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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理论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最重要的分支之一，它以各种政治体系整体或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和共性为研究对象。
比较政治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构建科学的理论框架，不同的比较政治学者之所以具有不同的特点，就是因为理论分析的框架不同。总的说来，西方比较政治学学者建立自己理论框架时都十分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1.明确的概念。明确的概念是比较政治研究必不可少的，无论是作为比较分析的单位，还是作为比较分析的标准。例如，当代比较政治学避免使用“国家”一词，而代之以“政治体系”作为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单位，原因就是“国家”这个概念在有些时候意义相当模糊。根据西欧传统的“国家”概念(把人民或民族、领土、主权和政府作为构成要素)，无法解释一些现存的政治实体，因此用“国家”这一术语来表示这些政治实体，可能会引起很大的误解。此外，还有其它的一些概念。
2.方法。方法，是当代比较政治研究最为重要的一点，任何比较政治研究都必须首先确定方法，有了方法才有理论。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很多，最著名的方法有“结构--功能”分析法；“政治系统”分析法；“政治团体”分析法等。
3.分类和模式。分类是将对象分为不同类型和不同的级别；模式则是将一些不同的和相同的事实归纳为理论上的模式。分类和模式是比较政治研究处理经验资料的主要手段。
4.普遍化。普遍化即确定不同变量之间的确定的关系。普遍化的研究必须以上述研究为基础，以便在纷繁复杂的经验资料中寻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关系。这样，普遍化的研究必须不断接受新的经验资料的验证。
5.对象、领域和课题。比较政治是以一个以上的政治体系的行为、机构、政治过程等为研究对象，因而研究哪些政治体系就成为首要的问题。比较政治研究的领域，既研究整个政治体系或次体系，也研究特定的政治过程和机构；既研究体制和结构，也研究各种环境中政治活动的规范、信念和价值，因而研究领域的确定亦是很重要的。比较政治研究的课题，诸如政策制订、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心理、政治参与、政治领导、政治制度、官僚体制等范围十分广泛，每个研究者均有侧重，须有明确的课题。
当代西方比较政治研究的理论框架，是十分庞杂不统一的，仅以基本的问题即政治体系的分类，就存在许多种不同的方法。
(1)阿尔蒙德分类法。阿尔蒙德认为，传统分类法如民主制、 议会制、总统制、两党制、多党制等已经不能有效地用于比较分析。他把世界上各种政治体系分成四个类型：①英美型政治体系；②前工业化型政治体系；③极权型政治体系；④欧洲大陆型政治体系。
(2)爱德华·希尔斯分类法：①民主政治型；②训政民主型； ③现代化寡头政治型；④极权的寡头政治型；⑤传统的寡头政治型。
(3)阿尔蒙德和小宾厄汉·鲍威尔分类法：①原始体系， 包括原始人群、分散的体系和金字塔体系三类。②传统体系，包括世袭体系，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和封建体系三类。③现代体系，包括世俗化的政治体系，动员型的现代体系和前动员型现代体系。
(4)多伊奇分类法：卡尔·多伊奇采用简单的两分法：①发达工业国家，如美国、苏联、英国、法国、日本等；②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日利亚、埃及、伊朗、古巴等。
比较政治理论的第二核心内容是分析方法。科学的方法既有助于资料的选择、收集、整理和分析，也有助于揭示政治现象之间的关系；离开有效的方法，比较政治研究很难形成一整套有说服力的理论。比较政治研究的分析方法非常丰富，这里仅概述其中几种：
1.结构--功能分析。这是当代西方比较政治研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这一分析方法的特点首先在于它提出了一组全新的概念，其中核心概念是“政治体系”。他认为旧的政治学术语，局限于法律和机构意义，分析的焦点集中在政治机构上，这已经远远不够，因为形式相同的政治机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在各种不同力量的推动下，其功能和行为方式大相径庭，因而需要一个更为综合、更具有概括性的概念。“政治体系”这“不仅是词语上的变化，而且体现了一种考察政治的新方法”。
“政治体系”是一个包括环境、输入、转换、输出和转换等部分的系统。所有的政治体系，为实现自身的目标，都要有相应的政治结构以及组成政治结构的政治角色。现代政治体系一般都有利益集团、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政府官员和法院等政治结构，另外在考察政治结构及其行为的同时，还应了解和分析这种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亦即“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政治文化。
所有的政治体系都具有以下共同点：①各种政治体系都有政治文化；②各种政治体系都具有相同的功能；③各种政治体系都是多功能的；④所有的政治体系在文化的意义上都是混合制。正是由于这些相同的方面，政治体系的比较研究才是可能的。
这样，阿尔蒙德以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层次，从政治文化、政治结构、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政治交流、利益表达、利益综合等14个方面对各种政治体系进行比较分析，以文化世俗化和政治结构分化的程度作为衡量政治发展的标准。
2.系统分析。系统分析法源自生态学，比较政治研究中的系统分析方法是由一般系统理论演化而来的。政治系统是由一系列互动的政治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它具有几个基本性质：①政治系统都有自己的边限，存在着始点和端点。②政治系统受环境的包围。③任何政治系统都是开放的。④政治系统内部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⑤政治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⑥政治系统是一个层级系统，任何政治系统均由一系列政治子系统组成。
从理论范畴看，系统分析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描述性概念，以使一种系统有别于另一种系统；其次是与调节和维持各系统相应的概念，用来理解、调节与各系统相应的因素；最后是变化的概念，变化有破坏性与非破坏性之分，破坏性又有解体与削弱之分，非破坏性亦有适应性与成长之分。
3.政治精英分析。精英分析方法有传统和现代之分。当代精英分析方法是从多种学科的角度对政治精英进行微观实证的研究。其基本观点就是认为所有的政治系统都分为两个阶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著名政治学家拉斯韦尔把“政治精英”定义为“获得极大多数价值的人”。
政治精英的分析家们认为，政治精英乃是政治系统的决定性因素，政治精英决定政治系统的性质、政治过程和政治系统的变迁。
政治精英的分析方法为比较政治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因为，不同政治系统以及同一政治系统的不同时期，政治精英的基本品质、征召途径、培养方式、工作作风，与大众的关系等等，均有不同，通过这些变项的比较，就能发现不同政治系统及同一政治系统不同历史时期中政治精英的基本区别，进而揭示整个系统的差别。政治精英分析法由微观入手，这在注重宏观分析的比较政治理论中可谓独树一帜。
4.政治团体分析。试图通过研究政治团体进而揭示出政治系统的本质和规律。分析家们认为，政治团体或者说利益集团，对政治过程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政治团体之间的互动就是政治过程。所以团体研究的基点在于由个人在追求共同政治目标过程中组成相互作用的政治团体。
团体分析方法强调团体而不注重个人，因为团体规范和期望对个人活动有巨大的约束力，所以团体比个人在政治过程的运动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公共政策就是各种政治团体斗争和平衡而达成的妥协，政府的功能就在于调和、平衡各种利益集团的冲突。
政治团体的分析方法是一种中观分析法，它是从政治系统的中层——政治团体着手，向上可以分析整个政治过程，向下亦可以分析团体成员之间及团体与成员之间的利益互动，既非自上而下，亦非自下而上，而是同时从上下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团体分析法打破了传统比较政治对正规结构和法律结构的研究，有助于将“权力”、“利益”、“冲突”等概念引入比较政治研究。
阿尔蒙德在其《比较政治学》谈到比较政治学领域里的变化，他称这些变化是“一场知识革命”，他认为这场革命的成就表现为四个方面：“一，对人类各种政治实验作范围更为广泛的研究；二，对政治描述和分析采取更为现实的、较少拘泥于形式和机构的研究方法；三，在描述和理论方面更为严密和精确；四，建立更为充分的理论框架，把上述日益发展的知识兼收并蓄，并使之顺理成章。”除阿尔蒙德所说，比较政治理论的贡献还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对经验实证方法的重视。比较政治研究说到底是一种实证的研究方法。当代比较政治研究均是以大量的客观事实和经验现象作为例证的，离开了实证资料，当代比较政治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当代比较政治研究强调客观命题的可验证性，一般都作相关变量的分析，而且定量分析超过定性分析。在对相关变量分析的基础上，要把各相关关系综合起来加以平衡调节，以便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综合指标体系，例如对国家实力的比较就采取了“综合国力”的指标体系。
②对传统比较政治研究的超越。第一，在研究范围上，传统比较研究基本上局限于欧美国家，一位政治学家提出了这样几条划分传统研究与现代研究的标准：即近接比较与远隔比较；要素比较与体系比较；定性比较与定量比较。从这几条标准可以看出，由于科技、交通、信息等迅速发展，当代比较政治研究范围已经扩展到非常广阔领域，世界上一切地方的政治现象都可以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对象。第二，传统比较政治研究，基本上局限于静态的比较政治的制度范围，而当代比较政治研究，却呈现出动态化的趋向，如政治参与、政治社会化、政治沟通、政治行为、政策制定、政治传播等。
③研究手段的进步。当代比较政治研究，日益与其它相关学科交织在一起，获取了许多新的分析和研究手段，与系统论结合产生了政治系统分析和结构——功能分析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行为科学有一项最基本的原则，即政治学可以成为一门对政治现象加以解释和预测的科学，因此研究资料必须经过严格的定量分析，以便精确地说明政治活动中的各种关系和规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各种分析方法应运而生，如多变分析法，抽样调查法，数学模型，个案分析，实地调查等。当代比较政治研究还采用了许多新的概念和术语，以方便和精确克服了传统比较政治理论的许多概念的模糊性。
④强调研究的客观性。西方政治学虽然鼓吹“价值祛除”以做到政治研究中的科学与公正，但实质上“西方中心论”尤其是“美国中心论”的倾向乃非常严重。所以在政治研究中，尤其是在涉及到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时，很难做到客观、公正。这与西方政治学以推销西方政治价值作为目标分不开。比较政治研究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近年来尤其集中在亚非等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断然否认这些国家的政治传统，则比较政治研究根本就无法进行。由于受到特定研究对象的影响，也由于一些比较政治研究者主观上的努力，当代西方比较政治理论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西方中心”的不良倾向。
①“价值祛除”的消极后果。当代西方比较政治研究深受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在研究中力求避免做价值上的判断，这就使比较政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西方政治理论传统上固有的价值追求，成为一种“中立”和“纯学术”的东西，甚至造成政治科学中科学成份超过政治成份倾向。这种趋势招致了许多学者的批评，有的学者指出，政治理论的衰落乃是道德价值在社会动力和权力政治领域里没有地位的反映，如果要使政治研究恢复原有的活力，则必须不断地重新阐明政治价值准则是非常必要的。
②过分强调技术分析手段的结果。当代比较政治研究非常注重研究方法的更新，这对于理论框架的构建的确是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过分强调方法也给比较政治研究带来一些消极结果：
第一，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对繁复杂乱的具体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上，热衷于设计精巧的模式和庞大的理论体系，结果陷于具体的经验资料中无法自拔，从而阻碍了对政治现象背后的历史和社会意义的探讨和把握。第二，由于盲目地引进了许多实际上并非十分有效的分析手段，加之创造了大量歧义的概念，使比较政治研究陷入了方法和概念的汪洋之中，失去了对其原本研究目标的关注。第三，由于过份注重实证方法，使比较政治研究具有很强的保守性。首先，它以现存的政治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只求了解现存政治结构的功能，实际上预设了政治结构不变的前提；其次，它专注于静态的资料分析，着眼于政治系统的延续性，因而本质上是反对政治系统的革命性变迁；最后，它忽视了政治斗争在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③缺乏基本的方法论。当代比较政治学者采用的几种主要方法都是技术性和操作性的。缺乏一种基本的方法论作为根本指导。一定政治体系的政治活动，并不能简单地从表面的分类和综合中得到全面的解释，必须与这个政治系统的外在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联系起来，离开这一点，就会忽略政治的最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