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群体歧视（out-group derogation/out-group discrimination）、外群体排斥
目录 |
外群体歧视是贬低外来其他群体的价值。例如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大部分为农民工群体）的歧视性态度。
在歧视产生的原因解释上，西方学界存在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在较早期的研究中，涂尔干所著的《自杀论》一书中对社会流动与外群体歧视态度就有相关论述。传统的理论假设认为，无论是向上社会流动还是向下社会流动均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身份焦虑和相对剥夺感，并且造成个体紧张和异常压力。如果个体将精神压力归因于自己，在极端情况下将可能导致自杀；若个体将这种生活不满归咎于外因，将会对其他个体或群体产生严重的敌视感，甚至可能伤害他人。
后来，贝特尔海姆( Bettelheim)、贾诺维茨( Janowitz)、格林布纳姆( Greenblum)、皮尔林( Pearlin) 等学者延续这一逻辑，强调向下社会流动会导致个体产生强烈的挫败感，而向上社会流动易引发个体的社会不安全感。 特别是向下社会流动使个体产生更强烈的剥夺感和不安全感，外来族群或少数族裔就有可能成为他们发泄不满的替罪羊，向下流动者更容易对外来群体产生更强烈的歧视。 向上社会流动虽然会导致不安全感，但是向上流动者会表现出遵守与其流入阶层的社会规范，而不会增加对外群体的歧视。尽管经典理论预测如此，但很少有经验研究精准检验社会流动是否通过相对剥夺感、不安全感等机制间接影响外群体歧视。
在特定的社会制度背景下，不同的社会结构位置会形塑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和社会态度。进一步说，在社会流动的轨迹中，出身阶层和现处阶层对个体的行为态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社会流动者的初始位置( 出身阶层) 是个体儿童和青少年成长时期的重要社会化场所，而到达位置( 现处阶层) 是个体成年完成正式教育之后的再社会化场所；此两个阶段的社会化均会对社会流动者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在孰强孰弱上，学者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与争论，主要分为早期社会化决定论、再社会化决定论、折衷论。
早期社会化决定论强调出身阶层对社会态度的形塑具有决定性作用。再社会化决定论认为到达位置( 现处阶层) 对个体社会政治态度的形塑作用更具影响力。折衷论认为个体出身阶层位置( 家庭背景) 、现处阶层、社会流动经历均会对个体的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
霍奇和特莱曼对1963年美国民意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社会流动者的外群体歧视态度受到家庭出身阶层和自己现处阶层的共同影响，呈现联合效应。在代际职业流动中，与出身阶层相比，内群体成员的现处阶层对外群体的歧视态度产生更大的影响。且控制社会流动者的出身阶层和现处阶层之后，社会流动经历变量仍然对外群体歧视态度产生显著影响。
从表象上看，社会流动是社会位置变动的过程，但其本质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环境下社会有价值资源的重新分配。该过程可能会改变流动者对于群体竞争威胁的认知，影响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的歧视态度。外群体的加入将争夺工作、住房等稀缺资源，在工作和经济收入等物质利益方面形成直接的竞争和威胁感。根据群际威胁理论，外群体所拥有的物质文化资源以及群体成员的日常社会行为、文化价值观、信念等都有可能会对内群体的成长与发展造成较大威胁。这种竞争和威胁感将可能导致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产生消极的敌对行为和不友好态度，尤其表现在对少数族裔和外来劳动力移民的歧视态度上。
同群效应是影响两个群体交往意愿和态度的重要因素。个体的社会态度和行为模式受到同群体其他成员文化价值观的影响。社会流动不仅是社会结构位置的变化，而且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个体所面临的阶层文化( 同群效应) 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个体对于不同阶层的文化适应度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群体间的交往行为和社会态度。 布劳( P.Blau) 运用社会流动解释个体人际关系变化时，提出了“文化适应理论”( acculturationtheory)。社会流动会给个体的交往带来诸如社会不安全等特殊困境。无论是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社会流动者只有与流入阶层的成员开展广泛且深入的社会交往，才能获得适应流入阶层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日常生活方式的充分机会，完成融入新阶层的过程，日常行为方式和社会态度保持与流入阶层一致。
后来有学者将他的文化适应理论具体操作化为时间维度和结构性维度应用到群体交往歧视态度分析中，检验该理论假设。结果发现，社会流动中的出身阶层和现处阶层地位对外群体歧视的影响依赖于社会流动者的阶层文化适应程度; 从对外群体总体歧视氛围较高阶层流入到总体歧视氛围较低阶层的社会流动者，对外群体的歧视程度逐步降低; 而流入阶层的歧视氛围比流出阶层更高时，对外群体的歧视程度逐步增加。人们对包容态度的文化适应要比歧视态度更容易; 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流动者对现处阶层的文化融入程度越来越高，现处阶层地位对外群体歧视影响程度逐渐增大，而出身阶层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弱。
与职业地位一样，教育也是重要的社会结构位置之一，教育流动也是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类型。父母的教育水平和自身的文化程度都会对自己的社会态度产生一定影响，即使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外群体歧视的影响力要小于自己本身的教育程度。在子女的成长阶段，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更可能将他们对外群体的态度传递给自己的子女。
学校是个体早期社会化的重要机构之一，学校在教育中更可能宣传平等、自由、理性等社会主流价值观。教育向上流动者经历学校社会化之后，更可能习得开放、平等、包容等社会价值理念，对外群体的歧视程度更低。教育不仅影响个体的社会文化认知，而且会对个体的职业、经济收入、住房等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产生深刻影响，进一步影响个体对外群体竞争威胁感知，这种感知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的亲近度或接受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