心、无赖国家和推行民主而在众多穆斯林国家使用武力，很可能在世界各地点燃反抗的怒火。
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认为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从未寻求统治别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一支进步而正义的力量。但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所有拥有主宰地位的国家都认为它们与众不同。它们每一次取得的胜利，都使它们坚信自己是上帝的宠儿。但当它们变得过于强大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就开始恐惧和怀疑它们。英国杂文家约翰·卓伊丹这样描述这种现象：“当上帝的选民变得过于强大时，它们所认为的正义事业最终变成了坏事。”斯奈德指出，即使不会出现高度协调的平衡美国的联盟，一些麻烦制造国和恐怖主义团体也会对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构成严峻挑战。意志坚定的小国或反抗组织为保护它们的家园或现实利益，常常会在对抗那些实力远远超出它们的国家时获胜，因为那些强国缺乏付出高昂代价的持久动机，这方面的实例包括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抗击法国的运动。即使它们最终无法获胜，如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一样，但它们也会通过持续的反抗而让敌人在长期内付出高昂的代价。由于美国过于强大，那些被列入美国打击黑名单的弱小国家很可能越来越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恐怖战术的结合是对抗美国的唯一有效的手段。75按照这样一种逻辑，美国无疑将面临的更加不安全的局面。
过度扩张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美国最终会不堪重负。霍布斯鲍姆认为，尽管美国的单极行为是无与伦比的，但除了高技术武器，美国所依赖的是越来越少的资产。美国现今的优势会持续多久现在还说不清。但有一件事是绝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从历史上来说，这只是暂时现象，一如其他帝国的情况一样。我们已目睹了其他帝国的终结。例如所谓的德意志千年帝国，事实上只存在了12年。
实际上，帝国战略所导致的重负，还包括保护“搭便车者”的负担。伊万·伊兰（IvanEland）认为，帝国战略会导致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搭便车，这样就能加强它们赶上霸权国的能力。帝国战略会减少其他国家用于自身防务的开支，并且会因巨大的税务负担加在霸权国经济的头上而使经济增长放慢。实际上，美国自立国一直到进入20世纪成为世界强国之前，一直在大英帝国之内搭便车。77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说，霸权国倾向于过度支付安全费用。它最终会削弱其对外地位的国内基础。其他国家因安全支付过低而可以把额外的资源投入经济生产。再者，仁慈的霸权使得财富和技术很容易向可能的竞争对手扩散。结果，不同的增长率导致经济相对力量的变化，最终结果就是新的大国的出现。
为了维持庞大的统治范围，帝国通常需要大力扩充军备。伊兰指出，在1980年代中期，美国的军费占世界的28%，而现在上升到了40%。但美国的GDP 却只占世界的29%。尽管美国的经济总量大于排在其后的3个经济体即日本、德国和英国之和，但其军费却大于排在其后的15个国家的军费，而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都是美国的富有的盟国。为了反恐，布什政府2003年的军事预算将达到3960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长13%。在未来5年，政府的军事开支计划为2.1万亿美元，年均水平将比冷战时期高15%。现在不清楚美国的帝国战略到底要花多少钱。迄今为止，在小小的波黑和科索沃，美国的纳税人已为其国家重建掏出了210亿美元。如果考虑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开支，那就更不知道要多少钱了。
不过，对于美国的“帝国成本”，也有完全相反的观点。迈克斯·布特认为，美国的帝国作用几乎不可能是不可持续的。他认为，美国不是花了过多的钱而是没有花足够的钱。按照布特的分析，大英帝国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在军费上投入不够。在英帝国的强盛期，即1870-1923年，其军费开支只占GDP 的3.1%。这种规模的军费使它能够拥有有效的海军，但却只能保有非常弱小的陆军。以致当俾斯麦被问到如果英国陆军在德国登陆将怎么办时，他竟回答说会派一名治安巡警去逮捕他们。由于英国没有进行足够的军事投入来威慑德国，以致不得不卷入两次世界大战并最终流尽了血。布特的结论是：使英国付出帝国代价的并不是帝国政策，而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对于“帝国战略是不是可以持续”的争论，也许只有等事实来说话。就目前而言，多数意见都认为帝国战略不会有好的结果。
杰克·斯施德指出，由于采取这种先发制人战略，美国可能会步几乎所有的现代帝国最终走向衰亡的后尘。美国不是一个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也不会寻求殖民地，但是，如同过去200年间的其他大国一样，美国有时会寻求在混乱地区实现和平。相应地，美国也面临与那些已经灭亡的帝国相同的战略困境。实际上，所有的“帝国神话”（myth of empire）的历史实践都表明，先发制人战略恰恰会带来布什和赖斯都不愿看到的结局——美国的绝对不安全和美国帝国因过度扩张而衰亡。
当然，迈克斯·布特是绝对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的。布特对这个问题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我们不去制止那些坏家伙，谁去？如果我们不当世界警察，谁当？如果我们不去维持那些遥远地方的治安，那么最终它们就会危害我们。所以，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自由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未来。这可是件大差事。
“帝国”与“帝国战略”究竟是何命运，我们且等历史来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