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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是与西方现代经济学不同的新的经济学范式。
现代经济学是运用对称、五维空间、复杂系统论方法，以对称平衡论为理论基础，以主体为主导的主客体对称关系为出发点，以智慧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规律为对象，以附加值为核心概念，以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产业体系、智慧经济、知识经济、知识运营、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政府宏观调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业4.0、现代农业、产业融合、产业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经济高质量发展、包容性发展、企业成长性、大健康等为基本概念，指导、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现代经济学是对称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是科学经济学。现代经济学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的理论基础，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理论基础，也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的经济学范式转换。[1]
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已经扩展到经济问题的几乎所有领域。从当前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些热门研究课题便可见一斑，比如，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的设计、经济政策的形成与政治利益集团的关系、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演变的关系、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对经济行为的作用、收入分配如何影响效率等等。
下面举两个例子来具体说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正在迅速扩充。
公司金融学(corporate finance)内容的大幅度扩展
在50年代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公司金融学中的主要内容——公司融资结构的确定——不外乎是取决于公司和个人的不同税率以及公司破产(包括濒临破产)成本。
直到70年代中，詹森和梅克林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来研究公司股权和债权的结构问题，使得公司金融学的理论有了新的发展方向。这一方向性转变的核心是经济学超越传统上只研究市场的局限，把公司作为一种非市场的组织来进行研究。
由此便引出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代理人问题，激励机制问题，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等等。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信息与合同理论就成为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到了80年代中，格罗斯曼、哈特和穆尔又进一步运用不完全合同理论这一新的分析工具来研究公司融资和治理结构问题，取得了理论上的新突破。
在经验实证方面，施莱佛(Andrei Shleifer)和维什尼(Robert Vishny)在八九十年代对公司的融资结构、经理行为和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对实际中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不少经验实证论据比如，他们发现，现实中重要的代理人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发生在股东和经理之间，而是在于大股东伙同经理一起侵犯小股东们的利益。
90年代末，他们及其合作者又进一步从经验数据中比较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研究各国公司法和证券法在保护小股东方面的差别，并由此确定法律对公司融资的影响。他们正在比较法庭裁决和行政监管这两种执行规则的方式在维护金融市场有效运作中的利弊。由此看出，近20年来，公司金融学深受微观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其内容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现代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作为经济学中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正在兴起
新古典经济学为了集中探讨市场的资源配置问题，撇开了一切对政治因素的考虑。但是人们在实际中发现，脱离政治因素是无法解释许多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特别是那些明显低效率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
比如，经济学理论早已论证了关税保护的低效率性，但是许多国家仍然高筑关税壁垒。经济学家们很清楚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造成不稳定的危害性，但是不少国家的宏观稳定政策却不断被拖延。经济体制的改革、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经常出现的放慢、停滞甚至倒退，都很难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理解。
于是，经济学家们把政治因素引入他们的经济模型。值得注意的是，新政治经济学或称现代政治经济学至少在两点上不同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第一，它的出发点不是“规范的”(normative)，即研究“应该怎样”，而是“实证的”(positive)，即先研究“是怎样”。
具体地说，它的研究目的是为了理解在现实社会中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决定的形成和实施。第二，它的分析方法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具体地说，它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引入政治因素的。
现代经济学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是二十多年来推动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直接力量。
20年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市场经济体系正在全面建立。伴随着这一过程，现代经济学科的各个分支领域逐步被介绍到中国，并在高校讲授。今天，随着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经济必然要全方位地与国际接轨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经济改革和开放也将上一个新的阶梯。这一大趋势呼唤着我们的经济学学科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与现代经济学接轨。为此，比较完整和准确地理解什么是现代经济学就恰逢其时。
现代经济学以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和现象为核心内容，而市场经济已被证明是唯一可持续的经济体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别区分的。“某国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也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或“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2]。然而，这样说并不排斥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来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实际上，做研究时必须要考虑到某地某时的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条件。
现代经济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接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训练，是从这三方面入手的。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懂得这三个部分。
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的看问题的角度，或叫“视角”。
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
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激励)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
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表，却实际上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所以我们会听到人们惊叹：“我怎么没有想到?”经济学的这些视角起初是研究纯粹的经济行为的，后来被延伸到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诸如选举、政体、家庭、婚姻等问题。
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或“基准点”。
这些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比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breu Theorem)，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和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都被经济学家用作他们分析的基准点。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的阿罗(Kenneth Arrow)曾经说过：一般均衡理论中有五个假定，每一个假定可能都有五种不同的原因与现实不符，但是这一理论提供了最有用的经济学理论之一。他的意思是这一理论提供了有用的参照系，就像无摩擦状态中的力学定理一样，尽管无摩擦假定显然是不现实的。
把这些基本定理定位于参照系有助于澄清两种常见的误解：一种是以为这些定理描述的就是现实世界，因此将它们到处套用。却不知在通常情况下它们是用来作进一步分析的参照系，与现实的距离因地而异。另一种是因为观察到这些定理与现实的差距而认为它们都是胡言乱语，因此认为毫无所用。却不知它们本身的价值并非直接解释现实，而是为解释现实的进一步理论提供参照系。
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
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
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试举几例说明。第一例是供需曲线图象模型，它以数量和价格分别为横、纵轴，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和多样化的分析工具。
起初，经济学家用这一工具来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场资源配置问题，后来又用它来分析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不仅可用它来研究市场扭曲问题，也可用它来研究市场失灵问题和收入分配的福利分析等问题。
第二例是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的重叠代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这一模型考虑到人生命的有限性和代际之间的市场的不完备性，因此成为研究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有用的分析工具。
第三例是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哈特(Oliver Hart)和穆尔(John Moore)的所有权-控制权模型。它是分析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对信息获得的影响，以及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非常有效的工具。
第四例是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和梯若(Jean Tirole)的非对称信息模型。它用来分析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配置效率”和“信息租金”之间存在的利弊得失交换。这一工具被用来分析组织内部的共谋问题，政府的行业规制(比如电信业)问题，以及集权和分权的利弊问题。
第五例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迪布维格(Philip Dybvig)的银行挤兑模型。这一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多重均衡点，除了好的均衡以外，还有类似于“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坏的均衡点：因为别人去挤兑，所以我也要挤兑。这一模型对研究金融危机和金融体制的脆弱性这类问题很有用。
以上五个例子中的模型都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广泛用来作为分析工具，并被证明是极其有用的。
这三部分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是一个人受现代经济学理论训练时所接受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关键所在。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种由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构成的分析框架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并不是一些新鲜的经济学名词和概念的汇集，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不是任意套用这些名词和概念，而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经济行为和现象。
上述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在这方面，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比如，社会学中没有一个主导性的范式。多元化虽然可贵，但由于缺乏一致的分析框架，学科的发展会大受局限。政治学的现状则介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虽然政治学有明显的朝经济学方向发展的趋势，比如，“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学派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治学的问题，其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但它在政治学中还不是唯一的范式。现代经济学趋同于一种范式，有利亦有弊，但到为止，经济学从中的受益远远大于损失：正是由于经济学的这一被广泛认同和使用的分析框架，才使得经济学相对于社会学和政治学发展得更快，应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
一类是基于“选举”(voting)的、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经济政策的模型。在这类模型中，政治家的利益是为了赢得选票，经济人根据自身利益投票，而经济政策的确立由多数人的利益决定。
另一类是基于“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竞争从而影响经济政策决定的模型。在这类模型中，不同利益集团动用可支配的资源游说、影响甚至贿赂政治家，而政治家的决策确定经济政策。这两类模型以不同方式引入政治运作机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经济决策确定的原因。
布莱克(Duncan Black)早在50年代末证明的“中位选举人定理”(the median voter theorem)为选举模型做出了奠基性贡献。而奥尔森(Mansur Olson)在60年代中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可称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开山之作。但是直到八九十年代，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才突飞猛进，并在经济学科中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领域。刚刚出版的的两本新书：一本由珀森(Torsten Persson)和塔贝里尼(GuidoTabellini)合著，另一本由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合著，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在这期间的新进展。
下面从市场、企业和政府这三个不断深入的改革层面来具体说明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改革的有用性和必要性。
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它是改革中“计划”与“市场”之争中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市场价格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最基本的理论参照系。这一理论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不受管制的价格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经济中起到调节供需的作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个人的自利经济行为通过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可以达到社会的经济效率。它对于以市场取代计划，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具有根本的理论意义。无论是评估以往改革的路径和的改革措施，还是提出新的政策性建议，凡是探讨资源配置问题，这一理论都是讨论的基础。我国在50年代中期的改革尝试，由于缺乏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的认知，单纯强调行政性放权，结果导致改革尝试的失败。
到了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市场价格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改革者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即使在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已经确立之后的今天，各种扭曲价格、限制竞争、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政府政策仍然层出不穷。诊断这些政策的后果、提出改进的方法，都离不开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
这一例子说明了现代经济学中那些看上去尽管很抽象和不现实的理论参照系，在研究中国的改革时却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第二个例子是90年代成为中国深层次改革热点问题的企业问题。
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价格的理论，不是关于企业的理论。7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合同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对企业的产权、所有权和治理结构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现代的企业理论以激励问题为出发点展开对企业内部经理层、大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调节机制的分析，而基于这一理论的实证研究发现了很多现实中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律。
这些现代经济学中正在蓬勃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结果以及分析方法在80年代末、90年代被及时地介绍到中国，对于研究中国的企业改革非常有用，至少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中国的企业改革方向是同发达经济中的现代公司模式接轨，所以现代经济学对发达经济中公司的研究有助于在比较中发现中国企业改革中的问题，并提出具有远见的政策性建议。
另一方面，考虑到转轨中的企业与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在自身特性和所处环境上的重大差别，而这些差别又不易在短期内消除，已有企业理论中的现成结论便不可直接套用了。但是其中的分析工具仍然有用，因为它们抓住了具有一般性的企业问题的本质。
运用这些工具，对已有的模型做出修改，加入特殊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比如企业所有者不全是私人，产权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合同和法律无法被有效率地和公正地执行)，就会得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有分析深度的结果。这样就可把对转轨中的企业的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对症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性建议。
这一例子说明了现代经济学中那些关于成熟市场经济的研究结果，对研究中国的改革或可被直接应用，或可被修改和发展后运用。
第三个例子是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及对经济影响的问题。
这是较前两例――市场和企业――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因为政府的行为对市场功能的发挥和企业活力的展现都有着基本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不同于前两例的是，现代经济学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的研究相对有限，远不如对市场的资源分配和企业问题的研究那样深入和成熟。根本原因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以法治为基础，政府的任意行为受到法律约束，使得它不易侵犯产权和限制企业的自由组建和发展，而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责是提供公共品，如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而转轨经济和发展中经济的情况非常不同：通过建立法治来约束政府行为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
在完善法治之前，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对经济影响最大和最突出的方面还不在于提供传统的公共品，而在于政府对待本地新兴非国有企业的行为是“养鸡生蛋”还是“杀鸡取卵”，这往往决定了某地经济活力的程度。哪些因素决定地方政府的行为并进而决定地方经济的衰盛无疑是转轨经济提出的新问题，而现代经济学并没有现成的答案。
但是，现代经济学提供了有用的视角，即地方政府官员同其他经济人一样其行为与所提供的激励紧密相关。同时，现代经济学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可以被借用，比如，研究企业组织内部管理中的集权、分权利弊的模型可以被用来研究政府组织内部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配置关系，以及它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激励和行为这一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评估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并进而解释在转轨过程中各地甚至各国经济表现的不同。
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深入研究中国在80年代实行的中央向地方放权和财政包干制对地方政府行为和它们所管辖的地方经济的影响。一方面，众所周知，财政包干制加剧地方保护主义，伴随中央财政收入下降等问题。但另一方面，它给予地方政府很高的边际财政留成率。实证研究发现，在实行财政包干制期间，地方政府的边际财政留成率越高，其财政激励就越高，它们的自身利益与本地的经济繁荣就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表现出更愿意帮助和支持而不是阻止和扼杀本地有活力的非国有经济，结果本地的非国有经济发展越快。
这与90年代俄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由于俄国的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与本地的经济发展几乎不挂钩，地方政府没有财政激励发展本地区经济，相反却不断骚扰、掠夺新兴的私有经济。俄国地方政府的这一行为被认为是阻碍新兴私有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这一例子说明了即使是研究那些中国改革中特有的问题，也可以借用现代经济学中为研究其他问题而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反过来，不仅转轨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状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有意思的素材和经验数据，而且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转轨和中国改革还丰富和发展了现代经济学。由于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是转轨经济中最突出的和最受关注的问题，也是经济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深层次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自然而然地成为来转轨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内容。而转轨经济学的这一研究也影响和刺激了经济学其他领域的研究。
它对发展经济学有直接的影响——毕竟在制度环境方面发展中经济与转轨经济有相似之处——比如推动了研究政府行为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关系。它还引发了90年代形成的一些新的经济学(包括金融)的研究热点，比如比较世界范围内(包括发达国家)的财政体制、法律体系和金融监管体制并分析它们对政府行为、企业融资和经济表现的影响，而这些都不是以往研究的焦点。由此看出，对转轨经济和对中国改革的研究的确也会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