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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产力是指政治行为主体按照一定的政治体系采取相应的政治行为对包括政治体系在内的各个社会系统及其要素进行作用并取得政治性产品的能力。政治生产力是西方学者率先提出的一个横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跨学科理论术语。
政治生产力这一理论术语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斯特(1789—1846)在构建其“生产力理论”(the Theory of the Powers of Production)过程中首次提出的。李斯特将生产力区分为“个人生产力”、“国家生产力”、“农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力”、“自然生产力”、“精神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政治生产力”等类型，其中颇为新颖而独特者有“精神生产力”和“政治生产力”等提法。对政治生产力，李斯特并没有做出明确的概念性解释，只是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第十七章的标题———“工业与国家的个人、社会及政治生产力”中，使用了“政治生产力”这一术语。在李斯特那里，政治生产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要为个人生产力的发挥提供社会、政治和法律等保障，为个人提升自己的素质和发挥自己的才能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对市场进行适当的干预，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前者针对每个潜在地有可能成为经济活动中的个人，带有基础性和长期性的特征，后者针对市场运行的具体状况，带有宏观性和权宜性的特征。无论哪一个方面，都是政治行为主体———主要是政府在促进生产力中的体现。李斯特提出政治生产力的主要意义在于克服当时带有“自由放任”特征的经济学说和经济政策。李斯特认为，“自由放任”是“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事实上，国家对个人及财富等很多方面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内政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与法律、国家行政与对外政策，尤其是国家的团结和权力这些方面的支持，就决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成就”。因此，李斯特提出政治生产力这一理论范畴，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以斯密为代表的带有“自由放任”特征的古典经济学的突破和矫正。扼要地说，李斯特提出政治生产力，表明他在他那个时代已经看到了上层建筑对个人发展和经济基础等方面的作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很容易混淆李斯特提出的“政治生产力”和“国家生产力”。事实上，这两个提法有原则性的区别：政治生产力只是他提出的众多类型的生产力之一，意在表明政治力量在生产力中的作用和地位，而国家生产力则指各种类型的生产力在政治生产力的整合下形成的总体性生产力。
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其著作《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的“政治产品和政治生产力”一章中，频繁地使用了政治生产力这一概念。与李斯特不同的是，阿尔蒙德几乎完全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理解政治生产力。阿尔蒙德对政治生产力这个概念本身没有进行多少理论阐述，他主要将笔墨用在对政治产品的分析上。但从他对政治产品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所谓的政治生产力是指政治体系生产政治产品的能力。政治体系是指从政治理念———政治文化与规则到政治过程———政治参与和保障，再到终端性政治结果———政策产品的序列中，保证或约束政治活动及其结果的政治关系或制度的综合体。政治产品是指政治行动抑或政治体系在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以满足人类需求的结果，包括：尊严、安全、正义、自由和福利等。他认为，政治产品与经济产品的根本不同在于：“在政治学中，无法把自由的单位转换成安全或福利的单位。而且，由于政治常常最终都涉及到强制和在很大规模上涉及到生命本身。因此必须承认，人们永远不可能计算出一项以人类生命为代价而获得的政治产品的价值。”简言之，政治产品的价值具有不可计算性，经济学中的价值范畴无法适用于政治产品。总的来说，作为经济学的政治生产力，其目标主要在于物质产品，因而其自身的建设主要作为手段而存在；作为政治学的政治生产力，其目标主要在于政治产品，因而其自身的建设就是以目的而存在。阿尔蒙德的政治生产力观点的主要理论贡献是：它赋予政治生产力以政治学的内涵，这突破了李斯特赋予政治生产力以经济学的内涵，从而大大丰富了了政治生产力的内涵，进而丰富了生产力这一概念的内涵。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的管理哲学中就有对政治生产力的看法。“一提到‘生产’，大家都会以为这是经济学、产业界的用语。……其实‘生产’在政治上也一样的存在，且其重要性更甚于经济方面的生产”。松下幸之助首先认识到“政治生产”的存在和重要。其次，所谓“提高政治的生产”或“提高政治生产力”就是指“即使减轻税金后，不仅施政效果不变，甚至会使政治更健全”。简言之，提高政治生产力就是提高行政水平和效率。再次，提高政治生产力的主要责任者是政府人员，当然普通公民也不能例外，“政治生产力的提高，以从政的政治家以及从事立法、司法、行政工作的人亲自积极地参与最重要。而每一个国民也应该彻底认识其意义，注意观察施政的动态，才能随时发挥舆论力量，向政府强烈地要求提高政治的生产力”。最后，经济生产(力)需要政治生产(力)的配合，“经济界和产业界，都把生产力视为生死悠关的问题。……但是，这一个问题还未获得政治配合，所谓运用政治，配合生产力，牵涉太广，不是民间企业能够掌握的”。作为企业家的松下幸之助对政治生产力的看法当然没有作为经济学的李斯特和作为政治学家的阿尔蒙德那么抽象和思辨。通俗地说，他的视野中的政治生产主要是指日常层面的政府建设。但他能用“政治生产”定位政府建设，就包含了对政府建设的经济性和科学性的要求。
政治生产力是指政治行为主体按照一定的政治体系采取相应的政治行为对包括政治体系在内的各个社会系统及其要素进行作用并取得政治性产品的能力。政治行为主体、政治体系和社会系统及其要素就是政治生产力的“三要素”。政治行为主体是政治体系和政治生产力的主体承担者，包括政府机构人员在内的一切参与政治行为的公民。因此，政治生产力的主体不唯政府及其组成人员，而是包括一切参与政治行动，对政治体系有直接影响的人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直接影响”，如果考虑间接影响的话，那么所有的人都会成为政治生产力的主体承担者，这就失去了划分政治生产力的意义。政治体系是政治生产力的中介或工具系统，包括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措施和政治设施等层次。政治理念就是以规范性的政治伦理和目标性的政治理想为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就是由政府主导的受法律保障的带有强制性、长期性和原则性的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刚性社会规范。政治措施是指政府做出的带有权宜性和应变性的政治考量。政治设施就是落实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措施的机构或力量。简言之，政治体系就是一切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要素所形成的权力系统。社会系统及其要素是政治生产力的作用对象。社会是一个由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构成的有机的大系统，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所产生的作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达及其余的子系统。政治体系是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系统之一，它对社会的作用往往是全涉性的，既包括对自身即政治体系及其要素的作用，也包括对其他社会系统及其要素的作用。因此，政治生产力的作用对象———社会系统及其要素与结果———政治产品存在内外两个向度：对内向度是政治体系自身，即政治文明，对外向度是相对于政治文明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当然这三者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彼此都有相互重叠之处。
1.政治生产力具有现实性和潜在性的双重特征。就政治体系即政治文明建设之内部向度而言，政治生产力是现实的生产力，因为政治体系的内部运作及其结果就直接体现为政治生产力。就政治体系之外的其他社会系统而言，政治生产力不是现实的生产力，而是潜在的生产力，因为作为手段的政治体系必须内化于它所要改造或服务的外部对象———经济体系和文化体系等，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因此，政治生产力具有现实性和潜在性的双重特征，就看它针对哪个向度而言。
2.政治生产力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双重特征。政治生产力的结果———政治产品，既包括物质性的福利，也包括非物质性的尊严、安全、正义与自由等，因此，政治产品既有物质性产品，也有精神性产品。政治生产力由此而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双重特征。作为政治意义上的物质产品与作为经济意义上的物质产品在存在形式上并无本质的不同，但在获得方式上却有原则性区别。前者是政治行为主体按照一定的政治体系对已有的经济存量采取相应的政治行为予以调节或分配的结果，后者是劳动者按照一定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的结果。因此，前者是分配性质的，后者是生产性质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同样，作为政治意义上的精神产品与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精神产品在存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但在获得方式上也有原则性区别。前者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与政策等政治活动获得的，带有强制性，后者是通过风俗、习惯和道德等自发性力量获得的，具有非强制性。
3.政治生产力具有多元性和相对性的特征。说政治生产力具有多元性是指政治生产力的运作模式———政治体系具有多元性，这有目共睹，无须赘言。说政治生产力具有相对性是指人们对相同或不同的政治体系及其结果———政治产品的评价和认可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甚至截然相反，“人们所追求和生产的特定的政治产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某个政治体系中显得很重要的政治产品，在另一个政治体系中则可能被看作是价值很低的产品，甚至根本就不算是政治产品”。这在现实生活中应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政治生产力之所以具有多元性和相对性，归根结底是人们的需要存在多元性和相对性，即有些人看重的需要对另一些人而言并不重要，反之亦然。然而，由于政治生产力既涉及物质产品，又涉及精神产品，即政治生产力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或者基于政治———文化理念的原因，或者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原因，人们往往对政治体系及其结果———政治产品的评价和选择存在严重的分歧，甚至存在不可通约的分歧。这种情况决定了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对政治生产力的评价和取舍也呈现出多元性和相对性的特征。
1.政治生产力是人类历史前进的重要“驱动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就是说人类不是被动地适应历史，而是主动地创造历史。那么人类主动地创造历史和动物被动地适应环境有什么不同呢?这个不同就在于人类在实践中获得了推动历史发展的“驱动器”。这个“驱动器”就是能够使得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变得更为自觉和主动的“观念”、“制度”、“工具”和“技术”。政治生产力的中介或工具系统———政治体系———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措施)和政治设施，就完全包含有“观念”、“制度”、“工具”和“技术”等四个方面的“驱动器”；而且，政治体系居于众多社会系统的制高点，对其他的社会系统具有统摄性功能。因此，政治生产力就必然成为人类历史前进的重要“驱动器”。
2.政治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即需要一定的“平台”。这些条件包括认识条件、秩序条件和物质技术条件。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最重要的认识条件之一就是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或方向，最重要的秩序条件就是协调人与人的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最重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就是必须具备一定的活动设施。没有这三个条件，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就无从谈起。这三个条件恰恰都离不开一定的政治体系———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措施)和政治设施，这三个条件恰恰都体现为一定的政治产品———尊严、安全、正义、自由和福利等。因此，一定的政治体系之下的政治生产力就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平台”。
3.政治生产力是衡量社会文明水准的重要“标杆”。政治生产力不同于单纯的物质生产力或单纯的精神生产力，它可以反映一个社会及其文明发展的整体水准，因为政治产品是一个社会的高端产品，政治文明是一个社会及其文明的制高点。具体说，没有政治生产力的保证，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就不可能很高，因为政治体系对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具有严重的反作用。反之，较高程度的政治生产力则反映了一个社会具有较高水准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因为政治产品中的安全和福利等有赖于物质生产力，政治体系中的政治理念等则是一个文化体系的核心，它离不开该文化体系的滋养。因此，政治生产力的高低完全可以反映一个社会及其文明的整体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