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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规划，概念是在中国快速的城市进程和城市无序扩张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一种物质空间的规划方法论。“反规划”不是简单的“绿地优先”，更不是反对规划，而是一种应对快速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不确定性条件下如何进行城市空间发展的系统途径；与通常的“人口-性质-布局”的规划方法相反，“反规划”强调生命土地的完整性和地域景观的真实性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反规划”是一种景观规划途径，是一种强调通过优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控制，来进行城市空间规划的方法论，是对快速城市扩张的一种应对。
目的不同
“反规划”以土地生命系统的内在联系为依据，是建立在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人文过程分析基础上的，以维护这些过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为前提的。
传统规划中有关不建设区域把绿地作为实现“理想”城市形态和阻止城市扩展的“工事”，而绿地本身的存在与土地生态过程缺乏内在联系。
次序不同
“反规划”是主动的优先规划。在城市建设用地规划之前确定，或优先于城市建设规划设计。
传统规划中有关不建设区域是被动的滞后的。绿地系统和绿化隔离带的规划是为了满足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目标和要求进行的，是滞后的；是一项专项规划。
功能不同
“反规划”是综合的，包括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人文过程（如文化遗产保护、游憩、视觉体验）。
传统规划中有关不建设区域是单一功能的，如沿高速公路布置的绿化隔离带，缺乏对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文化遗产保护、游憩等功能的考虑。
形式不同
“反规划”是系统的，一个与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遗产保护、游憩过程紧密相关的，预设的、具有永久价值的网络；是大地生命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传统规划中有关不建设区域是零碎的，往往是迫于应付城市扩张的需要，并作为城市建设规划的一部分来规划和设计，缺乏长远的、系统的考虑，尤其缺乏与大地肌体的本质联系。
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简称EI）是维护生命土地安全和健康的空间格局，是城市和居民获得持续的自然服务的基本保障，是城市扩张和土地开发利用不可突破的刚性限制。
在这里，我们强调，生态基础设施是一种空间结构（景观格局），必须先于城市建设用地的规划和设计而进行编制。景观安全格局是判别和建立生态基础设施的一种途径，该途径是以景观生态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基于景观过程和格局的关系，通过景观过程的分析和模拟，来判别对这些过程的健康与安全具有关键意义的景观格局。这些景观安全格局构成区域和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或潜在的生态基础设施。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促使人们重新审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反规划”这种哲学观是后现代主义在规划界具体的表象，它是对理性规划模式颠覆和变异，是将规划理论中的复杂性重新定义的表述。有一个值得推崇的观点是，城市被看作一个动力系统，城市各个系统处于混沌的状态，而且是在秩序支配下的复杂状态，复杂中包含着秩序。它的理论基础是混沌学的—个推论——分形理论
分形理论
分形理论是Michael Battg 和Paul Lougleg提出的《分形城市》学说，其灵感来自于混沌学的一个数学推论——分形。两位分形城市研究者在分析了一系列城市形态案例（如功能分布、城市成长方式等方面）后指出：①复杂的城市可以理解成非常简单的实体组成；②分形不仅存在于空间还存在于时间。他们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建构可预测的城市模型，用重复、迭代的递归的程序来构建和发展理想的城市。他们的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叠合
“反规划”方法论从具体操作层面来说就是一种叫做叠合（SUperposition）的方法，用多元拼贴的手段，把四个基本子系统——防洪Sp、生物保护Sp、文化遗产Sp、休闲Sp等透明地叠置交融，四个系统都没有包括其他系统，边界模糊的四个子系统的组织遵守分形的长生方式，并试图通过这样的形式，使城市看上去像自行演进的，而不是经过规划的。这种规划图上的各个系统支离破碎的形状，让人想起点彩派的绘画创作手法。这种规划自然是抽象的模型，而不具备真正制度上可运作的意义。
当今可持续发展、生态安全的课题是全球性的，彼此形成“蝴蝶效应”。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步履维艰，任重道远。应该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其生态安全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解决之策，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相同[5].有人说，贫穷是最大的环境污染，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贫穷的生存环境不断得以改善的同时，寻找建设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才是必由之路。我国还有近3 000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因此消除贫困和发展经济，走上共同富裕道路仍是我们压倒一切的任务。世界是多元的，把任何一种主张当成绝对真理都会导致谬误。但不可否认，人类的生存和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人类的正常思维也离不开理性，理性是人类自古以来的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正规划”的一切思维理论基础是理性主义。
众所周知，现代城市规划从19世纪后期兴起至今，所高举的思想旗帜—直是维护公众利益与社会公平，这也是现代规划编制体制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基础，综观我国二十多年的规划实践，成绩有目共睹，如城市规划地位得到确认，城市规划内容体系、技术方法也得到法律规范等。重新回到原始起点，探讨建立“反规划”抽象理想和价值是不现实的，因为使其碰壁和破碎的是中国社会经济的环境与人、地关系的现实和城市建设的剧变。
自然服务是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最根本的依赖，和谐社会及和谐的城市结构和功能关系，最终来源于人和土地的和谐关系，包括让土地告诉我们适宜的功能布局、适宜的居住地、绿色的而快捷的交通方式以及连续而系统的游憩网络，甚至城市的空间形态。
“反规划”就是要从建立和谐的人地关系入手，来建立健康和谐的城市社会和城市形态。国内外生态规划的思想、绿地优先的思想、景观规划的传统都可以作为对“反规划”概念的一种理解，但“反规划”是一种系统的规划途径，是一种基于前人丰富成果的整合，而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当下规划方法论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提出的，以应对疾速的城市化进程和不确定的城市空间发展。任何离开当下中国的背景来讨论“反规划”用语的规范性与合理性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规划师的城市理想的实现有赖于城市决策者的理解和认同的话，那么，经过与上百个城市决策者的交流，作者还是婉拒了多位尊敬的学者的劝告，而愿背千夫指责坚持使用“反规划”概念，因为它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就可以把一个规划师对土地的忧患意识和人文情怀，让百忙之中的市长们迅速理解并牢记，并能很快付诸有益的行动，仅此而已。如果因此能唤起同行的忧患和创新意识，则更有抛砖引玉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