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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补贴是一种政府的转移性支出，有现金补贴和实物补贴两种形式。现金补贴相当于一般所说的“明补”，通过向特定的对象发放无偿性现金补助，使补贴接受主体在自身权利之外得到超额收入，增加了其绝对购买力。而实物补贴是附着于具体的产品、服务和生产要素上的财政补贴，相当于一般所说的“暗补”，对于实际获益者来说，他所享受的补贴具体表现为他以一定量的货币购得了较多的补贴商品，或者为购得定量的补贴商品付出了较少的货币。
从2008年初开始，中央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扩大了投资支出，如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教育方面的投资。同时，也加大了消费补贴，通过各种形式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2008年开始，我国各地就相继发放各种消费券形式的补贴，比如旅游消费券、购物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大多数规定了消费截止期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居民的当前消费。从2009年1月起，我国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lO%左右，还加大了低保金的发放力度，给低收入家庭发放消费补贴。推出汽车下乡和家电下乡的财政政策，财政补贴lO4亿元。
2009年6月，国家推出包括冰箱、洗衣机、平板电视等8类节能产品的财政补贴政策。7月，国家决定在全年投入7O亿元补贴汽车、家电以旧换新，鼓励提前报废不达标的污染车，鼓励节能产品、环保产品。目前，农村的医疗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医疗报销的比重逐渐增大，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农民的医疗消费。
深圳地区[1]
据2022年5月25日，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2年1-4月国内手机市场运行分析报告称，2022年1-4月国内市场手机总体出货量累计8742.5万部，同比下降30.3%，其中，5G手机出货量6846.9万部，同比下降25.0%，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78.3%。
为进一步刺激经济，盘活消费市场，作为全国科技先锋城市的深圳，发布了关于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开展消费电子产品促销活动。结合开学季、暑促季、传统节日等主题，在5-8月期间轮动组织开展消费电子专场促销活动，对消费者购买符合条件的手机、电脑(含平板电脑)、耳机、音响、全屋智能家电、智能穿戴设备、消费级无人机、智能家用机器人、智能健身器材等产品，按照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累计最高2000元。
同时，鼓励电信运营商与消费电子生产企业深度合作，开展“换新补贴”“话费奖励”“套餐升级”等活动。支持回收设备绿色利用，符合条件企业回收旧机在深圳翻新出售的，按照销售额的5%给予补贴。
针对家电领域，深圳市也发布了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开展绿色节能家电促销。组织家电生产、销售企业推出惠民让利活动，5-8月期间，对消费者购买符合条件的电视机、空调、冰箱、洗衣机、厨房家电、生活小家电等家用电器，按照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累计最高2000元。
而且，为进一步刺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增长，推动深圳市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深圳市也发布了关于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支持个人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对新购置符合条件新能源汽车并在深圳市内上牌的个人消费者，给予最高不超过1万元/台补贴，全面落实国家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放宽混合动力小汽车指标申请条件。允许名下仅有1辆在深圳市登记的小汽车个人，购买符合条件的混合动力小汽车，并申请上牌指标。开展汽车下乡活动。在深圳市行政区(新区)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深汕特别合作区户籍居民，可按相关规定申请纯电动小汽车或混合动力小汽车增量指标，并享受相关补贴政策。
这一连串的补贴政策出炉，对缓解当前消费电子行业普遍面临的销售和库存压力有积极作用，有望进一步促进从消费电子、家电到汽车等多领域市场需求的回升，加速整个深圳甚至国内电子科技产业的回暖。
2020年上半年，杭州、深圳、郑州等多地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激发消费潜力、带动消费回补。为评估消费券对拉动消费的实际效果，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俏、沈俏蔚教授研究团队联合蚂蚁金服研究院以杭州为样本开展了研究。
该研究利用定量模型，对比了领券人群与未领券人群的消费行为，剔除了年龄、性别与消费习惯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充分评估了各界所担心的“消费提前”情况。结果显示：消费券刺激消费效果明显，1元钱的消费补贴，能带来平均3.5元以上的新增消费，且并不是“消费提前”所致，消费券过后消费恢复常态无明显下滑。其中，新增消费主要流向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服务等小微商户，拉动效应最大的是消费水平较低群体。
消费券在杭州产生积极作用，这也许与杭州的经济基础与消费环境有关。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杭州消费券模式的机制值得推广——数字消费券避免了现金发放转化为储蓄的可能，并且可以充分根据当地产业情况与民众消费习惯做针对性设计。
如果希望消费券能在全国范围产生良好效果，各地政府应该积极探索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模式，通过充分调研、论证，在消费券设计上下功夫，因地制宜做到“一城一策”。
基于杭州数字消费券的实证研究，研究团队建议，采取“双层”消费券实施方案，保障民生与刺激消费并行——对低收入群体和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民众发放现金券，以纾困与保障民生；同时全国范围实施大规模消费券发放，以快速、显著、稳健拉动消费。
对于消费券具体设置，研究团队建议，面额设计应充分考虑用户多元化需求，既满足用户“必需型”消费场景，也能满足用户“享受型”消费场景；通过数字化发放流程与风控机制，确保消费券不被“套现”，有效进入实体经济，尤其是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餐饮、零售行业；数字消费券的发放与消费应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的触达能力，尤其要注重对低消费人群的“精准滴灌”；此外，建立“经济复苏重建”特别预算制度和专门账户，加强事前监督和事后审计。
第一，基于稳就业与保民生的需要。在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和经济压力下，夯实民生底线、稳住经济基本盘，是统筹推进其他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
第二，国外发放消费券消费刺激效果不明显，并不意味着在中国不可行。杭州消费券发放的实践显示，政府1元钱的消费补贴能够带来平均3.5元以上的新增消费，如此之大的实施效果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消费券的采纳以及消费券发放方式等有关。
第三，我国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为发放消费券、提升消费券使用效果提供了便利条件。数据显示，我国2019年第四季度移动支付交易规模约为59.8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其中移动支付市场份额前三名依次为支付宝、财付通、壹钱包。国内移动支付用户已超过10亿，政府平台的消费补贴措施可以精确到个人以及行业，并瞬时完成，操作成本低，也解决了传统消费券发放渠道的资金、人力成本高或不透明等问题。
第四，发行数字消费券能更好实现刺激消费的作用。通过数字化消费券的发放，避免了现金发放转化为储蓄的可能；通过灵活设计支持的具体行业与周期，消费券可以定向、多周期地发挥更大作用，并可间接起到为中小微企业减免税收的作用。
1、财政赤字。财政赤字需要增加纳税来解决。很多人从消费补贴中拿到的好处会因纳税增加而减少，特别是类似于我国的以间接税为主的国家，纳税者其实主要都还是消费者。
2、补贴不可持续。因为财政补贴减少了社会整体福利，所以它是一个不断负反馈的闭环，到某一点后一定会停下来，否则系统就会崩溃。比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进程中，对一些重工企业进行补贴，结果不但没有救下它们，反而将整个政府带入了财政赤字的泥沼中。因为苏联的重工企业是高度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它的存在基础是被完全扭曲了的各种要素价格（包括高端科学家的工资等），所以在私有化后，重工企业是不具备比较优势了的。在微观细节中，会表现为高端人才被高薪挖走、财务支出增加、市场需求萎靡等。此时就陷入了“不救必死，救它一起死”的困境。
3、当补贴不得不停止的时候，会带来巨大的经济阵痛。在这点上，我们国家就经历过——停止了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推动国有企业破产，以数千万国企职工的下岗为代价，换来了经济上的成功转型。可以说，如果不是他坚定的改革，我们的经济很可能陷入俄罗斯那样的困境。可惜的是，他的改革未尽全功。当改革涉及到了垄断国企利益的时候...
4、行业补贴影响的不仅仅是得到补贴的行业，还有互补品行业、替代品行业，还有各种要素市场。
因此：
1、虽然短期内，补贴会带来产出增加，但从长期来看，补贴并不能增加社会整体福利，相反还会减少。
2、补贴也是一种“劫富济贫”的思维，但在现实中，更可能是“劫贫济富”。消费者得到的好处将以税收增加的形式吐出来。而所谓的税收增加的形式，可能根本就是你发现不了的。比如，北京地铁票价那么便宜的背后，就是地铁站周边的房子必须很贵。
3、补贴造成的影响不会只局限于一个行业内，它将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4、要过上好日子，最终要靠提高效率（生产力）。
但是，如果政府的补贴提高了生产力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封闭的海岛上，只有两种产业，一个是农业，一个是捕鱼业。
捕鱼业以更新大型捕鱼设备，提高远洋捕鱼能力为由，成功游说政府，获得了政府补贴。
整个小岛会有以下几个变化：
1、鱼的价格会降低，消费者会增加鱼的消费量，减少农产品的消费。这使得捕鱼业得到发展，但同时，农业会得到抑制。
2、捕鱼业的发展，会使得渔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减少，从而更多的人从农民变成了渔民。
3、农民数量的减少，使得农产品产出减少，价格提高，农民收入增加，直到和渔民收入基本持平，否则在没有其他干预和壁垒的情况下，农民会持续向渔民转变。此时，整个小岛上的收入都比之前的高。补贴带来了经济的繁荣。
4、此后，捕鱼业并不依赖政府的补贴，政府补贴停止后，它依旧健康发展。补贴的支出可以由后续的收入增长进行填补，没有人的福利会因此受到损害。
这么一看，不就是完美了吗？
但实际上，这里面存在着这么个疑问：更新大型捕鱼设备能够提高捕鱼效率，这件事为什么企业自己不做呢，而是要由政府补贴了才去做？
可能的解释有：1、需要资金比较大，单独几个企业凑不出来。2、众多企业、个人之间的沟通、交流等，所产生的交易成本比较大。3、受到竞争行业的阻挠，比如农业协会。4、风险过大，不愿冒险。
但我们仔细想想，这里没有一个理由是站的住的。在此，我举一个简单的事例，那就是大航海时代的英国。众所周知，英国在大航海时代的起步落后了西班牙、葡萄牙近1个世纪，却打败了西班牙帝国，成为了大航海时代的最大受益者。这离不开英国人创造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和股票制度。这2项制度创新基本就将上述的4个理由否定了。
因此，更可能的解释是：1、政府不让。2、企业想薅政府的羊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甚至还有些地方政府联合企业一起薅中央政府的羊毛，远的有光伏发电，近的有新能源汽车。3、企业自身并不知道这条路走得通。也就是说，政府拥有的信息大于企业，对未来的判断优于企业。这样的桥段在很多穿越小说中屡见不鲜。但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