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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1950)，是美籍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继承了瓦尔拉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但是他注重动态研究方法。他决心跨越静态的一般均衡理论，建立一套从经济体系内部来说明经济动态现象的理论。他的创新理论便是他从均衡体系内部寻找发展动力源的结 果，这一点可以说是深受马克思影响的。他提出的创新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此为基础而产生的“技术创新经济学 和“制度创新经济学”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学派。
熊彼特基于“创新理论”又提出的企业家理论，并对这一理论的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熊彼特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因此，可以把他所称道的企业家称为创新型企业家。
熊彼特假定市场经常处于均衡状态，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只是偶然地、间断地打破了市场的均衡状态，这一过程也是企业获取利润的过程。当企业家的创新行为被同行所模仿时，利润就消失了，市场又恢复了均衡状态。熊彼特认为市场能够自动地实现均衡，这种自动的均衡化是完美无缺的，不均衡状态的短暂性与偶然性决定了企业利润的短暂性与偶然性。以均衡假定为基础。熊彼特刻画了一个超越于市场结构之外，同时也超越于企业组织结构之外而存在的企业家形象，是企业家能动的、偶然的创新行为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飞跃式的发展”。
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人生产体系。这种新组合包括5种情况：(1)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新特征；(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市场；(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因此“创新”不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概念：它严格区别于技术发明，而是把现成的技术革新引入经济组织，形成新的经济能力。
熊彼特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以实现新组合为基本职能的人们称为企业家。按着他的定义，企业家比我们原来所指的企业家在内涵和外延上既要窄又要宽。“广一些，是因为首要地，我们所叫做的企业家，不仅包括在交换经济中通常所称的‘独立的’生意人，而且也包括所有的实际上完成我们用来给这个概念下定义的那种职能的人，尽管他们是（现在逐渐变成通例）一家公司的‘依附的’雇佣人员，例如经理、董事会成员等等：或者尽管他们完成企业家的职能的实际权力具有其它的基础，例如控制大部分的股权。由于是实现新组合才构成一个企业家，所以他不一定要同某个别厂商有永久的联系：许多的‘金融家’、‘发起人’等等就不是同某些具体厂商有永久的联系，但他们仍然可以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家。另一方面，我们的概念比传统的概念要狭一些，它并不包括各个厂商的所有的头目们或经理们或工业家们，他们只是经营已经建立起来的企业，而只是包括实际履行那种职能的人们。”我们原来认为的企业家，并不是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而原来不被当作企业家的，则属于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
熊彼特还认为，充当一个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一般说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况，所以企业家并不形成一个专门意义上讲的阶级。他说：“一旦当他建立起他的企业以后，也就是当他安定下来经营这个企业，就像其他的人经营他们的企业一样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这种资格。”因此，一个人在其一身中很少能总是一个企业家，且企业家的职能本身是不能继承的。
熊彼特认为，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经济只能处于一种他所称谓的“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经济增长只是数量的变化，这种数量关系无论如何积累，本身并不能创造出具有质的飞跃的“经济发展”。“在例行事物的边界以外，每行一步都有困难，都包含一个新的要素。正是这个要素。构成领导这一现象。”这里的领导，就是率先创新的企业家。只有企业家实现创新，“创造性的破坏”经济循环的惯行轨道，推动经济结构从内部进行革命性的破坏，才有经济发展。
熊彼特还认为，创新引起模仿，模仿打破垄断，刺激了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相当多的企业之后，盈利机会趋于消失，经济开始衰退，期待新的创新行为出现。整个经济体系将在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构成的周期性运动过程中前进。他首先用“纯模式”来解释经济周期的两个主要阶段——繁荣和衰退——的交替：创新—(为创新者)带来超额利润—引起其他企业仿效—第一次创新浪潮—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的需求↑—经济步入繁荣；创新的普及—超额利润消失—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的需求↓—经济收缩，由繁荣步入衰退。
对经济周期的四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熊彼特用创新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来解释之。第一创新浪潮—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的需求↑—生产资本品的部门扩张—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扩张—第二次浪潮—物价↑，投资机会↑，投机现象出现。随着创新的普及，超额利润消失，经济进入衰退期。第二次浪潮与第一次浪潮有重大的差别。第二次浪潮中许多投资机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这样，第二次浪潮中不仅包含了纯模式不存在的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而且它不具有自行调整走向新均衡的能力。因此，在纯模式中，新的创新引起经济自动地从衰退走向繁荣，而现在由于第二次浪潮作用，经济从衰退走向萧条。萧条发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应逐渐消除，经济转向复苏。要使经济从复苏进入繁荣，则必须再次出现创新。
熊彼特用三对相应的矛盾作为特征来描述了“循环流转”过程与“发展”过程的区别，第一，两个真实过程的对立：一方面，有循环流转或走向均衡的趋势，另一方面有例行经济事物渠道中的变化，或以制度内部产生的经济数据中的自发的变化；第二，两个理论工具的对立：静态的和动态的，第三，两类行动的对立：根据现实，我们可以将其描绘为两种类型的人物，单纯的经理和企业家。
熊彼特认为，对企业家从事“创新性的破坏”工作的动机，固然是以挖掘潜在利润为直接目的，但不一定出自个人发财致富的欲望。他指出，企业家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或投机者不同，个人致富充其量仅是他部分目的，而最突出的动机来于“个人实现”的心理，即“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包括：
1、建立私人王国。企业家经常“存在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常常也是一个王潮。”对于没有其他机会获得社会名望的人来说，它的引诱力是特别强烈的。
2、对胜利的热情。企业家“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他求得成功不仅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利润和金钱是次要的考虑，而是“作为成功的指标和胜利的象征才受到视” 。
3、创造的喜悦。企业家“存在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做成的欢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能力和智谋的欢乐。这类似于一个无所不在的动机⋯ ⋯我们类型的人寻找困难，为改革而改革，以冒险为乐事。”企业家是典型的反享乐主义者。
4、坚强的意志。企业家“在自己熟悉的循环流转中是顺着潮流游泳，如果他想要改变这种循环流转的渠道，他就是逆潮流游泳。从前的助力现在变成了阻力，过去熟悉的数据，现在变成了未知数。”“需要有新的和另一种意志上的努力，⋯ ⋯去为设想和拟订出新的组合而搏斗，并设法使自己把它看作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而不只是一场白日梦。”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工作是“创造性的破坏”。而阻碍创新的因素有：第一，是信息不充分条件下许多事情处于不可知的状态。“实现一个新计划，和根据一个习惯的计划去行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就像建造一条公路和沿着公里行走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一样。”第二，是人的惰性。“作为一种新的事情，不仅在客观上比作已经熟悉的和已经由经验检定的事情更加困难，而且个人会感到不愿意去做它，即使客观上的困难并不存在，也还是感到不愿意。”第三，是社会环境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首先在法律上或政治上存在障碍而表现出来，其次在受到创新威胁的各个集团中表现出来，再次在于难于找到必要的合作上表现出来，最后是在难以赢得消费者上表现出来。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要进行创新首先要进行观念更新。这是因为“一切知识和习惯一旦获得以后，就牢固地植根于我们之中，就像一条铁路的路堤植根于地面上一样。它不要求被继续不断地更新和自觉地再度生产，而是深深沉落在下意识的底层中。它通常通过遗传，教育，培养和环境压力，几乎是没有摩擦地传递下去。”
其次，企业家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这些能力包括：1、预测能力。企业家应具有“尽管在当时不能肯定而以后则证明为正确的方式去观察事情的能力，以及尽管不能说明这样做所根据的原则，而却能掌握主要的事实、抛弃非主要的事实的能力，”能抓住眼前机会，挖掘市场中存在的潜在利润。2、组织能力。企业家“不仅在于找到或创造新的事物，而在于用它去是社会集团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带动社会集团跟在它后面走。”善于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进行并实现生产要素新组合。3、说服能力。企业家善于说服人们，使他们相信执行他的计划的可能性；注重取得信任，以说服银行家提供资本，实现生产方式新组合。
当然，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是不承担风险的。这是因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所需要的资本是由那些成功的企业家所形成的资本家阶层提供的，即资本市场提供的。企业家可以从资本市场获取他们需要的任意数量的资本，因而资本并不构成其成为企业家的约束条件。与此相对应，由于资本的外来性，风险也由资本所有者承担，企业家并不承担风险。
由于创新来自于体系内部，新组合的实现，就意味着对经济体系中现有生产手段的供应作不同的使用。支配生产手段对于执行新组合是必要的。银行家通过提供信用，向企业家贷款，正好就把资源放在企业家手中供其运用，这就是银行家所起的杠杆和桥梁作用。而提供信贷的人便是“资本家”那一类人的职能。在熊彼特看来，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用以“把生产指往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可供企业家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业家和商品世界的“桥梁”，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提供必要的条件。由此可见，熊彼特所谓的信用，指的就是企业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时使用的支付手段。换句话说，信用就是专为以实现创新为目的的企业家而创设的货币资本。信用使得个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不依靠继承的财产而独立行事。因此，信用对于新的组合是首要的。而这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具有。熊彼特进一步分析指出，当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相对发达阶段之后，资本市场的建立和良好运转成为实现创新的基础。
熊彼特企业家理论的实质是，企业家的任务是创造性的破坏。
(1)新的组合方式一在熊氏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以追求本单位的利润为原则，为此必须使自己的企业摆脱旧的组合方式，形成一种新的组合方式；具体有五种情况：
①开发沥产品和新包装、新剂型产品；由引进新的生产方法，既包括新的科学技术，
②开辟新的销路；
③寻找新的原料和能源来源；
④重建产业组织，形成自己的垄断地位。也包括新的经营组织和运输方式；
(2)创造性的破坏——熊氏认为，经济学应在改变环境本身的能动体系中去追求利润目的的。所以，企业家就成为支持、创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体。他在“产业要不断破·除旧的生产方式，创造新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不断地从内部进行革命突变”的过程中，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质，即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正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他认为，虽然也有人把开垦土地和科技进步列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但它们仅仅是外因，正确的认识是：开垦土地是产业过程的组成部分，把科技发明和发现应用于产业中，才是企业活动的本质。
(3)创造信用——进行新组合的企业家，在调动正为某项用途使用的生产资料用于新用途时，必须赋予获取生产手段的购买能力。银行创造的信用，拾恰起到了这一作用。由银行提供信用的企业，可通过牺牲旧的购买力来为自己引进生产资料和提供劳力服务。熊氏指出，所谓资本是指企业家可随时自由使用的货币和用于其他支付手段的款项，它是企业家招所需具体物质资料置于自己支配之下的杠杆，是为达到新的目的而处理物质资料或给生产招出新方向的手段。
(4)社会阶级理论——在熊氏经济理论中，企业家的机能占有核心概念的地位，他—方面说明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形成社会阶级(资产阶级)的重要依据。熊氏的社会阶级理论概括为：阶级现象的最根本基础，在于每个人适应性的差异，即指为了适应经常变换的环境而必须具备的各种机能上的相对资质差别。
(5)领导者的机能——每当搞一番新事业时，往往会遇到来自社会环境的各种阻力，甚至决策者头脑中的僵化思维习惯也会抬头，以致于对形成中的计划提出反证。当常规活动到达极限时，多数人往往感到不知所向；而另一些人，则以各自不同的步伐向前迈进。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就越需要有领导能力，即做出决策、统辖指挥、改变方式和大步向前的能力。领导者的机能，就是根据一定的洞察力，即在所处环境中大胆废弃不起作用的因素，果断选择对成功起作用的要素，率先冲锋。
(6)企业家的资质特征——资质也是一种领导能力，但所谓领导是指通过领导者的工作来影响别人，而不是指领导者的工作本身，因此，象单纯的发明家或工程师，并不能称得上企业家。同时，人们把“权威”看作是对他人影响能力的重要因素，但熊氏认为，企业家的这种权威因素较小，更重要的是把目光敏锐和独立自主能力结合起来。具体说来，企业家的重要资质有：能完全胜任不胜其繁的会议和交涉的特殊的体力与魄力，善于说服他人以获得支持和能通过巧妙的交涉操纵他人的谋赂和服识等。
(7)企业家的机能——熊氏意识到，经济学只是观察和解释的科学，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验证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他的理论具有预言性。他从三个方面列举了企业家的动机：
①“建设私人王国”。这不仅限于个人，还包括子孙后代的家族。企业家一旦失去了这种特殊的动机，坚强决心也将同时削弱。
②“对胜利的热情”。
③“创造的喜悦”。
有人认为，胜着企业组织的大规模化和新技术化，原来属于个人性的机能向组织性方面转变，也会导致企业家机能的无用化。熊氏认为未必如此。他的理解是：采用新的方法后，并非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因为它本身并不是合理性经济行为这一概念所包含的要素。如果说以前个人企业的企业家必须具备周转资金能力、管理人事能力、运用技术能力、掌握信息能力和了解市场能力等全面的综合性领导能力，那么通过组织化，会使领导机能出现某种程度的分工化、专门化和单纯化方向发展。显然，企业组织的大规模化和专业化，不仅不会使企业家机能失去作用，相反促进了企业家机能的单纯化。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今天，企业家队伍的建设是重要的。根据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我们得到以下启示：
1、建立一个独立的企业家队伍。近几年来，中国巳经出现了许多企业家，但是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企业家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企业家不同于资本家，也不同于股东，也不是一般的经理或厂商，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特殊群体。实际上，我国近几年一直在提企业家队伍建设问题，并且巳经意识到国有企业效益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缺乏一批真正意义上的高素质的企业家 所以说，我国建立企业家队伍势在必行，但是企业家并不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企业家队伍必须是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的。
2、对企业家的素质要求。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家队伍?对企业家的素质有哪些要求?首先，必须要有创新精神。熊彼特经济学的核心是创新理论，其对企业家的定义中就包含企业家必须要有创新精神。我国不缺乏懂经营、善管理者，关键是缺乏具有创新精神的经营者、管理者。其次，将创新精神付诸实践。熊彼特认为，具有创新精神和具有企业家精神是不同的。仅仅具有创新精神而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也不能履行企业家职能，也不等于一个合格的企业家。而且企业家只有在履行其职能时才称为企业家。
3、中小企业的发展必须要依靠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我国中小企业要发展，国家也已经将中小企业的发展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并且提出以政府名义担保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实际上，中小企业的发展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融资创新。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这会造成中小企业对政府的依赖，不利于政企分开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从西方中小企业发展的历程来看，它们的融资并投有依赖政府提供担保，它们所依赖的主要是民间融资和风险投资。台湾地区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的也不是政府而是民间金融机构，它们能够迅速发展并且效益显著，甚至有一些已经成为具有一定实力的大公司或大集团，所依赖的是它们的创业者所具有的一种不同于大企业经营者的创新精神。如比尔·盖茨所创立的微软公司能够取得丰厚利润，很大程度上与它们的技术创新有关系。它们建立初期并投有大企业所具备的公司治理结构，但是它们却迅速发展起来了。可以说，企业要取得长远发展必须不断创新，如果总是受一定固定模式的制约，最多只能取得与其它企业相同的业绩；若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创新。
4、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在于创新。不但要基于现有基础进行创新，关键是要基于世界水平进行创新。例如公司治理结构，虽然西方的公可治理结构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且证明其效果是显著的。但在中国的适用是有限度的，我们不能期望外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彻底解决中国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而是应该创新出一种与中国国情、人员素质、文化程度相适应的公司治理结构，为中国国有企业的顺利改革创造条件 而这些职能的实现和任务的完成主要依靠的是企业家本身的创新精神。假如国有企业不船在这一方面实现创新，当所有的企业都采用这种公认的或已相成熟的公司治理结构后，国有企业的利润——特别是超额利润——就不能体现出来。另一方面，中国国有企业从股权结构上看，不同于西方的股份公司，虽然国家或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府可以视为是一个大股东，但是毕竟不同于具有独立利益的自然人，所以照搬西方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来改造中国国有企业而不断创新，即使在短期内能够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国有企业要取得发展，必须进行创新，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在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