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又称异类经济学、非正统经济学，是指采取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经济学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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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经济学（Heterodoxy）是新古典经济学以外的理论范式，对应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学的发展分裂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异端经济学两大阵营。异端经济学又由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学派、奥地利学派、社会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女权主义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社会经济学（Socioeconomics）等学说构成。
异端经济学各流派都反对新古典主流对经济学的狭隘定义，并试图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展一种替代性的分析框架。
1988年在伦敦附近的一次会议上酝酿成立的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是一个具有广泛基础和多元主义的论坛，每两年出版一本论文集，2005年开始出版发行由霍奇逊主编的《制度经济学杂志》，他们提出了替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纲领。
第一，对实际经济体制中的相关趋势和联系进行渐次的和批判性的抽象分析，而不是采用把虚构看作是正当方法论的做法，这种方法论回避了对真实世界现象进行分析的困难。
第二，分析是开放性的和跨学科的，除了经济学，它还要利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中的相关材料，而不是采用一种以僵化的方法对经济学进行定义，这种僵化的方法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应用到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分析上。
第三，它把经济看作是一种在历史时间中得到发展的累积和演化过程，面对未来，行为者面临着严重的信息问题和激烈的不确定性，而不是把理论的焦点唯集中在均衡上。
第四，它所关注的焦点是交互作用的社会过程和推动技术转变的力量，通过交互作用的这种社会过程，偏好得以形成并发生改变，它还关注这些要素在一个整体的经济系统中的交互作用，而不是把个人和他们的偏好看作是既定的、把技术看作是外生的、把生产和交换看作是分离的。
第五，它把市场本身就看作是一种社会制度，必然是由其他社会制度网络如国家等所支持的，市场不是没有限制的，也不是机械地优先于其他制度，反对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理想的或自然的秩序，反对把市场只看作是个人的加总。
第六，它认识到了，社会经济体制依赖于通常是脆弱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生态系统，并嵌入于其中，因此在理论发展和政策建议上，反对忽视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流行趋势。
第七，研究是价值驱动的和政策定向的。它认识到了民主参与过程在识别和评价真实需要中的核心地位，而不是把手段与目的、事实与价值分裂开来的效用(主义)观点，这种观点忽视了行为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矛盾和不平等。
第八，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从以下多种多样的著作家那里获取灵感：约翰·康芒斯、尼古拉斯·乔治斯库一罗根、尼古拉斯·卡尔多、迈克尔·卡莱茨基、维廉姆·凯普、梅纳德·凯恩斯、马歇尔、卡尔·马克思、缪尔达尔、佩鲁、卡尔·波拉尼、琼·罗宾逊、约瑟夫·熊彼特、乔治·沙克尔、亚当·斯密、索尔斯坦·凡勃仑、马克斯·韦伯，并一直到制度主义和演化的思想。
总的来说，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特点，但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前者基于社会历史的方法，在经济研究中强调历史、制度和社会阶级间交互作用的核心作用，而后者则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提出的是一种普遍适用的非历史的理论，他们分别代表着经济理论研究的两种不同传统和方法。
近年来，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之间的交流不断在增加，一个重大的进展就是他们发现相互之间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之处，除了对主流经济学都持批判态度外，他们基本上都赞同实在论的科学哲学，因此，劳森提出，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可以通过批判实在论统一起来。实际上，虽然西方异端经济学一些主要流派涉及范围比较全面，但各个流派在研究复杂社会经济系统某一方面各具特色和优势，如老制度学派在制度、“新熊彼特”在技术、马克思在阶级、女性主义在性别和种族、后凯恩斯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等，因此，通过一种新的研究纲领，我们可以对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进行创造性的综合。 综合不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而且，正如生物杂交产生变异和新物种一样，杂交式的综合还有可能导致重大的理论创新。综合的目的并不是要限制各流派的发展，而是要在寻求共同的基础上通过相互竞争导致多样化的发展和繁荣。
尽管西方异端经济学流派众多，但在西方异端经济学内部我们也可以作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划分。
作出这种区分的原因包括：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异端经济学中历史最为悠久，分支最为繁多，影响力最大。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批评最为激烈、剖析最为深刻，而且也是对资本主义— —经济制度的坚定批判者。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与异端经济学中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诸流派存在许多共性，但也存在一些分歧，将它们二者区分开来有助于全面认识 。
按照这种区分标准，西方异端经济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包括：激进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国积累学派、法国调节学派等。
非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则包括：旧制度主义、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后凯恩斯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
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和最主要的共性在于，它们对主流经济学缺乏现实性的强烈批评，努力发展一种动态的、历史的、面向真实世界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特征的批判性理论。 正如拉威所指出的，将后凯恩斯经济学、旧制度主义、女性主义经济学等异端流派与新古典主流区分开来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自以为高深的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按照他们希望世界是怎样的提出假说”，而异端经济学则“基于程式化事实提出现实主义假说”。
以阿罗一德布鲁一般均衡体系为分析基石的主流经济学缺乏现实性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基本缺陷表现在众多方面。例如，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经济行为者被处理为均质的原子，具有“超级理性”;主流理论中不存在“时间之矢”，而是一种可以往返的、双箭头的“逻辑时间”，经济均衡的调整在瞬间就可以实现;在主流经济理论中不存在真正的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锁定等。
总而言之，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许多与现实无关，甚至与现实背道而驰的基本命题，这样就由最初的、科学研究要作必要的假设这种合理的程序，逐渐演变成一种完全脱离现实、在虚构的世界中进行模型构建的“我向思维”，这也直接导致了法国学生发起请愿运动，并将“我们希望脱离虚构的世界”作为造反的首要理由。
西方异端经济学家进而指出，牛顿主义世界观是主流经济学的致命缺陷。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表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是对经典力学拙劣类比的产物，以牛顿力学体系为代表的经典宇宙观在主流经济学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罗金对此评论道：“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上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察觉到这种没落。”今天，牛顿主义的陈旧的世界观已经在自然科学和除经济学以外的社会科学界遭到抛弃，而惟独在由主流经济学家所把持的经济学界却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是经济学界的悲哀。与主流经济学家把新古典理论拿来与牛顿力学体系相媲美的自鸣得意相反，异端经济学学者把这种理论斥之为托勒密(地心说)体系。虽然说l9世纪后半期发生的达尔文革命和20世纪初期发生的物理学大革命在由新古典范式所统治的经济学领域的影响微乎其微，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反映，我们可以在l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著名的异端经济学家如凡勃仑、凯恩斯、熊彼特等人那里找到蛛丝马迹。
有鉴于此，不确定性、历史时间、路径依赖等观念才成为西方异端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因而贾根良教授把西方异端经济学的性质界定为“现代宇宙观的先驱”。不仅如此，异端经济学的不同流派还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主流经济学如何缺乏现实性以及如何构建一种以现实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的问题。
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缺乏现实性源于主流经济学把分析重点放在“抽象普适”，但具体起来却又无法定义和衡量的效用现象，从而缺乏对历史情境下特定的社会经济力量的关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反对主流经济学不现实的完全竞争、外生货币等假设;旧制度主义强调在消费者主权和非人格化市场力量这些神话背后经济权势(economic power)的关键性作用。
在研究焦点上，主流经济学把研究重心放在给定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稀缺、效用、偏好等是关键词，这使经济学成为一门不折不扣的交换理论。正如迈克尔·佩雷曼所指出的，“通过强调对交换关系采取形式上的数学化处理，经济学家就可以摆出一副更加科学的姿态。而且，从交换的角度进行的经济分析在遮掩利益冲突方面似乎相对更有效一些”。
与此相反，异端经济学的研究焦点则是生产和分配，他们关心经济剩余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决定产品分配的政治、社会等因素有哪些等等，他们正视不平等、阶级对立和利益冲突等紧迫的社会问题，实际上真正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遗产。
事实上，西方异端经济学家往往把他们认同的经济科学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以便与主流学者所使用的“经济学”区分开来，也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
虽然发展迅猛，但一些基本的问题依然影响着人们对西方异端经济学的认识：异端经济学有哪些共识？它与西方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区别何在？的确，正如斯蒂文·科恩所指出的，当前异端经济学家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如何采取一种突破以往那种“非新古典经济学”标题的方式实现对自身的准确界定。
换言之，西方异端经济学家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是，如何按照异端经济学“是什么”而不仅仅是“不是什么”的方式对自身进行定义。
西方异端经济学家反对主流经济学“经济人”的核心假设和均衡的基本分析框架，倡导从现实中的人出发，相应地提出了“社会人”、“制度人”等假设，并且大都赞同非均衡(和演化)的分析框架。
“经济人”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其基本含义是每一个经济行为者都是理性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在异端经济学家看来，这种先验的、普适的人性假定是站不住脚的。把经济行为者想象为全知全能、具有超级计算能力的“超人”已经遭到行为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否定;以个人为中心、以效用来权衡个人行为得失这种做法在本质上支持了许多反社会的行动。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偏好是给定不变的，不受任何社会力量的影响，而享乐主义是支配人类行为的惟一的和主导性的因素。这更是不能为异端经济学学者所接受。
异端经济学家不仅赞同制度、习惯、规则和惯例对经济行为者的影响，而且认为个人偏好是可以改变的，经济行为者受到他们所处的环境和从属的社会关系的影响是基础性 经的。 端经济学的不同流派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个人偏好所受的直接和间接约束，例如，旧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凡勃仑指出，人性是演进的，是与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它们是他的遗传物质和过去经历之产物，是在既定的传统、习俗和物质条件下累积形成的”，社会经济学家提出“社会人”假设也正是强调伦理道德因素对个人的基础性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分析以及女性主义经济学的性别种族分析，也从不同侧面指出了社会集团对个体的影响，奥地利学派提出人不是被动的环境适应者，而是积极的创造者。异端学者的核心假设在《堪萨斯城建议》中得到了部分体现：“(我们主张)更宽泛的人类行为的定义⋯ ⋯(应当考虑)诸如本能、习惯的形成、性别、阶级和其他社会因素在形成社会行为者的经济心理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均衡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主流经济学对均衡的强调是空前的。国内一些学者，例如，钱颖一认为，在“现代经济学”中，“均衡⋯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
在异端经济学家看来，“均衡”一词是主流经济学家从牛顿力学体系中借用过来的，它完全不能用来描述真正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变迁。经济变迁的真实特征是历时演化、不断变迁的，既没有均衡态，也不存在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的移动这种虚构出来的“动态”。早在1898年，旧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凡勃仑就对均衡框架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它是“前达尔文的”，并提出“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旧制度主义者在此基础了提出并发展了循环累积因果机制，这成为演化框架的先声。后凯恩斯经济学也认为，经济是一种历时演化的过程，均衡框架最关键的局限在于它无力处理时间过程，对真实时间、不确定性、预期、动物精神、内生的和非中性的货币等方面的强调，都使他们抛弃均衡框架，转而使用非均衡框架。
西方异端经济学家反对主流经济学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和在研究路径上对数学形式化建模的盲目迷信和过度使用，倡导方法论上的有机主义，认为数学形式化建模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比较的、制度的，历史的和解释学的方法应当在经济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社会经济学促进协会创始人阿米泰·伊兹欧尼指出，社会科学中存在两种基本范式，一种是个人主义分析方法，另一种是社会一历史的、制度的、文化的方法，即社会经济学方法。
主流经济学采用的是个人主义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社会系统及变迁产生于个人的行动，因此构成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相关社会现象的结构和变迁，也只能从对多种多样的个人的意图、信念、目标和行动的研究中才能得到解释。异端经济学学者接受了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的基本思想，认为社会结构和个人能动互为前提，社会结构和经济行为者的能动作用构成了社会运动的基本矛盾。因此，尽管称呼不一，但异端经济学学者大都赞成有机主义的分析方法，它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分析方法。
对于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而言，经济学研究的恰当路径只有一条，那就是数学形式化建模。“在一名主流经济学家看来，理论就意味着模型，而模型就意味着经济思想必须使用数学形式来表达⋯ ⋯在越是高级的课程中，经济理论就越是使用较多的数学模型加以阐释⋯ ⋯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是建立一个更好的模型，也就是更好的理论⋯ ⋯ ”。cz)科兰德写道：“正是他们所使用的方法，而不是他们的思想，才使大部分异端经济学学者发现自己被业界精英们排斥在主流学术囤外。”那么，异端经济学家采用的什么研究方法呢?
异端经济学家并不完全排斥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使用，而只是认为数学方法在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社会经济世界是比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更为复杂的研究对象，认知、思想、知识、制度等这些质的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最为关键性的变量，社会结构与经济行为者之间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使社会经济世界本身是开放的和变动不居的，这使数学演绎主义方法能够发挥作用，而所要求的封闭条件下的规律性并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应当在经济学研究中发挥主要的作用，比如案例法、型态模型、讲故事、田野调查法等等。
异端经济学反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看做是一门客观的、实证的、价值中立的硬科学这种实证主义一现代主义的认识论。他们认为，经济学家的信仰和偏见都将影响他们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以及可以接受的研究结果，经济学研究不可避免地是价值渗透和价值依赖的，规范和实证两者无法分离。因此，价值分析应当成为经济分析的内在组成部分，必须要研究个人行为和经济表现背后的心理上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经济学家也应当开诚布公地说明自己的价值取向。
异端经济学学者认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谓的“价值中立”，实际上是以牺牲其他社会价值为基础，而使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价值得到合法化和强化，这是通过两方面实现的：一是一般性地阻止对社会生活中多种多样的价值的考察，二是压制关于新古典所钟爱的自由价值的性质和重要性的辩论。主流经济学把经济行为者界定为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假定。因为白利也只是人性中的一个维度，它忽略了人性的其他方面，如责任、义务、伦理考虑、利他主义等。许多著名的异端经济学学者都是“价值中立论”的激烈反对者，例如缪尔达尔认为，所谓的“实证经济学”只不过是经济学家用以掩盖其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烟幕;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琼·罗宾逊也认为，意识形态与经济学紧密交织在一起，“科学客观性的出现，不是因为个人是无偏见的，而是因为个人持续不断的相互检验理论”。
许多异端经济学家进一步指出了主流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包含着为资本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辩护的内容。例如，社会经济学家认为，主流经济学提供的只是一种在新自由主义价值框架下对经济现象的解释，社会经济学提供的替代性框架则把社会公正、平等、人的尊严、共同利益等置于价值分析的核心。拉贾尼·康斯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事业可以说是用来证明自由放任主义可以带来最优产出”。伯纳德·格瑞恩认为，主流经济学坚持的宗教信仰实际上是，“如果把‘摩擦’、‘失灵’等因素抽象掉，市场机制将产生出‘有效率的’结果”。与主流经济学信奉交换会改善所有人的经济状况、鼓吹经济和谐相反，异端学者认为，市场也是一种产生权力和控制的制度化过程，不平等和冲突贯穿于经济生活的每一方面，人们的行为并不完全“自由选择”的，而是隶属于某一阶级或集团，不同集团之间的冲突会导致社会混乱和无序，因此资本主义经济需要根植在社会管理体系之内，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应当得到探索。
相应地，在政策结论上，主流经济学相信供求力量会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经济问题的产生只可能在于供求力量未能发挥作用，原因或者是由于企业、工会的垄断力量，政府W I 的政策干预，或者在于不易受供求法则控制的社会生活方面(如环境问题等)。他们开出的药方往往是减少政府干预，通过促进竞争和市场化来解决问题。与此相反，异端经济学家常常寻找纯粹经济问题以外的原因，例如，妇女和少数民族居民的低工资常常是由性别和种族歧视造成的，环境恶化与大公司权力的膨胀和无约束息息相关，高失业率与不确定性、人们普遍的悲观预期直接相关等等。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不是依靠市场，而是号召公众和政府行动起来，例如由政府制定禁止歧视和污染的法律和法规，公众联合抵制那些行为恶劣的大企业，政府实施收入再分配政策来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