镶嵌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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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性自主是指描述国家与社会(市场)互动关系的新概念。这种互动关系表明，国家机关在具有自主性的同时，也必须与市场有适当程度的连接，国家机关对经济发展才能担当“当家主政”与“助产者”的角色。
镶嵌(embedded)首先是被Mark Granovetter提出，并被应用在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上。Granovetter认为经济活动是镶嵌于社会关系中的，但这种“镶嵌”仅限于说明经济活动被动地受社会关系的约束的情况，而对经济活动将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却没有涉及。埃文斯(PeterEvans)将MarkGranovetter的“镶嵌”概念加以拓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领域，并且用“镶嵌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作为描述国家与社会(市场)互动关系的新概念。这种互动关系表明，国家机关在具有自主性的同时，也必须与市场有适当程度的连接，国家机关对经济发展才能担当“当家主政”与“助产者”的角色。
埃文斯在其著作《嵌入性自主：国家与工业转型》中，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成功实现工业化，就如同所有成功发展的国家一样，国家必须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埃文斯并不认为官僚体制干预社会活动越多，国家就越容易取得成功。他认为，由于干预社会活动来获得官僚自主性是不够的，而且也不能得到真正的自主性。相反，官僚体制必须镶嵌于社会关系中，与社会相连接，只有官僚自主性与社会镶嵌性相结合，国家才能获得发展。
埃文斯认为国家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模式，一是互补性，国家为社区居民提供有形或无形的公共物品，以此来增强双方合作与互补的关系。二是嵌入性，政府官员为社区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进而形塑自己作为社区成员的身份，在社区居民中获得较高的认同和肯定。
Linda Weiss和John Hobson以“镶嵌的自主性”和“孤立自主性”两个概念来区别强国和弱国。前者善于协调合作，与社会交融来获得在政策发展的主导性。但后者却常以专断和强势的姿态，高高在上，试图对社会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却并没有得到社会真正的支持和认可。真正的国家能力强的国家，也即真正的“强国”必须要善于协调，能够和民间社会力量建立合作互惠的关系，从而开拓其“基层行政能力”，并依托此种能力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发展。而弱国作为“专制国家”，虽然看上去有绝对的强制力，但实际上是能力很弱的国家。这类国家通过对社会的压制来实现政策目标，导致政策难以有效执行，国家意志得不到真正贯彻。
“镶嵌式自主”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改变在城中村改造中的角色和定位的 原因，为理解政府在城中村改造中的行为策略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解释工具。
Evans的文章虽然讨论了国家结构和国家-社会关系对发展的影响，但却很少提及国际体系对“嵌入性自主”的影响，而这中间环节恰恰就是国家形成的过程。扎伊尔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预先决定的，因为它如同众多非洲国家一样，经历的不是一个国家形成（stateformation）的过程，而是一个在殖民者计划之下的国家创造（statecreation）的过程，它缺乏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些最基本的制度要素和国家认同。
而独立后外部力量对蒙博托等势力的支持进一步恶化了国家的发展，由于其统治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代理人的地位，因此他们不需要发展和社会的嵌入性关系。相反，东亚国家原本就有比较成熟的国家形式，而美国在战后的支援进一步推进了这些国家国家形成的过程。而拉美国家的国家——社会关系则受宗主国西班牙的统治影响极大，同时这些国家中右翼的势力在战后也能得到美国的支持，从而使得阶级之间的分际和冲突在这些国家中非常激烈。对于国际体系的这些影响，Evans关注的都不够，而仅仅是从国内层面来关注官僚集团和国家-社会关系。Haggard和Kaufman对拉美、东亚和东欧国家福利政策起源的讨论则关注了国际体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政治和地缘的——包括冷战对东亚左翼势力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影响，也是经济的——包括了在国际市场中不同的发展战略对国内福利政策的影响。所以，虽然他们的讨论重心是在国内因素上，但对社会政策体系起源的讨论也把国际体系的因素纳入了考虑，其中介则是国际体系对国内的根本性政治重组（包括新精英执掌权力和工人、农民政治地位根本性的变动）的影响。
PeterEvans在探讨国家自主性这一面的时候，非常强调一个科层结构的官僚制政府的重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官僚体系作为一个高效（韦伯意义上的）的自我运作的组织结构，在带来国家自主性的同时，也为国家政策的路径选择带来了某种更大的不确定性——发展型国家的官僚机构往往被与威权政治相联系，那么其受政治家个人影响的可能性相对更大。如果出于这种理解，那么在结构性的国内政治经济互动模式之外，国内政治运作与政治家的能动影响是不是也能够成为解释发展与否的关键呢？在这一点上，补充阅读中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文章似乎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例子。
从结构的角度来看，正是沿着PeterEvans的路数研究这一问题，其提出的credibilitydecisiveness两条标准其实正对应PeterEvans的嵌入型与自主性，用这一套逻辑解释泰国和印尼在走出危机方面的失败和韩国的相对成功。但在讨论韩国之时，也不得不面对金泳三政府手足无措和金大中改革的相对成功之间的差别。虽然在这一点上没有花费太多笔墨进行解释，但在其中似乎是可以找到能动性视角所能够容身的空间的。同样，最后一篇文章谈福利政策的时候很强调政治精英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对社会政策的影响问题。
与上文类似，如果依然能够接受发展型国家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威权国家的话，那么国内的政治经济互动结构是不是强大到能够比较完备的束缚政治精英选择的手脚呢？出于这样的视角，后后发展国家的发展意愿往往更易于催生出一个自主性更强的国家，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在发展路径和发展成功与否上更依赖于其政治精英的决断正确，即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当然，有发展意愿和有强政府是不是一回事，这里想要表达的是，即便政府拥有持续的发展意愿也并不代表国家一定能发展成功，事实上，二战后的新兴国家存在持续发展意愿并建立强国家的并不仅限于东北亚几个成功发展型国家，但大多数都未能成功发展起来。或许最可作对比的就是朝鲜。朝鲜战争后南北朝鲜基本是在同样起点上开始发展的，也同样面对持续的军事竞争压力，但是北朝走向了中央计划型经济的发展路径，最终逐渐落后于韩国，从这一点上看，东北亚日韩等国的成功发展是不是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特别是关于发展意愿的问题。但
PeterEvans的文章通过对掠夺型、发展型和中间型国家的比较分析，提出“嵌入性自主”（embeddedautonomy）是形成发展型国家的关键，这里的自主性从内部上讲与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制联系在一起，包含了决策的独立性和促进国家利益的发展意愿，而嵌入并非指简单、广泛的国家与社会联系，指的是国家紧密地、主导地同与国家转型相关的特定社会集团进行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