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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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于美国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因强调供给(即生产)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而得名。又可分为以美国经济学家有罗伯特·孟德尔、阿瑟·拉弗、万尼斯基、诺尔曼·图尔和保罗·罗伯茨为代表的激进派供给经济学，和以M·费尔德斯坦(M.Feldstein)为代表的温和派供给经济学。一般所说的供给经济学是指前者。这一派的主要理论观点是:
第一，美国经济当前的关键问题在于供给，即在于生产率低下，供给不足，而不像凯恩斯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于社会总需求不足。
第二，信奉萨伊定理，认为供给创造需求这一观点在现代仍然是正确的。
第三，为了刺激生产，必须减税。
这就是说，要刺激生产必须增加资本积累并刺激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减税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有力的措施。供给学派强调，当前美国经济生产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就是税率过高。因此，减税是解决美国经济问题的当务之急。以拉弗曲线为中心的减税理论是供给学派的中心。
第四，主张自由放任。认为政府对企业干预过多不利于企业积极性和首创精神的发挥，从而也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保持自由竞争才有利于经济发展。
根据上述理论，供给经济学派所提出的政策主张是:大幅度降低税率，尤其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对企业经营活动的限制;减少政府支出，主要是减少福利支出，逐步实现预算平衡;控制货币供给量，稳定物价，等等。供给经济学派的这些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被里根政府所接受并采纳。1980年里根执政后制定的“经济复兴计划”正是以供给经济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为主要依据的。
市场经济是通过供求双方变化而运行的，从而理论分析也必须从供求双方加以研究。回顾、检阅历史，供求之争是经济学说史上一个既古老而又崭新的永恒课题。面对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现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问题，西方经济理论的经典解释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由于该理论一系列的暗含假设前提，尤其是供给固定且完善无缺假设在现实中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不具备，从而既无助于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解决（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发生，就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失灵），更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更需重视有效供给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确立有效供给理论在市场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可以说，经济运行的供给分析理论在中国有它独特的生命力。因为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供给问题，对于经济发展而言，经济理论所需正视的是制度和结构的变迁、消除失业与贫困、工业化过程的发动与制约因素及整合，而这些问题与“有效需求”理论所面对的“快变量”、“短期问题”相比，是“慢变量”和“长期问题”。因此，需求决定论自身固有的弱点决定了它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中国运用势必有“水土不服”的问题。
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供给学派虽从市场另一侧面揭示了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实质，并提出以减税为核心的政策主张。但由于它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局限性也决定了它不足以回答、解释、解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供给问题。而且供给学派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理论尚未成熟的经济学流派。
总之，在西方经济理论界，从总体上讲，均是孤立地研究供求关系问题，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往往各执一端，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因为供给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创造出需求；需求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创造出供给。供给学派给予我们的启示，决不是供给与需要孰优孰劣，而应该是，经济发展确实要注重供给。我们反思凯恩斯的需求理论，也并非全盘否定需求的作用，只不过在供给、需求的相互关系中，供给确实比需求更重要，生产、供给毕竟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因此，理性的现实选择是，中国的市场供求理论应当有条件地超越或摒弃西方国家“问题导向”研究过程中的厚此薄彼，而专注于供求双方的交互作用。
在国内，面对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问题，理论界的主流派观点是凯恩斯的有效需要不足理论。不仅如此，从总体上讲，西方经验文章（献）多，单纯性的解释甚至颂扬性的政策性的文章多，而且忽视了中国具体的人文环境。而单向强调需求的扩大内需政策则是中国中央政府决策层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政策基调或主旋律，且至今实践效果仍不理想。国内以笔者的导师胡培兆教授为代表，从1993年起就开始关注供给问题，至今已产生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由于中国目前的经济过剩运行是一个综合症，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操作中，片面强调需求边，或侧重供给边，均有失偏颇。而且至今国内、外尚未形成系统的现代有效供给理论体系，尤其是尚未形成能有效解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供给理论。
从总体上讲，有效供给不足问题至今仍未充分被发掘和被重视。因此，立足中国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借鉴理论界的已有探索，构建既能揭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供给本质及其运行规律，又能解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供给理论体系，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真正搞好，解决好流通问题最重要......只有把流通领域的问题从理论到实际正确地解决了，那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基本建成了。”
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都是由该学科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所决定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学科的对象”。这就是说，确立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要看这门科学所要研究的是哪一种矛盾，所要考察的是哪些现象。
供给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独立的经济应用性新学科，所要研究和考察的是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供给边这一特殊的社会经济现象和矛盾。具体说来，供给经济学，就是研究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有效供给的产生、发展及其运行规律的一门新学科。供给经济学的研究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主要是从经济学说史角度对有效供给理论进行历史回顾。通过对国内、外理论界对供给问题的已有研究成果的评介，一方面，旨在通过吸引和借鉴前人的思想和成果，为我们今后的研究储备前进所需要的养料；另一方面，通过回顾，我们还可以发现前人尚未深入的某些领域和问题，从而为我们今后的研究确立主攻方向和目标。
首先，应对有效供给的定义进行重新界定，提出可持续型供给观；其次，还应对有效供给的形成条件进行分析；最后，应对有效供给在市场供求中的基础性地位进行界定并进行详尽的论证。
主要从制度变迁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有效供给问题的历史演进进行分析。首先，应对制度变迁的定义、类型、变动轨迹及其形成机理等基本原理进行分析；然后分别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供给变迁的绩效进行分析，并重点对中国近几年来供给调控政策进行回顾与反思。
主要是对中国目前供给现状的表象、实质及基本特征进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目前供给经济状况的性质进行归判；并进一步对中国目前经济运行态势的症因进行探索。
比如以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为例，对中国目前有效供给不足运行进行实证分析。
三配置失效及其制度修正主要从第三配置角度，就第三配置存在的理论与实践依据进行剖析；并重点对中国转型时期日益严峻的信用不足或信用缺失的现状表现、负面效应、形成机理及治理对策等问题进行分析。
在中国目前的供给经济运行中，不仅产品与劳务的无效供给过多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而且从劳动力要素供给方面看，也出现低素质劳动力大量过剩与高素质劳动力供给短缺、流失同时并存的严峻局面。为此，应侧重对就业供给的地位、现状表现及对策取向等问题进行分析。
面对通货紧缩，减税主张是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关于通货紧缩治理对策的共同取向，虽然两者对减税的具体理解及操作有别。是否减税，也是中国通货紧缩治理过程中争议的焦点和热点问题。为此，应对通货紧缩及其运行特征、减税与通货紧缩治理的经典解释的异同比较、减税与中国通货紧缩的治理等问题进行阐述。
中国目前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实质，是由于供给结构的一不合理所导致的无效供给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并存。因此结构调整既是扩大内需政策的战略重点，又是优化供给的根本举措，更是“十五”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为此，本部分应侧重分析结构调整的理论依据与实践依据、中国目前经济结构的现存问题及其形成机理、优化供给的结构调整对策取向等问题。
首先应对21世纪初叶中国供给调控的国情特色进行探讨，然后根据前面对有效供给不足的形成机理的分析，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建议。具体包括：（1）治标之策：扩大需求；（2）治本之策：激励、优化、提升、增大供给，走供给主动之路；（3）入世与供给调控政策的调整；（4）有效供给不足治理的国际经验等等方面。
研究任何社会经济问题，都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研究方法。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在供给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具体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方法特色：
为此，一方面，我们应努力吸取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争取查阅到目前为止能够找到的国内、外有关文献和资料，以拓宽研究领域。因为在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每向前迈进哪怕是一小步，也都是立足于前人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科学研究贵在创新，经济学要发挥其经邦济世的功能就必须存同求异，进而存同争异。这正如列宁所说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因此在研究中，应重视研究的创新性、前瞻性和发展性，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前人的理论成果。
其中，规范分析是指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提出某些标准作为分析问题的尺度，树立经济理论的前提，作为经济政策的依据，并研究如何才能符合这些标准。而实证分析，则是对规范分析的重要补正，它是在做出与经济行为有关的假设前提下，分析和预测人们经济行为和后果，它解决的是经济体制的现实合理程度的问题，具有客观性、现实性、可证性的特点。
从而既要重视借鉴国际经验，又要着重研究中国经济实践。既要坚持以马克思理论为依据，并认真吸取西方经济理论的有益成果，又要注意中国的国情特色，从而使国内、外的理论研究成果与国内实际情况相结合。
一方面在一般分析中，坚持系统分析法。黑格尔就曾批评过那种以单一原因解释历史的研究方法，他说过：“把历史描绘成阿伯式的图案画当然是显得巧妙的，因为阿伯式的图案画上面就是大花朵长在纤细的茎上。但是，这样解释历史是非常肤浅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应善于抓住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重视重点分析。
即在理论研究中，既应重视分析的特色，又应注意对具体可操作性的内容的分析，以沟通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因为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了解一个或数个国家经济的运作，并寻求解决经济问题的有效政策。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经济理论的提出和体系形成，都是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作为初始入口的。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政治经济学的大目标，即是增进本国的富强”。“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维多利亚时期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莱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则认为，经济学“不是具体的真理，而是追求真理的发动机”。具体而言，就是如何解决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开辟道路。这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理论创新“一定要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此外，还应坚持宏观层面分析与微观层面分析、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相结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