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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精英是指占有大量的经济资源首先致富的经济能人,在他们的权力资源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物质财富,影响人们的经济生活。
改革开放后从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对于权力和市场的交换关系，更进一步说就是政治精英与新兴的经济精英身份问题的讨论，学术界有不同的争论。新兴的经济精英是由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还是从其他非政治精英转化而来？对此，主要有精英再生产和精英循环两种理论。
精英再生产理论认为，市场改革最主要的受益者并不是那些在旧体制中的被剥夺者，而是那些旧体制中的政治精英。匈牙利的汉吉斯(Elemer Hankiss)认为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并不会一下子消失。那些拥有权力的干部在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将自己重构为一个“攫取财富的阶级”(propertied class)。波兰的斯坦尼斯基(Jadwiga Staniszkis)表达了同一个过程，他认为，东欧正在经历一场“政治资本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典型特点是，原来的政治职务已经成为为私人积累财富的手段。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点是，就精英的主体而言，在改革前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不过是由一种类型的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即由再分配经济中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但人还是那些人。对上述这种关于精英替代的理论模式，撒列尼等人将其称之为精英再生产理论(theorye litere production)。也就是说，这种理论更加强调的是改革前后精英的连续性，以及同样的一些人由一种精英向另一种精英的转化。
精英循环理论强调的不是改革前后精英的连续性，而是精英的断裂。换言之，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以政治干部为代表的旧精英存在的基础不断丧失，在这部分人中出现了实质性的向下流动，而由于新的机会的出现，在原来的非精英群体中却形成了一批新的精英，这就是民间企业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什么权力背景。作为精英循环理论代表人物的，就是维克多·倪(Victor Nee)。这突出地体现在他的市场转型理论的“权力论题”中，特别是其中的第三个假设。而用来证明这个假设的，就是其在厦门郊区所进行的调查。在分别对现干部和前干部的家庭收入与其社会身份进行回归分析之后，维克多·倪得出结论说：“干部身份以及在当干部期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似乎并没有赋予他们在类似市场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当然，维克多·倪也并不否认干部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利用权力获取不正当收入的现象。但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再分配者并不能只依靠政治资本致富，因为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和特权的来源。
针对中国的改革的具体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是一个精英再生产与精英循环并存的动态过程，但学者总体上倾向于精英再生产理论，政治权力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Yanjie Bianand John R.Logan认为中国主要城市的收入平等的只是在第一个十年的改革政策中稍微下降，然后在随后的五年急剧增加。在国家机构中的官僚职位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收入决定因素，虽然市场体系正在成为替代的优势。与此相类似，宋时歌提出了“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认为政权的稳定导致干部权力的连续性，在旧的传统体制下它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在市场经济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它又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市场中的经济利益。干部权力的这种连续性决定了改革中的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主流是精英再生。”而且对于未来精英产生机制的预测，“‘精英再生’将是主要潮流，而‘精英循坏’则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时期的现象。这个特殊时期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改革早期的干部权力向市场转换过程中一个短暂的延迟期而造成的干部权力真空，随着这个延迟期的结束，新兴的经济精英将越来越多地来自干部群体。”
孙立平也提出了不同于精英再生产和精英循环的总体性资本理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国过去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这个集团的原初资本是他们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因此，对于经济精英的形成机制，孙立平认为“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间的‘转换’，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转换过程’，而是同一种总体性资本在不同领域展现的过程。”
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市场转型中的精英流动机制介于精英再生产与精英循环之间：既没有大量改革前的非精英阶级替换掉改革前的政治精英而成为新精英，也没有大量的政治精英完全放弃其党内职务而摇身一变为有产经济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