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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调控是指企业对其经济行为进行一定的伦理价值评价，进而对企业行为进行伦理约束和规范，使企业的经济行为选择更符合人的价值。
(一)企业的经济行为，离不开经济目标的确定。因为经济行为目标不仅反映了企业获利价值取向的最终实现，它还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经济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它既包含了经济行为在实践中最终应自觉实现的行为选择，又包含了经济行为实现这种行为选择的原因。一方面，企业的获利行为是其主体——具有一定道德价值观的人的行为，也是为满足社会人们需要才产生的行为。现代的企业经济行为要求其主体自觉做出正确、理性的选择，而选择的结果与实施都要受到各个具有不同需求的人们，以及参与目标选择的人的道德价值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企业经济行为是伦理规范的实践源泉和载体，伦理道德又是经济行为的价值导向和目标。经济行为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制约关系，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性的对象化和自我肯定，它的实践本身可以被理解为始终按照理性原则行事就能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利益的这个既定经济目标。
(二)企业经济行为的实践过程并不是单纯的存在于伦理活动中，但每一项经济行为的实践活动都体现着一定的伦理思想和伦理价值。虽然任何伦理道德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归根到底都是以社会物质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存在，而伦理道德也不是单方面被动的决定于社会经济生活。狭义解释“经济的经济”或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或功利价值，这在经济上通常是理性的，但在道义上却受到摒弃，如: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偷税漏税、合同欺诈、污染环境等。
(三)企业经济行为选择的目标是明确的:获利，此利可以是眼前的、直接的，也可以是长远、潜在、间接的。企业在做出自己的经济行为选择时，是在获利思想指导下进行，并存在着广义成本-收益比较基础之上的成本分析。只有当企业选择善的行为方式进行生产经营，并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给企业带来实利时，企业在经济行为选择中才能自觉选择善的行为方式。如果企业选择善的、正当合法的行为方式时成本>收益。相反，通过不正当、不合法的方式反而能获利，企业在获利方式选择中不仅会背离通常意义上的善的方向，甚至会偏离正当合法的方向。
(一)必须进行基础性、全面的经济伦理建设，对建立特定的伦理准则和规范进行合理性设计。必须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在企业充分明确其权利义务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对企业经济行为的约束和矫正的伦理准则和规范。这一伦理准则和规范的建立过程，也是经过企业之间的契约，或者经过民主化和公共的过程得到认可的。当这些伦理准则与规范被社会确认以后，就能成为社会特定的伦理环境，为企业开展经济活动提供合适的场所与氛围。对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尤其需要围绕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秩序要求和动力要求进行具体的经济伦理规范和公司道德规范以及主体道德精神的建设。其中包括制定各个行业的公司道德规范。此外，还需要改造传统的“伦理道德”，以确认传统伦理规则和规范的合理性，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企业道德价值取向。要认识到，有了对企业生产经营权利的法律保障，并且有一个合理的伦理环境，道德价值取向才真正有发展和升华的可能。因为此时，企业的道德价值取向不在是被强制推行和被动接受的，而是基于企业的自觉选择，这是加强企业经济伦理建设的关键所在。
(二)强化企业的经济伦理制度建设，达到精神和制度上的伦理约束的统一。从市场经济的实践看，要使企业自觉遵守经济伦理规范和各类具体规则，从事合法的经济行为，仅靠教育引导和批评谴责是不够的，如果仅仅这样做，就会显得苍白无力，甚至会遭到嘲弄。因此，要解决企业人员违反伦理规则的败德行为，就必须在精神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引导的同时，适度强化经济伦理的制度化结构，即用正式制度的形式将一些伦理准则固定下来，从而形成单一的约束为精神和制度的双重约束，达到精神上的道德约束和制度上的道德约束的统一。这既可以从制度方面缩小各类败德行为的生存空间，又增强道德约束的权威性及其力度。同时必须把经济伦理制度建设与各类经济和社会管理制度建设及其完善结合起来。
例如对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偷税漏税、合同欺诈等败德行为，一方面要通过经济立法和相关法律手段加以控制;另一方面，又要堵塞管理制度上的漏洞，使管理制度更加趋于完善，让市场中的败德行为者无可乘之机，使企业的经济行为只能按照正确的轨道运行。
(三)强化和完善现代经济伦理的生成机制，树立经济主体的道德精神和实现道德自律。借助制度约束，强化经济伦理的制度化结构，遏制和防范经济败德行为的发生和扩展，这显然是不够的。要解决此问题，根本在于彼此尊重企业生产经营的选择，以自己的投入换取自己的收益，对本企业的经济行为负责，严守承诺和信用等现代经济伦理要求转化为经济主体的道德精神和道德自律。这一道德主体生成，他律是必经阶段，也是必要的外在机制。除此之外，还必须加强和完善利益基础上的诱导机制，精神上的教育引导机制，人际互动的商谈机制，以及人格形成的激励机制和文化上的陶冶机制。其中注重强调的是利益基础上的诱导机制和人际互动机制。因为利益是道德产生的基础，从利益方面引导企业成员讲道德，使他人意识到讲道德最终能使企业获利，并获得成功。而企业成员之间的道德商谈或道德对话，则是他们达成道德共识的基本途径。否则，不仅道德共识难以达成，而且以道德共识为基础的主体道德精神也难以形成。
(四)建立行业道德委员会(协会)，加强对企业经济活动的伦理调控和监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企业的败德行为往往比个人的败德行为对社会构成的危害更大，也难以进行监督、控制。因此，为使企业能在合理、合法、合乎伦理的范围内获取利益，就必须加强对其经济活动的调控和监督，防止企业为单纯谋利而背离道德准则。对此，我们虽然做了某些努力和尝试，但远未达到有效防范企业败德行为发生和“公司道德”堕落所要求的程度。对企业经济行为的道德监督必须建立在一定的道德调控基础之上，没有调控，就谈不上有效的监督。我们失误不仅在于基本上忽略了有组织的调控，而且监督也只限于新闻舆论的监督和事后批评性监督，这实际上也是产生各种企业败德行为的原因之一。为加强调控和监督，除发挥政府机构、司法机关、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外，同时还可考虑成立各经济行业的道德委员会或道德协会。如:美国佛罗里达迈阿密城设有一个“信誉局”，作为社会道德监督机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道德委员会在负责制定行业道德规范和指导本行业各公司制定道德规范的同时，建立企业行为档案。对行业各公司或企业遵守伦理道德的情况进行考核、记录、评估和监督乃至提出警告和批评等，并评定出各个不同企业的信誉等级。通过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随时可查，使有违法违规和严重违约行为记录的企业和经营者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以此鞭策、鼓励、警示企业的经济行为，更好地促进企业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