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经济学
比较政治经济学（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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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概述[1]
比较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国家如何调整和发展经济的研究。“比较”在这里既可以是同一时间段下但不同地域内的国家、社会与经济之关系的比较，也可以是同一地域内但不同时间段下的国家、社会与经济之关系的比较。简单说就是不同国内政治经济体系的比较研究。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上述两个“比较”的维度也与比较政治学紧密相连，其实就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反映，即跨国家/地域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和单一国家/地域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
虽然比较政治经济学这个领域的发展深受比较政治学以及整个政治学学科的影响，但它作为一个领域的出现就像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一样，离不开时代背景。应该说，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很早就存在，但它成为一个领域则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在70年代初遭到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的重创，于是出现了两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批学者着重探讨美国衰落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特别是新的国际政治体系将如何影响国际经济体系；而另一批学者则专注于研究发达国家在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应对策略。虽然美国最终没有衰落，但前者的研究发展出了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而后者的研究则推动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自此之后，比较政治经济研究从对石油危机的不同应对发展成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整、福利体系以及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比较研究。东亚的崛起使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迅速融入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而中国的改革以及苏东剧变又为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加入了转型国家的比较研究。总之，比较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国家的发展经验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不同的政治经济理论和方法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台。
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谱系来看，可以总结出四条演变线路(当然这中间也有可能存在重复)。
第一条线路是缘起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集大成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战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不遗佘力推动下，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挑战资产阶级主流的经济学。阿恩特(H．W．Arndt)在1984年就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是信奉新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对20世纪60年代抗议运动的主要贡献l。这一派通常被称之为“激进政治经济学(radicalpolitical econormcs)”或“非正统的经济学(heterodox econormcs)”。他们反对以阶级、种族、性别、民族和其他社会，经济、文化为基础的所有剥削。从这个学派中演化出“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生态政冶经济学和人权政治经济学”等各种流派。这条线路的特征是从政治经济学过渡到比较政治经济学。罗纳德·H·奇尔科特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就是其代表作。该书讨论了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过渡理论，阶级理论、国家理论、帝国主义理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新理论”。
第二条发展线路的最明显特征是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假设对政治学的渗透。这就是广泛意义上的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等，这些已成为当代政治学的一个主要分支。这条线路的发展通常被称之为新政治经济学(对政治学而言，经济学的“侵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行动主体的重要性，强调对选举、立法、动员等行为的研究。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依赖于理性人假设，依赖于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这些是由经济学家对政治现象作出的解释，主要代表有：阿罗(Arrow，1951年)的“不可能定理”对规则能够使立法选举的结果既民主又理性提出了怀疑；唐斯(Downs，1957年)运用空间模型分析在两党制的选举中，各政党出现向中间地带转移的倾向。唐斯把经济理性运用到对选举行为的分析中，认为投票或收集候选人的信息是没有理性基础的。阿罗和唐斯的研究主要涉及到民主的限度问题，关注的重点不是经济因素对民主过程的影响，而是内生于民主过程中的规则存在问题。二是方法论方面的影响，主要是博弈论(gametheory)和复杂的形式模型(sophisti—catedformalmodels)的运用。形式模型的构建主要依赖于理性选择的逻辑，而不是微观经济学的数学方法。赖克(Riker)1962年发表的《政治联盟理论》标志着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科学内部产生。赖克认为博弈论和空间模型是研究政治制度来源及其发展的非常重要工具。他把经济学运用到政治问题的研究，并把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做了严格的划界。对赖克而言，政治生活中的集体结果来自于理性和富有战略眼光的行动者之间的协商和有意识的互动，而在市场上，行动者的理性更多是一种机械式的。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首先是在美国政治的研究领域里取得丰硕的成果，后来开始影响到比较政治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政治学家们开始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论研究民主化、经济改革、民族主义等领域的问题。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这个知识谱系的特征是从微观经济学对政治学的渗透再到对比较政治学的影响，最后形成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且是该学科发展的一个主要流派。
第三条线路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把制度当作市场活动的内生变量，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提出挑战。而一个社会的交易成本的构成不仅仅来源于经济制度，而且也来源于政治制度。灭如罗纳德·H·科斯(RonaldH．Coase)所指出：交易成本依赖于一国的制度，如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教育文化等诸方面的制度。任何一种理论如果要具有普识性的话，必须要接受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检验，比较也就成为该理论成守的必要条件。比较制度分析(或称比较经济学)也成为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验证其理论的一个主要领域。在欧盟的电力行业差异的分析过程中，琼-米歇尔·格拉尚(Jean—Michel Glachant)和多米尼克·费南(Dominique Finon)指出：“欧洲电力行业及其改革间的差异归因于两个独立的制度因素：这些行业本身所拥有的内部经济制度(‘制度安排’)，以及每个国家的电力行业面临的不同制度环境。”制度环境主要是由宏观政治因素构成的。从比较制度分析到比较政治经济学是该线路的主要特征。制度分析成为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分析范畴。
第四条线路是从经济政策的政治学分析发展起来的，主要关注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形成的政治因素。尽管该线路的研究关注经济变量，但是却没有使用经济学方法或经济学理论。在1983年，阿尔特(Alc)和克里斯特尔(Crystal)指出：“经济政策是政治的，因为它影响到一个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因此，理解经济政策要求理解权力在主要社会利益中的分配。经济政策还是政治的，因为它反映了在制度背景下当选的政治家所做出的决策。”纵宏观经济政策的比较发展到社会政策的比较，或整个公共政策的比较，再演变到比较政治经济学是该线路的主要特征。里查德·I·霍弗伯特(RichardI．Hoeerberr)等人指出：“福利政策的跨国比较是比较政治关注的一个中心。”
一般而言，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体上都可归纳到比较政治学门类下。从当代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来看，主要有理性选择、制度分析和文化分析。很显然，理性选择和制度分析来源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开拓。
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2]
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二种：制度分析和理性选择理论。
(一)制度分析
比较政治经济学运用制度分析方面主要有两个特征：(1)把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相互补充和相互关联的，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不管是经济行为还是政治行为都受制于一国制度框架的约束。(2)制度的作用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对政治过程的经济行为和市场中政治行为的约束，即制度是对个体激励，战略互动和选择的回应；制度对一个国家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绩效影响，即回答为什么会出现富国和穷国?他们不是以比较经济优势为出发点，而是把比较制度优势作为分析起点的。
比较政治经济学学者大多数是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待制度的。制度帮助个体处理交换、集体选择和社会行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基本问题。制度能够提高选择预测性，减少不确定性，给人类互动带来一种稳定。对制度有两种认识：(1)制度是社会博弈之间的均衡，强调制度的自我执行和合作的特征。(2)制度是一种规则、程序，形成了一种选择机制。与以往的制度研究不同，他们强调制度的内生性，也就是说制度本身就是一种选择。
(二)理性选择理论
理性选择理论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已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玛格里特·利瓦伊(MargaretLevi)在纰匕较政治学的经济转向》一文中所指出：尽管不能把比较政治经济学等同于理性选择理论，但是在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理性选择已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理性选择是把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技术应用到政治过程中的产物。从学术发展来看，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把政治科学当作是包容广泛的社会理论的一个部分，比如经济学被认为是对市场的研究，政治科学被认为是对政治过程的研究，社会学被认为是对社会过程的研究(社会学家科尔曼坚持这个主张)；另一个是在经济学国家理论背景下，为对政治制度(政治安排)的规范评判提供一个合理性的基础。理性选择学派又可以在广义和狭义上进行区分。广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包括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新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流派在内；狭义的理性选择理论主要集中在政治科学领域。本文主要是从广义来论述理性选择理论。
在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理性选择理论主要用来解释立法，选举、政策制定等政治行为；近年来，关注对国家构建、政治动员等问题的研究。对群众动员和抗议的研究成为比较政治经济学关注的一个主题。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出的“搭便车”或集体行动问题成为理性选择学派关注的一个中心。奥尔森运用预期功利理论分析出集体参与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后来许多学者把集体行动问题和理性决策模型运用到对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抗议和动员的研究，并讨论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日常选择问题，1979年波普金(Popkin)的《理性农民》对政治科学把理性选择理论运用到农业社会影响非常大。贝茨(Batres)的《热带非洲的国家和市场》，研究理性选择——农民、工人和政治家——如何导致非理性的决策和次优的结果。
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3]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这两个词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在西方社科学术界流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也逐渐成为中国社科学术界的常用词。这两个领域有着共同的起源、深厚的学术联系，把它们对比来谈更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两个领域。
如下图所示，国际政治经济与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国际关系理论（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同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而比较政治经济则与比较政治制度（comparat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比较政治发展（comparative political development）同为比较政治学的主要方向，[5]所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既是政治学的重要研究方向，又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领域，它们也兼有两个学科的特点。国际关系研究国家间的关系，重点在国际层面，这就意味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点在国际层面的政治、经济关系。比较政治学的重点则在国内层面，比较不同国家或者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治运作，这也使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落在国内与比较上。
了解了以上主要特点，再加上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我们就会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有更全面的认识。如果政治经济学是指通过研究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关系来探讨国家怎样管理经济事务，那么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是探讨国际政治体系或者是国家系统，怎样影响国际经济事务，即通过研究国际层面的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关系来探讨由国家为主组成的国际政治体系怎样影响国际经济事务，重点在于研究国家系统与国际市场的互动。
这里用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霸权稳定论（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来说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市场的开放程度（开放程度越高市场越自由、关税壁垒越底）是由国际政治体系的特点所决定的。当国际政治体系由一个崇尚自由贸易的霸主所控制，国际市场的开放程度就高；当这个霸主衰落了，国际政治体系则走向多级竞争，国际市场开放程度就会随之降低。这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因为它的研究重点是国际政治体系与国际市场的关系。
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对，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国内，它是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社会集团和经济的关系来探讨国家怎样管理经济事务。这里，国家间的关系和国家间的比较必须加以区别。如果我们研究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政治关系与贸易关系的相互作用，这应该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范畴，因为这个贸易关系影响到两个国家的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是国际政治体系的基本构造，贸易关系则是国际市场的基本元素，所以这个研究是在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分析。但是，如果我们把美国国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日本国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做比较研究，这就应该划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内，因为这是在比较两个国家（具体地说，两个国内体系），我们并不关心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日本国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直接在美国国内创造和分配财富。因此，国家间关系的研究与国家间的比较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区别。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流行的发展型国家理论（theory of developmental state）就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典型理论。发展型国家理论源于对东亚（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二战后的发展经验的研究，后又加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经验的对比。这个理论认为，东亚发展的成功建立在一种特殊的国家类型上，即发展型国家。它的特点在于这类国家具有持续的发展意愿、凝聚力极强的经济行政机构、良好的政商合作关系、以及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象东亚一样发展起来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国家缺少这些特点。发展型国家理论的重点是国内体系，发展型国家的这几个特点都是围绕着政府、社会集团（在这个理论里主要是指商业集团）、经济的关系论述的。另外，这个理论还涉及到成功与不成功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比较。因此，发展型国家理论是个典型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
当然，前面所强调的用国际与国内层面的研究来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只是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两个领域各自的特点。国际与国内层面的政治、经济因素从来都是相互作用的，国际政治体系与国际市场可能会影响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府、社会集团、经济的关系，而这个关系也可能会影响这个国家的对外政治、经济政策，从而影响国际政治体系与国际市场的运作和关系。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也有相交的部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流行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个理论认为，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来划分的，少数国家（即发达国家）在中心（the core），而大多数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在边缘（the periphery）。中心和边缘是由不平等的交换关系相连接的，边缘地区用廉价的、易替代的初级资源向中心地区换取高价的、不易替代的工业品或高科技产品。一方面，这个中心-边缘体系使边缘国家内部产生了有利于维护这个体系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另一方面，这个中心-边缘体系的形成和维护是建立在中心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追求、以及他们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之上的。依附理论告诉我们，国际体系（在这个理论里主要是国际经济体系）由一些国家内部的政经关系所造成，而决定另一些国家内部的关系。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在这里的界限就很模糊了。
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有各自的研究范畴，总的来讲是以国际、国内层面相区分的，部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会限定国内体系，主要探讨国际政治体系与国际市场的关系，而部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会限定国际体系，主要比较不同国家或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社会集团、经济的关系。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也有相交的部分，那就是对国际与国内层面的政治、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随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开放程度增高，这个相交部分应该会越来越大。
在政治经济学的四大领域内，政治经济哲学和本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起步最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是随着交通、科技的进步和国际体系的形成而逐渐发展起来，因此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则需要更多的国外知识和更强的学术动力。但应该说，政治经济学从它诞生起就存在国际和比较的成分。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到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44）和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国家实力与国际贸易的结构》（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1945）、再到亚历山大·葛先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历史视角下的经济落后》（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1962），这些政治经济学的经典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以及跨时间或跨空间的比较。不过，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名称真正开始广泛使用、这两个领域真正开始成型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共同学术源头是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所引发的学术思考。从冷战开始，国际安全就一直是国际关系乃至政治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当时把国际安全称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把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叫做“低级政治”（low politics），可见当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态度。但是，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在战后的迅速崛起，美国政治、经济力量的相对衰落已经在20世纪60年代末显示出来，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不但使美国的经济雪上加霜，更使美国的相对衰落展现无疑。美国的学者们发现美国虽然没有被苏联的军事力量所击败，但石油价格的变化却可以使国力遭受重创，更不用说还要面对欧洲和日本日益增强的经济挑战，于是学者们开始重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西方，特别是美国，有两部分学者分别开始了两个专题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这两个领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部分学者，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oehane）、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开始思考美国衰落以后国际经济合作的前景。吉尔平是霸权稳定论的倡导者，认为美国作为霸主的衰落必然会带来国际市场开放程度降低、国家间经济合作难以维持的局面。而作为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的基欧汉则认为美国霸权下建立起来的合作机制并不会随着美国的衰落而消失，它会在霸权衰落以后继续起到维持国际经济合作的作用。这两派的争论引发了后续的很多理论与实证的争论，其他派别也纷纷加入。但是这些争论和研究的核心一直是国际政治体系与国际市场的关系，于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个学术领域形成了。
在这些学者思考美国衰落后国际经济合作前景的同时，另一部分学者，如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彼得·贺尔（Peter Hall）等，开始比较不同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策略和这些策略的来源。这些学者与前一部分学者不同，从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到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整，他们注重的是各个国家内部的政府、社会集团与经济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跨时空比较。他们发现不同的历史制度、不同的社会联盟、不同的政商关系都会引发不同的危机应对策略、不同的经济调整过程。这些学者的研究为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流行的依附理论也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起源有关。一方面，依附理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心-边缘关系的研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间经济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南北关系的视角，后来发展起来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把中心-边缘关系作为一个跨时空扩展的系统来研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理论。另一方面，依附理论用中心-边缘体系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不发展也引发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建立在对东亚经济奇迹的理解上，很多研究区域发展的学者通过比较性的研究揭示出国内的政府、社会集团及经济的关系并不能完全由国际体系所决定，这些关系往往能在一国的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发展问题不仅作为当代的重要政治经济问题来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很多学者一直通过比较的、历史的研究方法来探讨欧洲早期的发展问题。他们的成果在方法上和理论上为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因此，这些对于历史和当代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分析成为比较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源泉。
比较政治经济学还有一个单独的学术源头，就是理性选择学派。19世纪末经济学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开始专注研究市场自身的运作规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家并不把政治因素放在研究范围内，政府只是在经济学家需要时才会出现，即使这样，政府本身也不会被作为研究对象。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集体选择理论（Collective Choice Theory）、寻租理论（Rent-seeking Theory）、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choice Institutionalism）的出现，经济学家开始把经济学的研究工具用在研究政府、政治运作以及政治经济关系上来。一个研究工具就是理性选择。它强调研究的“微观基础”，也就是以个人理性为基础来讨论人和人、人和组织、组织和国家的关系。例如，集体选择理论以个人理性为基础探讨什么样的组织或利益集团能够更好地解决“搭便车”的问题，从而产生高度的凝聚力，使其在政治运作中获取更大的利益。有的政治学家在自己的研究里运用理性选择方法来探讨当代和历史上的发展问题。他们的研究方法与那些以历史结构、国际体系、国家和社会集团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形成鲜明对比，为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以不同源头为基础，比较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的兴起和发展是沿着对发达国家经济调整的比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研究以及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来进行的，出现了一批经典之作.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这20多年的发展来看，前者规范化发展较快而后者较慢。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有教科书出现，到80年代和90年代更是层出不穷，而且书内的理论范式与专题也日趋接近，理论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专题如国际贸易、生产、金融、货币、区域化、全球化、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发展等的政治经济分析，这说明这个领域已经变得很规范化。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类的教科书的出版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也发展很快。反观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虽然比较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被广泛应用，但迄今为止仍然处在定义不清、教科书缺乏的状态。从斯密（Smith）1993年发表的比较政治经济学近期作品评论到莱维（Levi）2000年发表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介绍，再到2002年出版的《政治学：学科现状》中比较政治经济学一章，作者都没有明确定义比较政治经济学。不仅文章是这样，以比较政治经济学命名的书籍也是如此,不但没有给予比较政治经济学明确的定义也少有共同认可的理论范式和专题。这充分说明了在西方比较政治经济学还是个欠规范的领域，而在中国则几乎没有成型。
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发展较慢与其研究区域、方向和方法的多样化不无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因为受国际关系的研究影响很大，整个领域只有几个主要理论和一些集中的研究专题，便于学者沟通，更容易形成统一的规范。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区域、方向多样，而且可能互无联系。比如研究欧洲历史上发展问题的学者可能并不关心当代东亚的经济发展，运用理性选择方法做研究的学者可能很难与以国际体系、国家-社会关系为研究核心的学者沟通。当然，研究区域、方向、方法多样化并不是等于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没有规范化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逐渐形成了几个主要探讨国家-市场关系的理论范式，如国家主义（Statism）、新古典政治经济学（Neo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社会联盟范式（Social Coalition Approach）和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以及几个主要专题如福利国家与经济调整、发展型国家与经济发展、转型国家与经济转型，所以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仍然在发展和规范化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