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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下乡，在经济学意义上，指的是用于生产的基本生产要素，即资金、厂房、设备、材料等物质资源。在金融学和会计领域，资本通常用来代表金融财富，特别是用于经商、兴办企业的金融资产。广义上，资本也可作为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各种社会经济资源的总称。
所谓的资本下乡就是把城镇工商业积累了庞大的科技、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吸引到农村去，以解决农村面临的困境。“资本下乡”是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有专家认为，“资本下乡”进行“城市反哺农村”和“工业反哺农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方”，因为资本是现代工业社会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
在当前的条件下，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包括三个。首先是农业收入。农业收入就是农民在自己承包土地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收入。在目前的环境下，农民土地分散、狭小，生产资料不断上涨，农副产品价格相对稳定，农民在农业收入上的增长空间有限。
第二个收入来源为打工收入。打工收入逐渐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从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打工收入来源具有一些非确定性，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波及中国，对制造业产生深刻的影响，沿海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停产，农民工大批返乡，增收形势堪忧。即使将来经济形势好转，由于其缺乏知识和劳动技能，以及资本面前处于弱势，工资增长空间有限。
第三个收入来源是，国家的转移支付。比如停止征收农业税费，以及各种粮食的补贴，都算是国家的转移支付。同时，教育、医疗等的支付也属于此类。但是此类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低。因此单靠农民、农业，要达到十七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2020年农民人均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的任务是艰巨的。要提高农民收入，必须开辟新的途径，必须依靠外力推动，尤其是资金投入。
外来资金来源有两条途径：一是政府财政投入；二是城市资本投入。在政府财政对农村的投入方面，从2004年的2357亿元到2006年的3397亿元，今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各项支出合计5625亿元，增加1307亿元，增长30.3%。可以说国家对农村的投入增长是快速的。国家财政主要投资的是两个领域：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如水利、道路、饮水工程、电网改造等；二是公共服务，如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但是，“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财力，它需要整个社会的合力。“三农问题”不仅仅是农村、农业、农民本身的问题，而是城乡对立的问题，是发达的工业文明与落后的农耕文明的对立，是两种生产方式的对立。城市生产方式是依靠资本、知识、管理、技术、品牌、人力资源等要素参与，而农村基本上还是靠土地与劳动力。因此农村要发展，就必然要求更多的生产要素来参与。农村的发展需要城市的生产要素的参与，特别是资本的参与，因为资本是核心，资本的投入必然带来其余的生产要素的参与。因而城市资本下乡就有其内在的需求性。
资本是逐利的，如果资本不能获得有利可图的资源、项目，它不会奔着亏损去的。在广大的乡村，有一些什么资源呢？不同的地方，资源禀赋不一样，有的地方富有矿产资源、森林资源，但有的地方则资源贫乏，不过，中国几乎所有的乡村都有土地。在资源丰富或城市郊区，资本有利可图，农民也受益颇多。但是大部分农村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唯一能吸引资本的就是土地，每个乡村都有土地，如果能最有效地利用土地，土地带来的利润将取之不竭。
土地与资本结合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如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把土地集中起来，进行规模经营，搞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专业化。这也是十七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如被誉为中国包产到户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在2006年，推动成立一个养猪合作社，发展现代农业。采用的办法是，村集体向农民反租土地再租赁给企业。一家外地商人来投资兴建了“小岗村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规模化的养殖，雇佣本地农民，月薪800元。当地村民对此颇为欢迎。
另一种是资本进入非农领域，主要是资本与土地结合，用于非农生产。如城市资本进入农村，开发旅游业，或城市资本进入农村，租用村集体土地，投资设厂。土地从农业生产转为非农生产，其中的差价是巨大的，据上海市社科院提供的数据，长三角农地征用价格为37.5万～45万元/公顷，农地出让价格为210万～525万元/公顷（一级市场），农地市场价格为1125万～2250万元/公顷（二、三级市场）。因此，这强烈吸引着城市资本，虽然中央严格限制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但是城市资本依然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农村土地流转。比如上面提到的赤塘村就是通过将集体用地通过长期出租的方式，长期租赁给城市资本，用来进行旅游开发。这种将集体用地长期出租进行非农用途的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
从理论上讲，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由资本与农民通过平等谈判而实现土地流转，让资本与土地结合，对农民与资方都有利。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并不总是如此，如《南方周末》报道的《资本上山，林改失范 江西铜鼓平息林权纠纷》，就为“资本下乡”敲响了警钟。这次林农与资方的冲突，根本原因是林农不能分享不断升值的山林收益。在一开始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在资本面前的弱势地位，林农将林地以低价卖给资方，但是随着原材料的暴涨，木材价格也不断上升，导致林农因为林地价格的巨大反差而产生极大的心理不平衡。从而引起了资方与林农的冲突。从此次事件中可以看出，土地流转，虽然能使双方都获益，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农民在资本的面前的弱势地位，从而导致利益格局严重不均衡，引起双方的矛盾冲突。
另一方面，在许多农村也出现了无房无地或有房无地的农民，他们或认为土地无利可图，或长期在城市居住，或急需用钱，从而将土地以一定价格长期转包出去。一旦经济形势严峻，或者投资失败，被迫返回农村，将无地可种，甚至无处可住。他们失去了土地的生活保障，沦落为农村底层。这样农村贫富分化不可避免，阶层矛盾将加剧，成为农村发展的一个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