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过热(High Demand for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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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过热是指投资以及投资形成的供给超过了市场需求，因而导致投资过剩，导致生产能力和社会资源的浪费。投资超过市场需求，也意味着投资难以获得合理的回报，甚至会血本无归。
制造业中占较大比重的冶金工业和机械工业与采矿业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会大量的消耗我国的各类自然资源，在中国当前投资结构中，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的产业投资增长过猛，而符合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的产业投资增长缓慢，另外，我国居民对于房地产和汽车的需求潜力比较大，这就造成了对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大量投资来满足房地产业和汽车工业的原料需求。虽然我国在逐步向集约型的发展方式转变，但现有的发展方式仍然以粗放式为主，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目前尚未完成。
近几年来，我国的房地产投资数额逐年增高，而且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较大，以2006年为例，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为1.94万亿元，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7.6%，占当年GDP的9.26%，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占GDP比重5%的合理水平。
我国股市在2005年股改之后，在过去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持续地暴涨，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牛市，股指上上涨达到四倍，虽说当年998点的股指并不能反映中国资本市场的实力，但是在高过4000点后，又曾有专家预测我国的股指将于2008年突破6000点，短时间内如此巨大的涨幅，无疑是一个市场过热的信号。另一方面，股市巨大的财富效应吸引了大t的投资者入市，股票成为了最好的投资工具，全民炒股热潮势不可挡，2007年4月，3天内持续每日开户20万人以上，3日开户的总和与2005年的一年持平，5月份日开户人又再创32万新高，民众入市炒股几乎成为无视股市风险的大众活动，股市的热度可想而知。
但是，股市这样的情形是否是中国经济的真实反映呢，答案明显是否定的。中国股市的复苏和兴旺，不是结构性的优胜劣汰，而是良劳不分的普涨乃至疯涨。年收益率在100%到200%的股票并不少见，股价翻倍的个股比比皆是，这一现象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往往具有建设时间跨度长的特点，某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建设项目在设立之后，需要用几年的时间来完成，因此，未来的投资额与前几年的建设项目数量和规模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施工规模巨大，就需要在未来几年持续投入，将会形成较大的投资惯性。
“十五”时期，在国家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作用下，民间投资得到明显恢复，外商投资依然活跃，在各类投资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五年年均增长20.2%(按累计法计算)，比“九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速度高9个百分点。2001年至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9.5万亿元，比“九五”期间增加15.6万亿元，超过了1981—2000年20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
如此巨大的投资总额和增长速度将会产生很大的投资惯性，因此我国在“十一五”期间仍将会保持较高的投资额。
进入12世纪以来，在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我国的经济发展高速前进，全国形势良好，个各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很高的积极性，地区间的竞争也在逐渐的加剧，各个地区都在大力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兴建一些周期短、回报高的工业项目。同时，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环境良好，一些城市为了获得更多的国家支持，在中西部地区早日成为新的增长中心，多进行一些依托于当地自然资源的制造业和采矿业的投资，引起了地区结构不合理，重复投资严重，资源严重浪费。
“十五”和“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农村城镇化、乡镇城市化、城市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加快，足量的固定资产投资是这些进程发展的基础，这就形成了较大的投资需求，而且随着这些进程的加速，潜在的投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
房地产市场是有很大的利润的，这就使其成为了一个吸引投资的产业。这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我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是存在较大需求的，尤其是广大的居民对于中小型住房的需求，单从需求角度考虑的话，高需求必然导致高价格;另一方面，是对于房地产的投资却不能提供相应的有效供给，建行研究部在2007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2007年前五个月，90平方米以下普通商品住房投资仅占商品住宅投资的17.2%，远未达70%以上政策要求。此外，开发商囤地、捂盘、假售、抬价等问题比较严重。2001年初至2007年5月份，房地产开发商累计购置土地面积21.62亿平方米，但实际仅开发完成，2.96亿平方米，不足购置面积60%，相当数量的土地被囤积和倒卖。因此，房地产市场是拥有高利润的投资对象，必将吸引更多的投资额，但是，这种盲目的增加投资的方法是不能解决房地产市场价格过高的问题的，必须加以限制。
从最常用的衡量流动性的指标MZ(广义货币)与GDP的比率来看，中国的流动性过剩的确存在，这一指标目前高达165%(按照2006年底数字，GDP为20.9万亿元，MZ为34.6万亿元)，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都实为罕见。流动性过剩将会使大量的闲置资金进入投资市场，造成的一个危害是资产价格的上涨，大量资金会追逐房地产、基础资源和各种金融资产，其表现就是股市价格上涨，投资者竞相追逐高额回报，纷纷进入股市，形成股市泡沫。
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完成和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加大，中国的各个商业银行之间就面临的很大的竞争，不仅中外资银行之间竞争激烈，中国内部的商业银行也竞争激烈。商业银行首先是一个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企业，必须要通过存贷款利息差额来赚取利润，并且由于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我国商业银行存在大量储备存款，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也就通过对于各种贷款项目的争夺展开了，商业银行的放款积极性使得各类投资的盲目性加大，企业会因此过渡依赖于银行贷款或者有相当一些条件不足的企业获得贷款，表面上投资过热，实际上将会导致被投资项目的利润降低，而且商业银行对于贷款的风险监管也容易被忽视，容易诱发商业银行坏账。
中央银行针对我国近年来投资过热的状况，分别于2004至今多次调整利息率来进行宏观调控，2007年进行了多次调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调利息率的政策效果并不令人十分满意，从股市上看，2007年的屡次上调利息率都没有改变股市上涨的趋势，2007年3一5月，大盘涨幅超过一千点;房地产市场看，2007年前半年累计投资增长率仍达到20%。另外，国家针对房地产市场的紧缩“地根”和限制外资炒房的措施，对于房地产市场投资过热和价格上涨较快的作用也比较有限。由此可见，有必要在继续坚持“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在其他方面进行相应的宏观调控。
我国2006年的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为600亿，如果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加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一方面可以分流投资，缓解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过热状况，另一方面可以引导投资方向，缓解我国投资的结构性过热问题。
房地产的高利润和股市的高回报率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利用调高利息率的货币政策来限制投资数量受到货币政策本身稳健性的影响，不能有太大幅度的调整，而且由于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与存款利率大致相同，居民仍会选择投资项目，国债的优点就是利率高于银行存款利率并且风险小，符合投资者的投资心理，因此可以有效的将房地产和股市的资金分流出来，起到对投资过热降温的作用。我国的投资过热是集中在某些行业的，如利用能源的制造业和采矿业，而对于某些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低的产业投资不足，长期建设国债应该对有利于技术升级和优化部门结构的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主导产业以及对于社会总体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中形成瓶颈制约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支持，加大对新农村建设、自主创新、基础教育、公共卫生、防灾减灾、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和农村公益性服务业、节能降耗、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可以起引导大众的投资方向的作用。
政府应加大对建筑用地的监管力度，对申请土地的项目，应建立完善的审核机制，判断土地使用的合理性，限制土地开发项目，地方政府不能为了赚取收入而随意出售土地，对开发中的房地产项目也要监管，杜绝开发商囤地、捂盘的现象。对于矿产资源，首先是全面实行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凡新设煤炭矿业权，必须根据市场需求预测，有计划地采用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方式进行出让，其次是完善矿产资源有偿开采制度，加强矿山储量动态监管，实行补偿费征收与储量消耗相挂钩，进一步建立企业珍惜利用资源的经济机制。
依据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结构，调整房地产市场的投资结构。我国目前的状况是社会需求量大的中小套型住房供应严重不足，而大套住房供应过剩，国家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1—5月份90平方米以下普通商品住房投资仅占商品住宅投资172%，与70%以上的政策要求相距甚远。因此需要从房地产投资上就应进行监管和引导，加大小套型住房投资。
中国连年外贸顺差再加上资本顺差也即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后果是外汇储备急增到2006年6月末的941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通过逐步缓慢提高人民币汇率，既可以降低外需，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减少我国的国际储备数量从而改变流动性过剩的现状，又可以避免人民币加快升值导致资本外流的出口被堵塞，中国经济将会因总需求骤降而面临陷入持久衰退的危险。
各商业银行要高度重视贷款过快增长可能产生的风险，合理控制贷款投放，避免由于银行间的竞争争夺贷款而忽视了对贷款项目的严格审查，另外要优化贷款结构，合理控制中长期贷款比例，加大对小额短期贷款的扶持力度。
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通常都具有强烈的赶超欲望，希望在短时间内摆脱贫困，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为实现这一愿望，就要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因此，赶超型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观的价值取向是经济增长至上。提高经济增长率被视为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中，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由于消费能力较弱，所以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就成为必然选择。
所以赶超型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通常都是“投资拉动型”或“投资与出口拉动型”，其投资率通常都偏高。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的赶超欲望更为强烈，因而更容易出现投资过热现象。可以说，高固定资产投资率、高投资增长率是赶超型国家或地区实现经济赶超的基本途径，是“增长速度至上”发展观的客观反映。偏重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必然导致增长方式的粗放，而与粗放的增长方式相适应的投资模式必然是高投资率和高投资增长率，所以投资过热问题是“增长速度至上”的发展观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在投资领域的体现。
对投资构成的分析显示，在我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地方投资的比重持续上升。1995年地方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72.7%，到2005年已达到87.9%。这表明近年来投资增长的动力源头在地方，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度膨胀与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出政绩，大搞投资以加快本地区GDP增长速度是分不开的。虽然我国已于90年代初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但政府职能的改革相对滞后，目前绝犬多数地方政府仍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能型”政府，地方经济发展(包括投资)是由政府强势主导的。对地方官员来说，最大的激励因素莫过于职务的升迁.而职务升迁就需要有政绩。由于政府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增长速度遂成为1T价地方官员政绩的最重要的依据。地方官员要想在较短的任期内出政绩，就必须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提高。短期GDP的增长又主要靠投资增长拉动，因而地方政府都有强烈的投资冲动，不论将来的投资效益如何，先加大投资力度把经济增长速度搞上去再说。所以当前我国的“投资热”，
追根溯源，根本的动力还是出自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掌控着土地、资金等资源的配置权，有政府的导向，地方投资增长就有了强大的动力，投资率不断攀升就不难预期了。
在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各级政府的直接投资项目只是少数，绝大多数都属于企业投资项目。因此将我国投资率偏高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政府显然有失公允，企业界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企业的投资行为与企业的竞争战略直接相关。美国著名企业战略研究专家迈克尔·波特曾将企业的一般竞争战略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分别是低成本竞争战略、差异化战略和集中型战略。观察我国企业十几年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就不难发现，很多企业的竞争战略取向都属于低成本竟争战略，即当产品供大于求而竞争激烈时，行业内企业不仅不压缩生产规模，反而进一步投资扩大产能，试图依靠规模经济降低产品成本，在残酷的价格战中生存下来.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这一点可以从发生在90年代的家电价格战以及零售行业的大型商铺、机动车加油站网点、银行储蓄网点、地方机场等的过度建设中得到印证，也可以从近年来手机、轿车、钢铁等行业的竟争中看出端倪。以钢铁行业为例，早在数年前，有关部门就发出警告称，我国存在钢铁生产能力过剩的危险，但国内的钢铁企业几乎都在计划投资扩建或新建钢铁生产项目以扩大产能，没有一家企业准备收缩生产规模。2005年我国钢铁总产能4.7亿吨，只生产了3.7亿吨，产能过剩1亿吨。目前还有在建能力7000万吨，拟建能力8000万吨，全部建成后产能将达到6亿吨以上，约占全世界钢铁产能的50%。我国企业界也并非不知道创新的重要性，但人们看到更多的企业还是实施低成本(价格)竞争战略，这说明我国鼓励自主创新的机制和保护创新成果的制度还需完善和落实。在低成本竞争战略占主流的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行业的过度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这是导致我国出现投资过热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接近85%，即绝大多数的投资都投向了城镇地区，其中有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因素使然，但不可忽视的是，因城市规划不当或规划缺乏约束力产生了大量低效或无效投资，还有盲目攀比的大拆大建行为也导致了过度投资。目前我国的许多城市在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但许多地方因城市规划理念落后、设计不当，缺乏科学论证和前瞻性，造成重复和无效投资.许多城市设计了商业中心，但成不了中心，大量的投资成为低回报投资甚至无效投资，损失惨重。有的城市一个又一个地建设开发区，但周边环境不配套，结果是人住企业很少，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投入了，回报却非常微薄。还有些地方的城市规划缺乏约束力，往届政府制定的规划得不到现任政府的认同和遵守，经常被修改甚至全部推翻，而每一次修改都意味着产生大量重复建设和无效投资。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出“政绩”，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或“标志性建筑”，盲目扩大拆迁规模，不少建筑物和公共设施投人使用不久就要拆迁或摧毁，很多房属、设施都远未达到设计使用寿命就被拆迁。据有关专家介绍，我国房屋建筑寿命平均还不到30年，仅为设计寿命(50年到70年)的一半，而欧美国家的房屋寿命平均约为80年,目前我国每年的城镇房屋及其他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约为1.8万亿元，房屋、设施使用寿命每缩短10年就意味着有近3000亿元的投资成为无效投资，这足以使我国的投资率上升3个百分点。可见城市建设与改造中的低效或无效投资和盲目拆建也是造成我国投资率偏高的原因之一。
当前，索贿受贿、权钱交易、化公为私等腐败现象在我国已相当严重，国有投资领域更是腐败的重灾区，几乎在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都存在国有资金流失的黑洞。我国近几年处理的贪官之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因为在国有投资建设项目中收受贿赂而落马。
《建筑时报》2006年4月刊登的揭秘建筑业商业贿赂的文章中指出，在工程招投标过程中.“一般而言，光发包方的回扣一项就为工程总金额的3%—5%。一些单位在中标后，常常是转手包给其他单位，坐享提成。尽管国家早就规定不准层层转包，但在许多工程中仍然层层转包，有的工程甚至转包4—5次，每转一次，就被扣掉8—15%的管理费，最后到施工现场的工程费往往不到计划的50%。许多特级或一级施工企业承包的工程，工地上施工的却是没有任何资质的农村包工队。
在施工过程中，某些建设单位通过弄虚作假的手段骗取投资资金，如虚列建设项目、人为提高投资品的采购价格和重复计算工程量等。这些被骗取的资金虽已计人了投资总额，但却与现实的投资过程无关，实际上大部分进入了个人腰包。
除了招投标、转包和施工中的问题外，投资方在国有建设项目筹建过程中的挥霍浪费也不能忽视。有的单位利用国家投资款大搞请客送礼、以考察为名出国公费旅游、乱发补助津贴、违规超标购置各种用品等等，名堂之多远非局外人所能想象。这些花费实际上都属于消费，但最后都以“开办费”的名义计人了“其它费用”项下，成为投资总额的一部分。其结果就是使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的“其它费用”在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981年的4.9%增至2005年的15.7%，造成投资规模的虚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