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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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生态学是指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媒介生态学是人类在处理“人——媒介——社会一一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生态智慧的结晶。它既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现象和媒介生态规律的漫长认识过程．也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经验和媒介生态知识的逐步积累和系统建构。
从全球来看，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最早始于北美。20世纪60年代晚期，北美的社会、政治等很多方面对媒介生态学的诞生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是社会政治的推动。
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充满挑战与异议的年代。短短10年，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震动。这一时期，美国的政治时起时伏，各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接连发生，这一时期发生的大规模的运动主要有以下一些：
民权运动。肯尼迪在1960年总统竞选时，为了争取民主党自由派的支持和黑人选票，曾提出新的民权法案的建议，但在后来的执政过程中却食言了，再加之当时一系列的种族隔离政策，最终导致了民权运动的爆发。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迫使肯尼迪政府采取了新的措施，以保证黑人的平等权利。
反越战争。自1965年美国向越南派军队开始，美国人民对越战的看法就随着越战的节节败退而不断分化。美国的节节失败以及大量士兵的死亡，使得整个美国社会掀起了反战的高潮。正如卡尔金斯在他的《美国文化教育史话》中所说，“电视关于越战的报道，掀起了美国国内的冲突。
女性解放运动。这一期间，美国的女性解放运动也发展迅速。成群的妇女走到大街上要求两性间的基本平等和妇女在社会的中心地位。并且这场妇女为主角的运动在20世纪末达到了高潮。
环保运动。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环保运动也逐渐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声势日益壮大的环境保护运动的主旨，是为了维持人类生存所需的生态平衡，主张保护某些自然资源不为人所用。
这一系列运动的兴起，使得众多的学者开始了深层次的思考。尤其是关注大众媒介的学者，他们在关注大众媒介时开始意识到：大众媒介作为物质实体，是一种具有“生命”特征的生机勃勃的开放系统。它通过自身的生命活力及其与社会大“生命”系统的信号和物质交流保持自己的生存、发展和相对的动态平衡，从而重建了人与自然、人与媒介、人与社会、媒介与社会之间的亲和关系。因此，许多学者开始思考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关注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不仅仅有媒介系统内部要素间的互动，还有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他们认为，如同自然生态系统或社会生态系统一样，媒介是一个生命体和生态系统，也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与其他社会生态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竞争和相互利用，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国际关系等外在环境的影响，从而促使媒介生态的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同社会宏观系统保持协调和联通，通过信息、能量和资源的交换达到某种平衡与和谐。
媒介生态学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时候、特定的背景下兴起的。
其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
20世纪6O年代一开始形成的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主要是传播技术和媒介对文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所起到的影响，因而，了解科技在这个时代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科技的发展，我们先从两次世界大战对技术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以及产生的影响来考察。真正的现代社会是从1914年开始的，正是这一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全球意识的出现，标志着现代技术的开始。战争摧毁了人们和睦美丽的家园的同时也推动了技术的巨大发展。电报的出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也因此而改变了信息的表达形式，进而影响到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而这恰恰体现了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和尼尔·波兹曼所谓的“媒介即隐喻”。
此外，战争也推动了交通运输的发展。保罗·莱文森在他的《真实空间——飞天梦解析》一书中这样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信和运输的互补关系宛若美满成熟的婚姻。L3运输的发展直接导致了人们交往的便捷，麦克卢汉的“地球村”也便成为了可能。
对2O世纪6O年代的科技进行详尽分析的是有“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和“后麦克卢汉主义第一人”之称的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他的《真实空间——飞天梦解析》一书对20世纪6O年代美国高速发展的科技进行了独特的分析。在他的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得到科技与媒介和文化强大的联系，而这也正好可以说明为什么2O世纪6O年代一开始形成的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主要是传播技术和媒介对文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所起到的影响。
20世纪6O年代出现的科技高潮，在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的影响。首先，科技运输的发展加快了传播的进程；此外，由于科技运输的发展，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增加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使得全球的环境恶化；最后，由于科技的运用，快速地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对人们的心理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滋生了很多的心理疾病。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引起了不同学派的学者、思想家和社会的批评家之间的一系列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就包含有大量的关于媒介生态学的讨论，这些内容后来成为媒介生态学经典著作的基础，体现了思考技术和文化关系的这种新思想和新方式。
首先，大众传播学理论的日臻成熟为媒介生态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媒介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传播理论，传播学史上的各种传播模式就蕴含着其理论的萌芽。尽管这些模式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或多或少涉及到媒介与社会等方面的互动关系，这正是媒介生态理论所要探讨的重点。大众传播学的模式有很多种，在这里主要从以下三个模式来说明。赖利夫妇模式。赖利夫妇在1959年提出了他们称之为工作模式的模式，即把传播系统置于社会系统的框架之下，认为大众传播是各种社会系统之一，传播系统的活动与过程，既受其内部的机制的影响，也要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的“传播系统包含于社会系统之中”的观点是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
德弗勒模式。德弗勒模式也称大众传播媒介系统模式，是由梅尔文·德弗勒和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在1976年提出的。这个模式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结构，媒介系统是一个信息系统，受众、媒介和社会体系三个组成部分构成了整个的媒介传播系统，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依赖。该模式主要关注社会结构条件和历史环境，关注微观与宏观系统的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这与媒介生态学所关注的亦有相同之处。
大众传播过程图式。这种图式是由日本学者田中义久在1970年提出的。他认为传播过程即符号一信息交往过程，建立在能量与物质交换的基础上，与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保持着普遍联系并相互作用。这实质是一种生态学的观点，从与宏观社会结构的普遍联系上把握社会传播过程，把社会传播过程看作是人类社会总过程的一部分。
其次，出现了大批对媒介生态进行学理思考的学者，为媒介生态学提供了理论形态。20世纪6O年代的大众传播学理论已经深入人心，在原有传播学的基础上，许多学者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探讨，为媒介生态学的产生营造了学术背景，对媒介生态学的兴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戈斯德是苏格兰的生物学家，他的理论涉及到了植物学、生态学以及古生物学、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人类学、宗教研究、城市学等诸多领域。他是在芒福德之前就将生态学与人类文化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学者。他的研究对后来的芒福德和英尼斯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刘易斯·芒福德是对媒介生态学做出重要贡献的另一位学者，他被许多的美国生态学家看作是媒介生态学方法的创立者。他的两部著作《机器的神话：技术与人类发展》和《科技与文明》为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方法分析技术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他关于“技术与文明”的研究影响了很多人，美国的很多生态学家直接把它看作是最早的媒介生态研究先驱。他也被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提到，被称为是最早介绍媒介生态的概念和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影响的人。加奎·埃吕尔是法国的社会学家和神学家，同时也是媒介生态学历史上的另一位重要的人物。在他的《技术化的社会》一书中介绍了“技术化”的概念，用以理解人们如何适应根植在技术中的意识形态，以及我们技术化了的心智又是如何对我们思考的方式、同时也是总体而言对人类的整个文明起作用的。他对后来研究的影响在尼尔·波兹曼等人的著作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哈罗德·英尼斯是加拿大的政治经济学家，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方法的一位重要奠基人。他的著作《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倚》属于最早探讨传播媒介内在的时空偏移是如何影响文化的书籍。他对麦克卢汉有重要的影响。
麦克卢汉一直就是媒介生态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在1964年出版的《理解媒介》一书，在媒介生态学的历史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正如林文刚所言：它在追寻媒介的本质和媒介的内在结构如何影响文化问题时，介绍了一套全新的方法。媒介生态学的“真正开山之父”尼尔·波兹曼也认为自己受到了麦克卢汉的极大影响。有“数字时代麦克卢汉”之称的保罗·莱文森在《麦克卢汉与媒介生态学》一文中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麦克卢汉的弟子。
在媒介生态学形成的过程中，尼尔·波兹曼扮演了集大成者这样一个角色。他将媒介放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讨论，在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基础上进行了延伸，提出了“媒介即隐喻”的概念。正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所言：波兹曼在麦克卢汉结束的地方开始，用学者的渊博建构起了传播学研究的新的领域。因此，尼尔·波兹曼被称为媒介生态学的真正开山之父，因为正是在他的学术领导下，许多学术观点得以整合，形成了媒介生态学的经典理论基础，同时他还在纽约大学首先设立了媒介生态学的学位研究生课程。后来在1998年成立的媒介生态学学会中的很多人都曾经是尼尔·波兹曼的学生。他自己的许多著作对媒介生态学都有着充满智慧的诠释、分析和综合。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媒介生态学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产生，是有着其必然性的。
媒介生态学自20世纪60年代产生至今，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发展，在这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研究领域。崔保国在他的《媒介的生态环境》中曾将国际媒介生态学研究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大众传播学的概念在西方深入人心；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大众传播学出现了一股批判学派，主要产生在欧洲，美国出现的媒介生态学派是一个新的流派。当时的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比较注重对媒介发展史的研究。例如，在人类还没有出现文字的时候，它们是如何处理信息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信息等问题；第三个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的媒介生态学主要集中在研究各种传播符号和传播学的物理结构是如何对文化产生深远而根本的影响的。
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在不断发展变化，各个国家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侧重点也很不相同。目前，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一般分为两个部类：一个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研究媒介及其生存发展环境的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另一个部类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研究人与媒介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前者的研究主要是把对媒介的生存发展影响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等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研究，研究媒介与彼此之间的互动问题；后者的研究主要是把媒介环境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研究它的运作规律以及人与它的相互关系。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前一种的研究，美国的媒介生态学则侧重于后一种，日本的媒介环境学研究也侧重于后一种。
媒介生态学在我国的研究目前主要侧重的是媒介的经营管理等方面，这种研究是我国传播学者的一种自觉行为。不同于传播学的研究那样是从海外引进的，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自发的，从一开始学者的关心就侧重在媒介的发展生存环境研究方面。清华大学的尹鸿教授最早提出媒介生态概念，但真正开始引发国内关于媒介生态学大探讨的应属邵培仁在2001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发表在《新闻界》第5期上的《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另一篇是发表在《新闻大学)2001年冬季刊上的《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随后，张国良教授也开展了媒介生态方面的课题研究，而童兵教授在论及中国传媒市场格局的文章中也使用了媒介生态的概念，张立伟等的“人世一年的四川传媒生存环境变化”，表现出媒介实务研究方面的专家也对媒介生态问题显示出浓厚的兴趣。随后，媒介生态研究逐渐成为热门话题，很多学者纷纷从媒介生态视角出发，对当时的新闻大事加以评论。《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刊物成为推动媒介生态研究的主要阵地，而由美国费曼基金资助，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伊利诺大学东亚和太平洋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媒介与发展研究中心、伊利诺大学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的“中美媒介生态与媒介改革会议”将媒介生态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