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思维(authority-worship think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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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思维是指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凡是权威所讲的观点、意见或思想，不论对与错，一般多不加思考地予以接受。
(1)迷信权威人物
迷信权威人物，这是中国人权威思维的集中体现。正如《孝经·卿、大夫章》所说：“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受此心理的影响，在对待知识的态度上，中国人多是采取不敢怀疑的尊重式学习；至于学习知识的方式，则多采取接受与吸收的学习方式。致使一些“小人物”在著书时，明明是自己写的著作，却硬要托名是“黄帝”之类的“大人物”写的，非用此法，其著作或思想就难以为别人承认，别人也不会予以接受、采纳。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这使得一些变法人士，往往假借圣贤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改革或改良思想，典型者如宋代的王安石著《三经新义》与清代的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这种恶习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术界里仍有相当的市场。如有些人在写学术文章时，一篇七八千字的文章里，竟有多达上百处的引文，以为不这样做，不能增强其观点的权威性。这类文章若是史学类文章，或许还“情有可原”，因史学类文章只能靠证据说话，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过，遗憾的是，情形并非如此，一些“纯粹的议论文”也采取这种写法，这不能不让人产生此作者有“凑字数”、“无病呻吟”或“底气不足”的感觉。
又如，2003年7月18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在“新闻聚焦”栏目中推出了一组关于中国SARS研究的专题报道。据其报道：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小组从最早一些患者身上获取的标本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病毒。他们把这种病毒接种到细胞培养基和乳鼠上，用电子显微镜拍了照，发现这种病毒有一个清晰的带钉刺的光环，属于一种人们还不知道的会致人死命的病毒：冠状病毒。到2003年3月的第一个星期，这个研究小组已经有了初步的证据，证明这个新病毒可能确实和这次流行病有联系。但遗憾的是，研究小组没向世界公布这一研究成果，从而使“中国科学家失去了一次崭露头角的独一无二的机遇”(《科学》杂志编者写的题头语)。之所以未及时向世人公布这一最新研究成果，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公开的口径是，被称为SARS的这场流行病是一种衣原体引起的，语气柔和的微生物学家杨瑞馥说，他是发现了冠状病毒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小组的成员之一。衣原体假说是资深微生物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提出的。衣原体假说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市场，所以杨瑞馥说，要挑战这个假说“大为不敬”。于是，这个研究粤小组既没有谋求媒体关注他们的发现，也没有通报世界卫生组织网络中的任何一个实验室。否则，协调世界卫生组织这个网络的德国病毒学家克劳斯·斯托尔说，他们就有可心能加快这个集体探索的进程，即使提前不了几个星期，也会提前好几天。“这些科学家理是第一个看到S．ARS病毒的”，最近访问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斯托尔说，“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给斯托尔打一个电话，或者发一封电子邮件，就可能确保杨和他的同事们在疾病史上有一个更突出的地位，甚至可能在权威科学杂志上发表一两篇论文。但这一黄金机遇最后却失去了。后来，出生于中国台湾而在美国成为科学明星的何大一也说，洪涛的理论的兴衰成了又一个宝贵的教训，“中国人太尊重老师或长者的意见了”，“年轻的科学家应当学会在数据不符的时候给权威多一点挑战”。同时，受崇拜权威人物心理的影响，中国人一向有“尊重长辈”的规矩：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你的长辈在场或直接参与，那么你应该尊重和听从他们。教师是父、君的代表，所以应得到同样的待遇。
汉语中表不听话的词语，多是“还嘴”、“辩嘴”或“强词夺理”之类，因此，在课堂里学生用保持安静、沉默、复制出教师认为重要的东西或照着教师的指令去做来表示对教师的尊敬，不敢越雷池一步，导致言语流畅者寥若晨星，致使学生没有受到提高与长辈辩论本领的训练，于是，在其他方面都很聪明的中国学生，他们在创造性、言语流畅、有说服力地论证、自我表达能力及刻苦完成深层型式作业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却比其他文化的学生逊色。这是我们不能不予以深刻反省的。反观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人们多有与权威挑战的心态和喜好，你越权威，越有人“找碴”，科学的进展，也就是不断战胜权威的过程。反映到对待知识的态度上，美国人多是采取怀疑一切的态度；至于学习知识的方式，则提倡个人要进行创造性的学习。同时，西方人因强调个人至上，注重培养孩子的自我表达能力，以便使别人能理解自己；而中国人因强调权威，进而注重培养孩子倾听别人表述的能力，以便使自己能理解别人。因中国人缺乏必要的自我表达训练，因此，中国人的自我表达能力普遍较差，再加上中国人喜含蓄，汉语言又有一定的模糊性，言不尽意之处甚多，这都是造成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易出现障碍的直接原因。
(2)尊经．
中国人崇尚权威，进而出现尊经心态，因为经书或是先圣亲手写的(像朱子撰写的；《四书集注》)；或虽是由其弟子记录的，但其思想却是先圣的(像《论语》)。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了“经学时代”，尊经的思维方式也开始大为流行。自此之后至清代，许多学人将某一学科的原始经典神圣化、经典化(对儒者而言，主要是四书五经)，在他们眼中，经书包括了全部真理，经典上所说的都是正确的，经典上没讲的也都不必讲，以经典的是非为是非，以经典的内容范围为学术应当固守的范围。在这种经学思维模式下，他们一张口一下笔，必是“子日”、“《诗》云”，这就是论证的大前提。许多学人将一生的精力与才智几乎都用在为经书作注疏上，这种经学笺注的思维方式也反映到科学领域中，例如对《内第经》、《神农本草经》和《九章算术》等也采取了经注的形式。这导致中国产生了一种土名叫小学的独特学问：以训解或阐释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学问。这使得自秦汉以后直至清代的2000余年的漫长历史中，无数学人即便有了一些心得体会，有了一些自己独到的见解，也多采取“述而不作”的态度，即便要著书立说，也多不是“另起炉灶”苫来写一部书，而往往是采取“注经”的形式，将自己的思想通过笺注的形式附加到经注里，并且多遵循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注不犯经，疏不犯注。
于是，后人注经时虽有的“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的差异，但从总体上看，有一点是共同的：多不敢脱离经塞书定下的大框架，而只能在经书定下的“框框”内做文章。真可谓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其思想没有根本上的发展，导致一门学科自始至终维持在原来的思想体系上。与尊经心态相一致，中国古代的教育也是自童蒙开始就教儿童背诵先贤的文章，先从童蒙教材如《三字经》和《千字文》背起，然后是《论语》与《易经》之类的经典文献，一本背熟后，方可背诵另一本，这就是所谓的“包本”。熟记之后，再由先生阐发书中的微言大义，学生作文也多是竭力论证经书观点的正确性。中国的先生们一般不鼓励学生“质疑”或发问，也不鼓励学生畅谈自己的幻想或对未来的憧憬，而只鼓励学生被动地接受。学术与教育况且如此，更不用说一般的民众了，更是唯经书之语是从。在这种传统的长期熏陶下，中国人养成了保守的心态，当一新事物出现时，一些学人习惯于从经典著作里去寻找依据，不这样做，心里就感觉不自在、不踏实。
这种流弊至今仍在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中国人。西方发达国家则不同，他们的先生多鼓励学生“质疑”或发问，也鼓励学生畅谈自己的幻想或对未来的憧憬。这种差异反映到教育上，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的课堂上总是闹哄哄的，学生不懂教师讲解时，多半会主动发问，假若学生不懂又不问，西方的先生会责怪学生“既不懂，为何不问”；中国的课堂多是静悄悄的，学生洗耳恭听教师的讲解，认真地做笔记，遇到不懂的东西，心里虽很想问，但又怕问得不妥而招致教师的责骂，中国的先生会责怪学生“你为什么不懂”。这种崇拜经学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说，束缚了中国人创造性的发挥，限制了思想的自由发展，对中国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这是我们今日重新检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时，不能不予以反省的。
(3)崇古权威人物
也罢，权威著作也罢，多与先圣先哲密切相联，顺理成章地，中国人因崇尚权威，进而崇古。崇古心理的特征是：认为过去的都是好的，现在的都是坏的，进而重过去而轻现在和未来，喜欢借过去来说明现在乃至未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崇古心态的具体表现就是推崇上古社会，一些政治家、思想家乃至普通的平民百姓，都将上古社会视作黄金时代，“法先王”常常成为统治者制定规章制度的依据，而不敬先王或“数典忘祖”一定会招致国人的一致反抗。正如《孟子·离娄上》所说：“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苟子·非相》也说：“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辨，君子不听。”中国古人心中的圣贤像尧、舜和禹，也都是生活于上古时代的。因此，古人多生活于祖宗的阴影里，祖宗定下的规矩一定要遵守，由此中国人养成了祖宗崇拜心理。正如F．R．Kluckohn和F．L．Strodtbeck所说：“历史上的中国，就是以过去取向为第一序的价值优先，祖先崇拜和一个很强的家庭传统，这是这种优先表现的两个例子。因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没有什么新的事物发生在现在或未来，所有的新事物，都已发生在遥远的过去。骄傲的美国人第一次使中国人看到汽船，可是中国人却说早在两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有这种船。”
即使在当代中国，这种崇古心态仍有较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从古装戏在现在的影视等媒体中大行其道中就可见一斑。先是热炒帝王戏，如《康熙微服私访记》和《戏说乾隆》之类；然后是热炒古代名臣，像《铁齿铜牙纪晓岚》和《狄仁杰传奇》之类；帝王和名臣热炒之后，就炒作帝王的儿子或女儿，像《还珠格格》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之类；连这些也炒完了，再也没什好炒了，有些人居然灵机一动，热炒起厨师之类的“小人物”。对于当代的一些现实性题材却少有热衷。这一现象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很多现代中国人“身”虽生在当代，“精神”却生活在古代，眼睛多是向“后”看，厚古薄今，迷信祖传秘方，每遇不顺，则以“人心不古”作为攻讦的口实，对现在乃至未来没有丝毫兴趣。于是，在中国，历史学一向是显学，有些人更是凡事都喜欢从历史上去找依据。据说，有人就认为足球本起源于中国，理由是据《水浒传》讲，宋代高俅就是靠踢得一脚好球而平步青云的。也有人认为，现代计算机的二进制是中国人发明的，理由是《周易·系辞上传》里的“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运用的就是二进制的原理。
这真是当代的“阿Q”!鲁迅先生若泉下有知，不知该作何感想?!崇古心态让中国人“幸福”地生活在历史里，却无视现实生活里一些随处可见的严酷事实。暂且不说现代中国人日常生活里享受的“现代文明”，如汽车、飞机、火车、电子计算机等都是由西方人发明的，就连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在中国社会里也未起过什么大的作用。西方人用罗盘针航海，从而发现了新大陆，中国人却用它看风水；西方人用火药制造出轰毁中世纪墙垣的火炮，并用它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却用它做爆竹……与中国人这种崇古心态截然相反的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民众如美国民众，他们对过去的兴趣不大(即便要讲过去，也是为了借此展望未来)，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代乃至未来，于是，在这类国家中，一门新兴的学科——“未来学”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这类国家的人民的眼光也多向“前”看，新发现与新发明也层出不穷，不但给个人带来巨大的财富，也促进了整个国家的向前发展。尹凯士(AlexInKeles)说：“一个人愈趋向于现在及将来，而不趋向于过去，愈现代化。”这句话对当代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人而言，应该是有所启发的。
(4)喜欢求同思维
中国人崇尚权威，进而喜欢求同思维，以尽可能使自己的想法与权威相一致。因此，中国人喜欢“依葫芦画瓢”，即习惯“照着”或“模仿”权威去说、去做；并且，在中国文化里，像“英雄所见略同”之类的话语，因带有较强的求同思维的意蕴，一般多具褒义；相反，像标新立异之类的词语，因带有较强的求异思维的意蕴，一般多具有贬义色彩。西方智者对自然的奥秘充满了好奇心，形成了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学精神。古喜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虽是三代师生关系，不过，其思想既有继承性更有求异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自古至今，西方思维方式从主流上看善于随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思潮尤其是科学的不同历程而变化，这种求异忌同、标新立异的开拓精神使西方科学文化在继承、怀疑、批判、挑战与的否定中不断推陈出新。
(1)农业社会为古代中国人习惯于权威思维提供了温床在农业社会里，多数人依种田或种地而生存。在古代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农业主要依靠的是自然环境。中国不少农村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话语：“天给你吃的，你不用做也有吃；天不给你吃的，你做死也没有吃”；“请老天爷赏口饭吃”；“今年年份好或今年年份不好”。从中就可折射出上述的道理。一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在正常的情况下，后一年与前一年相比，很少有较大的变化。于是，耕作知识与技术的娴熟主要是靠经验的累积。这导致在这种环境里生活的人，越是生活得久，即越是年长些，他对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因见得多识得广而了如指掌，自然做出合乎自然规律的正确判断的概率要大得多，自然也越有说话的权威和权力；而一个年轻人，因对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化经历得少，经验自然不如年长的丰富，其说话的权利自然少，自然少有权威。于是乎，长辈告诫晚辈常用的一句话是：“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我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于是，中国人就产生了崇尚权威的心理，因权威人物往往是年长者，故而中国人又养成尊老的心理，“家有一老，胜似一宝”的谚语，就是中国人这种心态的写照。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前喻文化，久而久之，中国人进而形成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静态思维观念。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进一步推论，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也必将进一步加快。当中国社会发展到这样一种水平：农业人口只占全部人VI的极少数，全国绝大多数人口主要从事非农业性的工作；并且，即使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也主要采取现代化的手段来从事农业；同时，知识(广义的)的发展日新月异，父代所获得的与此大异其趣的是，中国人的名言则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样，“当仁，不让于师”的优良传统并未为广大中国人所发扬。这并不是说西方人就没有权威思维，事实上，在一些西方人身上也存有严重的权威思维。如由于不认同权威，爱因斯坦小时候一度被人认为注定一事无成。有一次，爱因斯坦的父亲赫尔曼·爱因斯坦问路易波尔德中学的训导主任，自己的儿子将来从事什么职业较合适，训导主任说：“做什么都没关系，你的儿子将一事无成。”后来，爱因斯坦大学毕业后，也无法进入学术机构，只能在一个专利局做一个小职员。爱因斯坦早年所经历的这种“遭遇”，从很大程度上说，与一些西方人崇尚权威思维有关。知识经验到了子代时多数已成为过时的知识经验，甚至只要过短短的几年时问，原来是很新的知识就变为过时的知识(如有关计算机的知识)，那么，年长者的权威就会越来越小，年轻者说话的权力就会越来越大。若果真如此，中国人迷信权威人物的心态就可能会发生变迁，中国文化也将由前喻文化转变为后喻文化
(2)封建专制思想迫使古代中国人使用权威思维大致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至清代灭亡为止，漫长的封建社会主要是一体化的政治结构。它要求社会与个人的信仰和观念一元化、一体化、同步化，造就了传统文化的“大一统”思想。“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淮南子·汜论训》)这是严厉打击异己的开端，不过，这在先秦时期还只是“个别现象”，没有形成“气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则开了用政权来大规模镇压异己的先例，其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常常利用政权来打击异己，如清代广开“文字狱”就是一明证。至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汉武帝采纳并成为汉代的“国策”后，中国封建社会所追求的大一统就有了明确的思想依据。同时，儒家倡导的三纲五常，宣扬礼乐教化，维护大一统；科举考试制度要求人们按统一的八股文写同类文章，表达同一种观念。这诸多因素的相互结合，形成了以皇帝为最高权威的一元化政治制度。因此有人说，中国文化的发展如同一人长跑，而西方文化的发展如同多人接力，这是颇有启示性的一种说法。
(3)中国式的“学习”“有利于”中国人养成权威思维如前文所述，中国式的“学习”“有利于”中国人养成权威思维。中国人推崇权威思维，又使得中国人习惯于中国式的“学习”，二者相互作用，致使权威思维一代代传承下来，在当代中国人心中仍有广泛影响。这在前文已有论述，这里不多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