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蔓延（Urban Spra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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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蔓延是指一种低密度的、依赖交通工具而发展起来的居住模式（Dowling 2000）。即侵入了工作与服务范围以外的乡村与未开发地区（Chen 2000），是由于城市远郊土地的开发与利用所带来的新型城市空间形态特征。
美国作为郊区化最早的国家，同时也是城市蔓延出现最早、最为典型的国家：早在20世纪20~50年代，美国前往郊区的主要是经济收入较高、拥有私人汽车的白人中产阶级。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私人汽车进一步普及，蓝领阶层等普通民众也有能力迁往近郊，早期郊迁的中产阶级则到更远的郊区寻觅新居，加剧了人口和城市空间的进一步扩张。到了80年代以后，不仅是居住区，新的工厂区、办公园区（office park）也纷纷前往郊区。郊区工作岗位的增加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人口甚至政府税收的外迁。这一时期，城市扩张的触角开始伸向原来的森林和农田。
总的来说，城市蔓延是指城市化地区失控扩展与蔓延的现象，它使原来主要集中在中心区的城市活动扩散到城市外围，城市形态呈现出分散、低密度、区域功能单一和依赖汽车交通的特点。
1.市场因素
美国的城市蔓延首先是市场经济下自发出现的结果，主导当今美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主要力量是市场力。面对一个市场化的“大社会”，人为的“小政府”所能起的干预作用是很有限的。
2.政策因素
在市场因素为先导的影响下，政府政策也追随着市场，对城市蔓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政府对地方建造高速公路的资助使通向远郊的交通越来越便捷；
（2）政府出台了开发远郊的政策，极大地鼓励了居民在环境优美的远郊购买更大、更好的房屋；
（3）中心城区内长年积累的高地租，以及服务设施维护费和房地产税收等。这些因素都助长了城市蔓延的进一步发展。
3.社会文化因素
在美国社会中，拥有独立的花园住宅和小汽车好是每个家庭心中的“美国梦”，充足的土地资源、私人财产优先的伦理观念是美国城市蔓延的历史文化根源。20世纪50年代以来，面对大城市中心区严重的城市问题，西方社会中逐渐崛起的中产阶级开始追求市郊舒适的生活环境，加上战后各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中产阶级的郊区梦成为可能，这是城市蔓延产生的社会文化因素。
城市蔓延作为一种低密度的、非连续的、依赖汽车的住宅和非住宅开发建设模式，是以大量消耗农田和自然资源为代价，严重损害了环境、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利益，给城市空间结构带来了新的影响，导致城市形态出现新的变化。
1.对生态与人文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
城市蔓延以高速公路为依托，不断蚕食农田、牧场、森林，使空气、水质量下降，破坏湿地，对生态环境破坏极其严重，导致城市绿色空间减少、环境恶化，富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景观和人文风貌随之消失，进而影响城市生活环境品质。
2.降低公共服务设施利用水平
一方面，城市中心区原有的市政服务设施空置未能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大量社会资源流向新区，重复建设公路、上下水道等市政设施，浪费社会资源。
3.造成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
由于收入的不同增加了阶层之间的隔离性，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与离异。即使在同一住区内，由于缺少公共活动空间，减少了人们交往的机会，邻里关系冷漠。
4.加剧城市中心区衰败
随着中产阶级和蓝领阶层的外迁，以及产业与工作岗位从中心城区转移，减少了中心区的就业机会，使就业岗位和人口空间分布不相匹配，严重降低了中心区的税收，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内城的进一步衰败。
5.城市空间呈现出“星云状”的无序城市形态
在原有城市核心地段外，不同规模、性质的新开发区和道路网，不断跳跃向四周蔓延，由于自然条件和各外围小城市政策不完全相同，城市向各方向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也不尽相同。城市发展已不遵循由城市建成密集地区直接向外紧凑发展的规律，城乡边界模糊不清。城市空间形态与集约紧凑的“精明增长”理念相去甚远。
1.警惕蔓延——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我国城市化正处在加速期，在房地产市场的推动下部分地区已经出现郊区化的无序蔓延状态，一方面，在城市总体规划还未有反应情况下，服务于“成功人士”的花园别墅已经占据山水独具的远郊自然风景区，高速公路两侧的生态敏感区，而在近郊以低收入者和农村人口、动迁户为主要对象的经济实用房迅速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从新一轮的城市规划来看，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前发达地区的城市规划编制都在追求“大xx”市，几年一个“大”、“小”变，东西南北多面扩张，仿佛不大、不扩就不是城市规划。其，郊区化首先要与大城市经济的扩张同步进行，不仅是空间地域上的扩张，上述这种盲目求快，求大的落后观念与做法是最为危险的蔓延驱动力，值得引起我国目前城市规划与设计界的警惕。
2.可持续发展城市交通格局
回顾美国郊区化走向无序蔓延的历程，小汽车可谓是催化剂，与其说是交通方式的缺乏，莫如说是对于几乎是唯一交通工具的小汽车的依赖，大量研究表明与公共交通相比，小汽车是交通安全、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私人小汽车凌驾于其他交通方式之上的错误应当成为我们选择城市发展模式的前车之鉴，而不是步其后尘。在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人民富裕之后，我们一方面应通过在城市区域内优先发展高效便捷的公交系统和独立、安全的自行车系统，特别是郊区社区的开发建设应遵循公交先行的原则，建立市中心与郊区住区的便捷公交系统；在居住社区层面，加强步行的可达性、便捷性规划；另一方面，积极引导汽车理性消费、研究经济的、社会的、城市设计等综合应对策略，倡导绿色消费文化，以对抗“汽车时代”的诱惑，从而寻求消费观念与规划模式结构性的变革机制。
3.注重缩小工作地与居住地的时空距离——挖掘“单位制”的新生命力
“单位制”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我国社会、经济、居住一体化的社会生活组织方式将一去不复返，然而，从美国新规划思潮的原则与主张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单位制”0精神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所在，首先，“单位制”缩小了工作地与居住地的时空距离，减少了常规往返交通，并且它是减少能耗、倡导步行、提高生活质量的城市空间模式之一。聪明的投资理念关于“靠近工作地居住”财政激励措施也主张：地方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向雇员提供一次性现金补贴来鼓励他们搬到距工作地一定距离范围内居住。其实，我国“单位制”精神类似于欧美目前所倡导的混合土地利用的理念，在市场经济和政策调控下，可借鉴类似美国“靠近工作地居住”的政策来进行引导，消除它的缺陷使其焕发新的生命力，然而，目前在一片社区社会化的浪潮中，“单位制”作为我国规划50年来的宝贵经验却被“大盘化”、“造新城”等新形式单一功能土地使用方式所取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4.促进混合高强度土地利用和开发模式
我国传统的规划理念是现代主义主导的，对应于单一土地功能使用，混和高强度的土地利用与空间开发模式是聪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具体化，对于应对我国人口压力大、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城市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是高瞻远瞩的战略举措，若能将其精神实质融于新一轮规划编制中，功莫大焉，我国人口相对土地资源的压力更大，所以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土地利用强度、适宜规模尺度和空间形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