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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传媒是指完全由私人独资或集资兴办的传媒企业或机构。西方报纸基本上都是私营传媒，以美国最为典型，其主要特点是董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依托财团，迎合受众并以盈利为目的，广告是主要收入来源，对政府具有一定的监督力度。私营管理体制下的传媒按照完全市场化的运作机制运营，政府对媒介经营一般不过多干涉，主要是扶持管制。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就出现了私营报纸，经营实体根据市场运作机制对报纸进行经营与管理，像《申报》、《大公报》等。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开始承认报纸的商品属性，实行允许守法私营报业存在的政策，而且对公营报业也鼓励开展经营，以谋求自身发展。在国家政策的推动和扶持下，全国报业经营工作取得明显进展。随着私营报纸的公私合营改造和公有制的实行，私营报纸被取消。
目前，我国私营管理体制的传媒主要存在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目前专门研究建国初期私营传媒改造的文章不多，仅见的几篇都提到了当时私营传媒经营困难以及不适应新中国办报方式的问题，施喆的文章在谈到这类报纸经营困难的同时进一步指出，私营传媒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时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使私营报业面临的制度环境逐渐演变为政府管制的计划体制，报业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逐步萎缩”。这一看法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文中从内容分工、邮发合一及广告市场萎缩等方面分析了“制度环境演变”给私营报业带来的影响，但范围和深度似仍有拓展余地，落脚点还是放在了“经济来源”上。曾宪明的一篇文章看到了私营报业消亡是历史的必然，但走得更远一些，主旨是想说明我党“对允许出版的私营报纸表现了极大的关怀和扶持，我党有希望私营报业健康生存的主观愿望”，而私营报业由于“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和“运作机制不适应新中国的管理体制”难以支撑，所以“私营报业走公私合营之路，体现了其自觉自愿和与政府配合协作的积极态度”。这一看法从表层看似乎不无道理，因为当时政策上的确给了私营报纸很多扶助，包括以贷款或转为公股的形式提供资金，以及供应印刷物资乃至提供采访条件、救济报人生活等。[1]
私营传媒属于民族资本企业，在所有制性质上和其他私营工商业一样，同属私营资本。建国初期，党对私营资本采取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即在过渡时期利用它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以后通过政策限制再逐步改变其所有制性质。和苏联经验相比，这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创举。私营传媒在一定时期内得到政府扶持继续存在，到一定阶段后走向消亡，从根本上来说，和其他私营资本一样，都是这一政策范围内的正常现象。
首先，作为民族资本企业，私营传媒在一定时期内的继续存在，符合党对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制度设想和政策设计，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构成特征相匹配，也是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的需要。其次，由于所有制性质，私营传媒的存在状态不可能超出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边界，从根本上说，它的最终命运和后者是一致的。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党和国家对民族资本企业采取了扶持发展的政策，但根据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认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结束以后，国家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按当时的认识，后一阶段将是公有制的单一所有制形态。所以，对私营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