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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群生产是指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以协作关系，形成一个群体进入生产过程，创造产品。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生产中投入多种要素，各种要素密切合作、不可分割。二是产品或产值中难以观察或计量每个要素贡献大小。显然，现代企业生产，就是协作群生产。
古典理论以逻辑严谨、形式完美而著称。它的体系基础之一是生产函数，可简写为Y=N(K,L)，这里假定只有劳动、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古典生产函数认为劳动、资本等每种生产要素对总产量的贡献都是确定的、可划分的，即每种要素有自己的边际生产力。从而，劳动市场供求均衡后确定的就业量，代入生产函数，在假设资本存量不变的情况下，就可求出均衡产量，进一步可以推及产品市场、货币市场的均衡。虽然凯恩斯对产品市场、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进行了重大革命，但对于生产函数却照搬不变，并用它来确定总供给曲线。以后的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乃至理性预期学派的相互争论及对经济学的发展，主要集中在货币工资幻觉和劳动市场的均衡数量上。在求出劳动市场均衡数量后，不管认为是充分就业量，还是承认存在失业，亦或是自然失业量，均代入同一生产函数，求解总供给曲线。可见，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对于生产函数、即柯布—道格拉斯型函数及其理论基础—边际生产力理论均无异议，而这恰恰与现代企业生产—协作群生产相矛盾。
协作群生产概念，已经推翻了边际生产力的定义，因为每种生产要素的贡献是难以相互划分清楚的。对柯布一一道格拉斯型函数Y = AKαLβ,(α + β = 1)，求自然对数后再对时间求导数，产量的增长率就等于α乘资本增长率、β乘劳动增长率的两者之和，即产量的增长来自资本、劳动所作贡献的代数和。其中α、β分别为资本、劳动的边际贡献。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常量。而协作群生产认为α、β是两个变量，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即α = f(β)。运用现代博奕论的理论，严格地说，生产过程实际上是一场博奕。各要素所有者构成博奕的对手，生产中投入的不同要素数量、质量，构成不同的策略，产品的分配是各自的损益值。传统生产函数认为生产要素资本、劳动等之间进行的是确定性常数和博奕，因为α、β是要素所有者的报酬率，即是其单位损益值，α、β是常量，并且α + β = 1，那么就是资本、劳动所有者进行损益值之和为1的博奕。而现代协作群生产认为生产要素之间进行的是不确定性非常数和博奕，α、β是变量，并且有相关关系，全部产值收益不可能划分为α、β的代数和。
因此，今天依然盛行的构成西方经济学基础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生产函数模型解释的却是传统生产方式。现代企业生产要求运用协作群生产概念，建立新的生产函数，其中资本、劳动的指数必然变成两个相关的变量。这对于建立新的分配理论，意义重大。我们看到，无论新剑桥学派，还是新制度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的攻击都集中在分配领域，这说明他们都对边际生产力理论发生了怀疑。如果从协作群生产概念出发，讨论新的生产函数，选准着力点，必能加大批判力量。进而建立新的分配理论，进行一场经济学的新革命，也是可望可及的。
协作群生产，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说明各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影响，某个要素的活动会影响其他要素的生产力，劳动和资本、劳动者之间都存在。严格地说，这是一场博奕。博奕又分为合作性的和非合作性的，前者即是各种要素能够相互配合，达到激励相容，促进生产，也可称为外部经济状态。(各个要素所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对每个要素所有者来说，就是一种外部效应。)后者是指由于协作群生产难以从技术上观察计量单个要素的贡献，从而出现各要素所有者互相“偷懒”、“搭便车”等投机行为，这称为协作群生产带来的道德风险，是一种外部不经济。
协作群生产的博奕理论，具有许多运用领域。
首先，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剥削，是发现了工人创造出了超过自身价值的新价值.而自己仅获得相当于甚至少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可是工人却误以为自己获得了全部劳动的报酬。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是协作群生产，工人无法从技术上观察到劳动在生产中的贡献。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就是生产博奕中资本凭借其经济、政治特权获得了超过其贡献的损益值，是以协作群生产的技术特点为前提条件的。而一旦工人认识到自身遭受剥削，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物化要素与人的要素的对立，就不可避免。
其次，在传统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又非所有者，这是一个基本悖论。做为所有者，劳动者应该获得资本收入，而现实中劳动者全部收入表现为劳动收入，资本收人由全体劳动者之外的计划者获得，由计划者执行积累职能，劳动者不关心积累间题。这样，资本积累必然从劳动者视野中消失，在国民收入分配时，还产生“收入幻觉”，即劳动者将资本带来的收人增加当成劳动的贡献，力求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使总收入更大的份额成为劳动收入，用于消费。而计划者要实现积累计划，必然要凭借财产权增加利润。存在于劳动者和计划者之间的这一利益矛盾，就表现为公有制经济中历来未获解决的“积累和消费”矛盾。其根源于传统计划体制，协作群生产的技术原因在导致收入幻觉的产生中，其作用不可忽视。随着改革推进，单一的计划者主权机制向多元主权机制过渡。在公有制基层单位内，公有权主体往往是虚置的，作为计划者代表的经理厂长与职工的利益往往具有一致性，从而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对立，就不是公有制基层单位的对立。初次分配环节上，基层单位有了.收入分配自主权后，往往根据劳动者收入幻觉扩大个人收入的分配份额，“吃利润”、“工资侵蚀利润”就成为普遍的现象。总之，协作群生产的技术特点，说明收入分配中，并不能根据各要素的贡献将各要素应得的收入清清楚楚地分开。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积累和消费的矛盾、工资对利润的侵蚀，都可以从协作群生产概念中找到它们逻辑的起点。
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认为协作群生产，作为一种技术原因带来的道德风险，必须通过制度安排和创新来克服。正是从此出发，产权经济学讨论了企业产权制度的变迁，从企业主企业到最终形成财产基础私有、按民主程序以“委员会”方式组成集体产权的股份制企业。如何克服要素间的非合作性博奕、外部不经济为合作性博奕、外部经济，关键是企业产权结构如何安排。从这个意义上看，协作群生产，也是我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