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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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其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一些共同特征。曾供职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经济学者孔泾源对此有如下总结：
首先，经济增长不稳定。1950至1980年间，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分别为6.8%、3.4%和6.5%，而在1981至2000 年这二十年间分别降至2.2%、1.7%和2.7%。1970至1980 年间，印尼、菲律宾GDP 年均增速分别为8%和6.6%，而在1981至1990 年间，则分别降至5.5%和1.6%。
其次，金融体系脆弱。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前，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经济体长期过分依赖外资流入推动经济发展，向国外借款过多；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中央银行对金融市场风险缺乏足够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大量资金投向了房地产业和证券业，泡沫经济现象严重。拉美经济体的历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也往往与外债负担沉重、本币币值高估、通货膨胀严重等因素紧密相关。
第三，收入差距过大。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拉丁美洲各经济体的基尼系数普遍在0.45 以上，远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0.35的平均水平。在马来西亚，该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 左右，到九十年代后始终保持在接近0.5的水平上。
第四，公共服务短缺。为赢得民众支持，拉美经济体的政府在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卫生、教育、扶贫、就业、工资和税收等领域都制定了社会政策，有些经济体甚至通过颁布法律法规来确保社会政策的稳定性。但由于政府财力不够、利益集团掣肘、管理能力不足等诸多原因，很多社会政策实施效果不佳，公共服务短缺现象普遍存在，一般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受益更少。
第五，创新能力不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原有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经济体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经济体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的动力。
此外，腐败多发、效率低下、政策失灵、外债高筑、政局动荡、环境污染、信仰缺失等特征也被用来描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
截至2018年，先后有36个经济体（国家和地区）由中等收入水平成长为高收入水平。其中部分经济体在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之后，又退回中等收入乃至低收入水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来明以这36个经济体中的11个（阿根廷、智利、捷克、希腊、匈牙利、韩国、波兰、葡萄牙、俄罗斯、斯洛伐克和乌拉圭）为研究对象，归纳了它们转型成功的基本经验，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首先，产业从劳动与资源密集型转型升级资本与技术密集型，是各经济体成功迈入高收入行列的基础。其次，从引进成熟技术转向自主创新是成功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基本动力。第三，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和不断提升的劳动力素质是这些经济体成功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基本条件。第四，稳定安全的金融体系是它们成功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的重要保障。第五，以市场为基础，积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第六，塑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它们成功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的社会基础。第七，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具体到亚洲地区，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被公认为是真正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在中等收入水平徘徊，先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不同年份的收入水平标准，日本1978年人均GNI达到7330美元，当时就已经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其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到1997年金融危机，其发展才慢慢放缓。新加坡经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保持快速的增长。1970年新加坡人均GNI仅960美元，到1987年就已进入当时的高收入经济体行列，1989年人均GNI达到10300美元。韩国经济发展比日本和新加坡发展稍晚，但于1992年人均GNI达到7700美元，进入当时的高收入经济体行列，1995年达10800美元。
相比日本、新加坡和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这四个东南亚国家则不同程度上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四国中经济条件最好的马来西亚，早在1973年就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其人均GNI为600美元。但进入八十年代，其经济增速迅速下降，2014年人均GNI达到10660美元（当年高收入经济体标准是人均GNI高于12375美元）。泰国、印尼和菲律宾三国的人均GNI在七八十年代均达到四五百美元，到2014年增加到三千至五千美元不等。
集美大学财经学院副教授姜文辉对上述过程的总结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在跨入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后，通过技术创新与科技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国内产业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换，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则在迈入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不能及时从以要素驱动为主的经济增长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从而导致产业升级困难，先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国经济面临多方面挑战
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至少面临四大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陷阱。
第二个陷阱是城市化的问题。在中等收入国家跨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城市化的加速。一旦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城市的发展就会相当痛苦。目前中国有大量的农民进城，是城市化过程的一部分。然而现在的2亿农民工，很难真正地成为城市居民，毕竟这个群体的收入不能承担其在城市居住下来的成本。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个关键的动力源。
第三个陷阱是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金融改革不仅是要防止金融危机，而且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有关系。设计出配套的向高收入国家进军的金融结构，正是目前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巨大挑战。
第四个陷阱是产业升级问题。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吸引了那么多的外资，就是别国转移过来的结果。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也会有相当大规模的产业可能要转移出去，很可能就是转到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和印度等。如果中国企业总是不能掌握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品牌和销售渠道，产业迟迟无法升级，与此同时，出口"加工型产业不是转移到内地，而是转移到交通更为便利的其他国家，那么中国经济将会遭受双重打击：既不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占据高端， 又不能吸收大量的低技能就业人口。
事实证明：一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政府的扩张性激励会造成财力和政策效率的同步下降。不仅如此，中国还将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二是民主政治的转型。所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主要指产业升级及教育的投入和鼓励科技创新；所谓民主政治的转型，基于历史经验，主要是指经济起飞后，经济持续的增长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国家民主与利益诉求比较强烈，开始进行民主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
二、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要顺利实现“中等收入陷阱” 的跨越，首先须从追求高速经济增长转向追求共享式增长、实现经济的创新发展。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力求实现第一梯队地区的产业继续升级，因为收入导向的原因，这些地区在吸引高级人力资本上存在优势。通过主动性产业转移，这些地区可以摆脱单纯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化，这一过程伴随的是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与企业自主创新的增多，相应的金融体制也必须完善，以加速这一过程。而第二梯队则可以部分承接第一梯队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解决就业问题。此外，还应放开第二、三梯队地区的诸多经济管制，尤其是金融类管制，以加强其经济活力，加大自主创业民营经济在该地区的比例，分化部分非就业人口。
其次要抓住和谐社会建设，从关注二次分配转移到关注一次分配中来。把国民收入在劳动者、企业和政府的分配机制设计好，比政府做的二次分配其实有效得多。
再者必须推进金融与资本市场的深化和多元化，核心部分就是转换政府的角色。政府应努力成为服务型政府，并努力提升自己应对外界带来的变化与挑战的速度与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之所以没有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还因为过早过快地构建了一套成本非常高的社会福利体系。但是在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薄弱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2007年，中国在医疗、社会保险和失业福利项目上的政府开支只占财政预算的15% , GDP的2.4% ，远远低于发达民主国家，也远远低于发展中民主国家的一般百分比。在社保体系不够健全和居民收入增速缓慢的背景下，中国要从一个出口驱动型的经济体转变成为一个依靠国内消费的经济体是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尽管存在众多挑战，但从长期来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还是十分乐观的。与拉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治稳定、金融稳定，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目前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增这已经显著高于国外跨国公司，并且中国的制造业升级速度正在加快。与上世纪70 年代不同的背景是，中国在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突破的前夜跨入人均GDP3000 美元的敏感阶段，产业转型的空间十分广阔。同时，从45％左右的城市化率来看，中国的人口集中还没有完成，杠会服务业发展空间也十分广阔。从这些角度来看，中国有信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
三、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特征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人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人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人“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中国收人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
其次，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中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
再次，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中国频繁受到同际经济波动的冲击。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和紧密，随着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展和加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地位的改变，既加大了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也蕴育着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
四、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规避
中国面临的这些“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尽管有着区别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特征，但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设法加以规避。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