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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需求由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构成，这三项也俗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需求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我国GDP构成的三大要素中，消费需求所占的比重最大。2001—2011年间，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始终维持在48%以上，超过投资需求和净出口。但是，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从2001—2010年呈下降趋势，最终消费率从2001年的61.4%持续下降到2011年的49.1%。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000美元左右时，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2011年美国GDP的构成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71.2%，企业投资为12.3%，政府支出为20.3%，净出口为-3.8%，与美国这个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率水平还处于低水平。2011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了5414美元，但居民消费率却仅为35.4%，比“钱纳里标准”约低了26个百分点。从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0l-2010年间贡献率保持在40%左右，没有过多的波动变化。在最终消费率中，2011年我国政府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为16.7%，比上年增长2.2%，可见政府的购买支出对经济的影响很大。
从我国总需求结构来看，我国投资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处于较高水平，至2003年起一直处于40%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投资支出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占据主导地位，尤其在2009年政府投入4万亿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旨在刺激危机时期国内的经济，导致当年的投资贡献率高达87.6%。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311485.1亿元，比上年增长23.8%，说明我国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
在我国加入WTO后，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稳步提升。2001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为38.7%%，2007年达到62.6%，之后虽有所降低，但2011年外贸依存度仍然达到50.8%。这说明我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外贸易合作。虽然净出口的提高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它易于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的净出口额下降，对GDP的贡献率为一37.4%，减缓了我国经济的增长。
针对我国总需求结构中存在的失衡问题，结合凯恩斯的国民收入理论，必须将我国总需求结构调整到一个合理的比例结构上来，在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在“高投资，低消费”的失衡结构下，提高居民消费边际倾向，扩大国内需求成为了首要任务。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措施包括：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二、调整税收；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基尼系数已达0.45，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表明我国收入分化现象已比较严重。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上，注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体制，兼顾公平与效率。在税收上，降低个人所得税率，增加税种，如财产税、遗产税等。在社会保障上，完善医疗、养老、教育等保障体制，使居民减少储蓄，提高消费边际倾向。
中国投资需求的调整应该包括两个含义：一是规模调整，与消费需求匹配，不致引起产能过剩；二是结构调整，与国家产业政策和消费结构匹配，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高投资效率和效益。重点在于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等新兴环保产业。在规模调整方面上，我国要建立健全的投资宏观调控体系，保持投资的适当增长。相关部门要制定出合理的投融资方案，确定投资方向，重点在于新兴产业，避免高耗能产业的投资。在投资结构方面上，我国要完善私人投资体制，增加私人投资渠道，尤其是在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上，这样既可以带动私人投资，也可以杜绝政府投资的完全垄断。除此之外。完善金融市场，提供更多新的投资渠道。积极发展促进金融机构多设置适合中小企业需要的服务，如完善信贷担保体系和投资服务体系，还要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私人投资采取多种方式，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等项目建设。
为了平衡我国内外需求，出口需求的调整是非常必要的。调整包括两方面，一是控制出口需求规模，二是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对于净出口需求的调整，相关部门可以借助税收制度，例如调整出口退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