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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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政治理论，在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建构的政治理论。
现在，人们一提到后马克思主义，首先想到就是厄尼斯托·拉克劳和蔷塔尔·莫菲。他们被戴上了多种多样的桂冠。譬如，大卫·霍华斯称二人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首领”，保罗·雷诺兹呼其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我国有位学者甚至说他二人是“后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这一切都源于二人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民主政治》(1985)一书导言中的一句话：“我们应十分清楚地声明，我们现在正处在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域……不过，如果说我们的知识规划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后’为斜体)那么它显然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斜体)”(注：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正如西方一位评论家所说，“拉克劳和莫菲的研究工作之所以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和政治的发展尤为重要，主要是因为他们明确地自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注：Mark Cowling,Paul reynolds：Marxism,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Palgrave Publishers Ltd,2000,P263,p258)。
但必须明确的是，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在西方学术界并不是拉克劳和莫菲最先使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语汇。迈克尔·波兰尼早在1958年的《个体知识：走向一种后批判哲学》中就己使用了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措辞，而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不仅运用了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而且还从社会学的视域对其概念作了一定的阐发。这足以表明拉克劳和莫菲对后马克思主义的使用并非是最早的和“源发性的”。然而，就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倾向和确定的理论立场而言，拉克劳和莫菲则是其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就象人们一提起“实践理性”首先想到的并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康德，一提起“意志”首先想到的不是奥古斯丁而是叔本华和尼采一样，人们把后马克思主义与拉克劳和莫菲之名紧紧联系在一起，乃由于正是他们把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最大程度地理论化并促进或者说加快了它的有意义的运用和在学术文献中的广泛流行。
我们或许可以推想，如果拉克劳和莫菲当初不把《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挂靠”在“后马克思主义”名下，即便此著仍以它特有的分析方式、新颖的洞识以及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性解构而受人瞩目，但人们很可能就把它归属为一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或者“马克思学”之中。似乎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和《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结合”是双赢的：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借《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而实体化、具体化和理论化；另一方面，《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也借“后马克思主义”而“品牌化”，从而意外获得了超出本身品质的神秘光环。其实，英国的保罗·赫斯特和巴利·辛达思早在1970年代末就达至了与拉克劳和莫菲庶几同样的“境界”，但前者却没有象后者这样以“后马”之大家而显名。台湾学者陈宜中先生称赫斯特和辛达思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但如果没有拉克劳和莫菲二位如此这般的“后行”，恐怕他们也难领这个“后马”之先，也就是说他们的“先”是靠拉克劳和莫菲的“后”认定的，人们先知此一“后”，然后才推知此一“先”，套用“后”字的特殊意含，这就叫作在先者居后，在后者居先。
后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在1985年后迅速扬名，其不仅在于拉克劳和莫菲的声明和独具匠心的运用，来自左派的此起彼伏的指责和叫骂从反面所起的一种“广告宣传”的效应也是不可忽视的。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出笼不久，艾伦·迈克辛思·伍德即推出《退出阶级》(1986)一书对拉克劳和莫菲的主要观点进行批判，并称他们为“新的‘真正，社会主义者”(NTS)；拉尔夫·密里班德称他们为“新修正主义者”；弗里德里希·詹姆逊则说他们是“第二代的修正主义者”；而诺尔曼·杰拉斯则在《新左派评论》专栏上与拉克劳和莫菲展开了激烈的“充满怨恨的”的辩论：杰拉斯先是在《后马克思主义?》(1987)一文中嘲讽拉克劳和莫菲的规划是“学术歪风的高级阶段”，拉克劳和莫菲随即发表《没有歉意的后马克思主义》(1987)作为答复，继而杰捡斯又以《没有实质的超马克思主义：对拉克劳和莫菲的真正回答》(1988)一文对拉克劳和莫菲再迎头痛击。作为对这一辩论的关注和回应，八十年代晚期更有一批左翼理论家纷纷撰文介入其中，其中著名的有尼料斯·穆泽利斯、S·霍华德，M·拉斯丁、G·麦克伦南等。面对各种异议和批评，拉克劳在《对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反思》(1990)中对他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义无反顾地再度进行了守卫与辩护。英国学者斯图亚特·西姆把由《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所激起的一系列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称作“拉克劳—莫菲事件”。
正是这个沸沸扬扬的“拉克劳—莫菲事件”把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带入了高频的甚至是增殖性的使用中。九十年代以降，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就象詹姆斯·彼特效斯(James Petras)所说几乎成了时髦的学术姿态，它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美学、历史、文化研究、文艺评论等领域迅速扩展开来。对作为一种理论立场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研究也在新旧世纪的交错时期悄然兴起，比如西姆的《后马克思主义：一个读本》、《后马克思主义：一种学术思想史》，J·托费因的《新话语理论：拉克劳，莫菲和齐泽克》，兰德利和麦科里安的《解读拉克劳和莫菲》，D·霍华斯的《话语》，M·巴丽特的《真理的政治：从马克思到福柯》等等。人们也纷纷“前溯后延”式地把与拉克劳和莫菲立场相同、相近、相似或者对拉克劳和莫菲思想造成重大影响的以及受他们思想影响的诸多当代思想家“纳入”到后马克思主义中来，诸如，赫斯特、辛达思、拉什、尤里、琼斯、霍尔以及利奥塔德、博德里亚、福柯、德里达、德勒兹、鲍曼、齐泽克、赫勒，等等。应该看到，九十年代以后，后马克思主义概念在繁衍流行的同时也产生了因过度扩大其外延而使得其指义摇摆不稳的现象，这样就影响了此一概念运用的精确度和规范性。但无论如何，后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思想倾向到一种被广为接受和运用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分析范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即东欧和苏联剧变以后则是完全确立起来了。
我们知道，后马克思主义倡导一种偶然的话语逻辑，它主张把意识形态和经济及阶级要素完全剥离开来，然而，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生学”分析，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却无能为力。后马克思主义不论作为一种思想倾向还是作为一种确定的理论立场，它的生成、确立和盛行都不是脱离社会文化环境的纯粹话语运作的结果，就象后马克思主义本身不能够完全拒斥马克思主义一样，对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和思想根源的理论透视也离不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孕育成形，有着它特定的社会的、政治的、阶级的、思想的以及学理上的源流。
冷战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是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大背景。针对继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垄断的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许多理论家引入了新的概念图式：曼德尔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概念，R·达伦多夫提出了后资本主义的概念，而丹尼尔·贝尔则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概念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同一变迁景象：与原子能、信息论、控制论、新技术、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相伴随的是，资本主义显现出对经济危机的巨大克服力、对“尖锐矛盾”的化解以及对多种多样异质的对抗性社会因素的包容。随着社会日益科层化、分工的精细化以及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的增加和地位的提高，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布、阶级对抗的性质都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面对这一变化，“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竭力为这些新现象著书立说，以对这些明显的区别作出解答。发展了的资本主义这一理论的提出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课题”(注：F·詹姆逊：《后资本主义是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课题》,《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第13页)。
欧美国家(尤其是英美)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其政治统治努力表现出一种相当温和的民粹主义风格，这种意识形态伪装麻痹了劳工运动、瓦解了工会的组织与团结功效，S，霍尔曾将英国撒切尔主义的政治和新右派的霸权策略精练地概括为“右派的归化”过程——右派成功地占有了“人民”，它的观念在“人民”中生根发芽。右派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复兴、广泛的保守统治使得政治泛化出很强的“人民民主”色调。“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各种后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社会阶级观点已无关紧要，传统的政党政治已不起作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概念已经破灭，大众消费时代的生产观念已经过时，等等。”(注：F·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郑州〕《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1期,第47页.)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乃是这种右翼民粹政治长期熏染的结果。
工人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的衰落是促使后马克思观念萌生的核心要素也是触发其解构性冲动的主要原因。随着白领的增加、新中产阶级地位的上升，无产阶级越来越少数化、边缘化。许多左派理论家十分关注这种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形成严重挑战和冲击的现象，纷纷从理论上调整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或者试图瓦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中心地位，安德烈·高兹甚至提出了“非工人的非阶级”(a non-class of non-workers)这一概念，主张向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道别，认为无产阶级已不是什么“阶级意识”的匿乏和缺失问题，而是这一作为普遍历史主体的概念本身成了问题。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理论的质疑直接开启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路向。
如果新左派不能从资本主义世界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却仍能从现实的社会主义事业获取信心，那么他们至少还有一片借以安慰和寄托的领地，然而，现实社会主义运动连遭挫折与败绩，最终使新左派在思想上发生了根基性的动摇。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左派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潮，它无疑受到了世界各地社会主义追求的挫折与失败的影响。对此，拉尔夫·密里班德作出的经典的概述：“现实社会主义的经历，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毛主义幻想的破灭，柬埔寨以及越南胜利的酸楚余殃，欧洲共产主义希望的萎缩，这一切使得新社会运动在其出现之时，便天生地带有了对于传统的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的局限性的不满。带有一种在滋长着的对于工人阶级成为剧烈社会改造的主要因素的不信任，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注：A·M·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9,P2,P3)。全球范围内共产主义政治的失势使左派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性质、目标、纲领、策略等都发生了质疑，正是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怀疑氛围从另一方面促进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滋长与生成。
七十年代末，新左派知识分子普遍进入了一个思想危机阶段。阿尔都塞忙于“自我批评”，普兰查斯倒向了“人民同盟”，高兹走向生态社会主义，赫斯特和辛达思则抛弃了阶级政治。从总体上看，左派由前“68”的对阶级主义的过度张扬蜕变到对阶级政治的厌恶和弃绝，左派思想的这一逆转所带来的理论震荡已不限对无产阶级理论的信任度的降低问题，而是对阶级和意识形态、阶级和政治关系，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概念的重新反思与考量。正如拉克劳和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开篇所宣告的那样，“左派的思想而今正站在十字路口。过去的明显的真理——分析的古典形式和政治预测、冲突力量的性质、左派斗争的意义和目标——都因劈裂如此真理之基础的那些历史变动的突然崩临而受到严重挑战”(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从左派思想演变的轨程而言，后马克思主义既是左派思想低落与危机的表征，同时又是企图走出迷途的渴望与尝试。
而这一时期在西方世界广泛兴起的各种“新社会运动”为后马克思主义敞开了一种理论建构的可能陛，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绝好的素材性的支撑。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反种族主义、性解放及同性恋运动、争取黑色及棕色人种权利的斗争、反全球化运动、反体制化运动、反战的和平运动等等，这些复杂的高度分化的异质的社会构成因素和斗争形式，展示出了各种具体的压迫的多样性、微观化与不可化约性并大大强化了后现代政治对多元性、差异性、边缘性的关怀与依重，而这恰恰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社会冲突的深入扩展和新政治主体得以合法建构的情境性。
后马克思主义(Post Marxism) 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在西方兴起的一股新思潮，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中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批判性倾向的新思潮，被视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的新亮点。英国的拉克劳墨菲在1985年发表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中第一次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它在西方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激烈的争论，英国著名的《新左派评论》等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拉克劳和墨菲提出的观点进行了讨论。此后，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迅速广泛地在欧美流行，至今仍是西方理论界中的一个常见话语。拉克劳墨菲福柯詹姆逊利奥塔德勒兹加塔利博德里拉德里达哈贝马斯吉登斯被视为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理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特别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传统，借助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文化进行了新的探讨和分析；另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又主张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并力图通过这种解构和否定，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后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众多，成员复杂，其各自的观点差异甚大，西方学者西姆(Sim, S1)在其收编的《后马克思主义读本》中，区分了两种形式的后马克思主义。一种是以利奥塔或博德里拉为代表的，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是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种是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则是将马克思主义同当代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修正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国内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俞吾金陈学明则将后马克思主义划为四大派别：其一，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称为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思想领袖为德里达；其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或称为文化阐述学的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为代表；其三，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后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哈贝马斯、塞麦克为代表；其四，其他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如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后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在后现代主义土壤中滋长的一种与马克思主义具有某种联系的新思潮，是植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20 世纪60 年代前后，是西方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欧美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后工业社会”，受到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借助现代尖端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模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了更大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更加充裕生活水平更加提高。但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压迫和人统治人的社会关系，在富裕的物质生活背后隐藏着严重的矛盾和危机。60年代以后西方的各种激进的社会政治运动文化反叛思潮，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政治关系文化模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怀疑和反叛，由此引发了反思现代性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的理论家们尖锐地批判现代性社会的各种弊端，并力图解构现代性社会的实践及思维模式，力图创造出一种与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的理论。各种各样的“后”理论纷纷涌现，如后资本主义后自由主义后共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而后现代主义是其中最为流行的以“后”为名的理论，它不仅渗透到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各种学术领域，而且流行到当代的各种文化潮流中。所谓“后”，不仅是时间的前后，表示在某种事物之后，而且更多地含有对过去的某种事物的否定和解构。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之后，而且更多地意味着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否定和解构。正如拉克劳和墨菲所讲到的那样：“为了按照当代的问题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包含着对它的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也把自己的理论称为“解构的马克思主义”。
当然，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的解构，并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并不是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相对立，而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某种拯救。后马克思主义者中不少人认为随着后现代社会的来临，只有解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因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和术语已经无法有效地回答并解释当代社会的许多问题。拉克劳墨菲指出，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核心范畴的解构和超越，并不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对立的，就它被完全地理解为重新占有知识传统以及超越这个传统来说，我们并不与这个传统对立。并且在完成这一过程中，重要的是指出不可能只在为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历史来认识它。许多社会对抗和对于理解当代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外在于马克思主义话语领域并且不能被已有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和术语(特别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令人怀疑的封闭理论体系的术语) 概念化，而且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分析的新出发点”。
正如马赫尔特(Oliver Marchart)所正确指出的，后马克思主义不成其为一个学派，而只表示一种思想倾向。就其起源和具体的生成过程而论，各种后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同的思想渊源和学理取径。譬如，拉克劳和莫菲主要基于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解读，而赫斯特和辛达思主要基于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性阐发。就其学术范围而言，后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领域和学科均有其阐释者和代言人，“它的阐释者包括著名的政治与经济理论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分析家以及历史学家，这些人可以说趣味广泛且风格各异。”(注：A·M·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9,P2,P3.)照此，我们可以区分出政治理论中的，社会理论中的，文化研究中的，历史学中的等等后马克思主义。就其理论观点和政治立场而论，各种后马克思主义也不齐一等同，其理论建构的努力和取向也不尽一致。
但是，正象艾伦·伍德所言，“不论这一运动多么复杂，也不论其所有成员事实上并不都认同相同的原则，我们仍然可能在一些重要观点上作最大程度的概括以表明这种思想倾向的基本逻辑”(注：A·M·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9,P2,P3)。所有的后马克思主义，不论它以何种形式呈现、也不管它以什么样的理论风格表达，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它们都持一种解构主义的态势，并且这种解构在覆盖面及深入的程度上均已超出了“修正主义”的意义。在最根本的指向上，后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东西彻底铲除掉。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宏大的元叙事，为这一大叙事提供逻辑支撑的总体性概念预设了历史的必然性和社会的确定性，但“社会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话语客体”(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因此，任何以单独决定原则支配的总体化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幻相，它不仅流于简单化和武断主义，而且它遮蔽了异质性和多元展现，同时又承携着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重负，不仅马克思及卢卡奇的总体模式是本质主义的，就连阿尔都塞的“结构总体性”也仍难脱本质主义的巢臼。
其二，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最后棱堡，因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经济领域是服从内生规律的一种自我调整的空间”(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即是说，经济的自规范机制能够独立于人类行为之外作用于客观对象，它排除了所有源于政治的或其他外在介入而产生的不确定性。这种经济的决定原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对中立性的生产力发展的依赖，表现为在经济层面上建构起来的社会当事人的统一性和同质性，表现为社会当事人在其他社会层面存在的机制最后必须根据经济利益来说明，表现为经济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最终决定”。
其三，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后马克思主义从两个层次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它首先废黜工人阶级在本体论上的中心地位，放弃这一阶级作为普遍主体的任何认识论优势；继而彻底拒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坚持把阶级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剥离出去。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建立在“表象”这一概念之上，它预设了被表象者和表象形式的分离，然后又很不适当地把表象形式还原为被表象者，这种“认识论话语”的错误在于把话语客体当作非一话语或超一话语，即锁定了话语秩序和某种超话语因素的对应关系。
其四，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后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移植出政治斗争必然引起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概念的冲蚀与消解。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无非是激进的大决裂式的原型目的论表象，它既是总体逻辑的理论结果又是本质主义总体观的实现，因而它也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幻相。在大写的革命的名义下人类普通解放的承诺成为特殊主义的权力政治的祭品，因此革命性的先验设置必须被粉碎，革命主体的单一性必须被废弃，而革命场域要转换，革命方式要改变。
总之，后马克思主义把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理论的主要信条，譬如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等，都借用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上来，这一解构想把长期以来对马克思的神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及科学化、对其的不适当的政治图解以及将其本身作为现代性启蒙工程所表现出的与当今多元主义的文化氛围不相适应的方面统统消解一空。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又不完全是解构主义的，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它保持了积极的理论建构的意图与努力。正是在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双重维度的强调上，拉克劳和莫菲特意引入了一个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诠释——他们的post-Marxism既是post-Marxism(post为斜体)又是post-Marxism(Marxism为斜体)，拉克劳和莫菲之所以要别出心裁地造出三种不同的书写方式，无非是要说明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乃是后现代与现代的结合、解构与建构的统一。
后马克思主义的建构意愿基于这样的一种识见：尽管马克思主义危机重重，历史的风雨也已侵蚀了它完美的外观，但它肯定没有死去，在许多方面它仍然具有充分的活力。“后马克思主义如今是一种业已确立的理论立场，就象在拉克劳和莫菲这样的重要理论家的著作中所表现的那样，它试图在作为全球文化与政治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晚期的崩溃中拯救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许多方面，并对它进行重新调整定位以使之在迅速改变的文化潮流中呈现出新的意义”(注：Stuart Sim：Post-Marxism：An intellectual history，Routledge，2000，P1.)。象哈贝马斯一样，后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具有强烈启蒙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规划仍然拥有解放性的一面，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价值的追求在当代的知识境遇下并没完全丧失意义，只要借助于一种后现代的话语逻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许多积极方面将会在解构中幸存下来并在新的建构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解构与建构的双维并重上，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美丽的范型”——他们一方面肃清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的本质主义残迹，一方面极力构筑一种非决定论的霸权接合实践。因此，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既是消极性的又是积极性的，西姆正是按他们的这一启示区分出两种后马克思主义：消极的后马克思主义和积极的后马克思主义，但在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中，这两方面不仅紧紧纠葛绞合在一起的，而且其理论建构的努力要远远强于解构的冲动，甚至可以说，其理论重塑的意向在逻辑上“先于”并成功地规导了其拆解企图。这恰恰切合了利奥塔德对后现代之“后”的一种诠释：“后”(post)必须根据未来(post)的先在之悖论来加以理解。把一个非斜体的“后”置于马克思主义之前，乃表征一种在时间上后发的东西在逻辑上的预先莅临，正是在此意义上，巴丽特(Barrett)指出，拉克劳和莫菲“不是在不留痕迹地消灭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完成它”(注：Slavoj zizek：Mapping Ideology，Verso，1994，P246.)。
正在建构的维度上，后马克思主义将话语理论带入一个增殖性的运用场域和空间。“后马克思主义把从语言学和符号学、哲学、文学、文化研究以及社会科学这一系列领域中汲取的，既冗长又深奥难解的话语集中在一起了”(注：Mark Cowling，Paul reynolds：Marxism,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Palgrave Publishers Ltd，2000，P263，P258.)。在这个综合性的新话语景观中，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索绪尔的漂浮不定的能指(free-flowing signifier)、拉康的缝合(suture)、福柯的离散规则(regularity in dispersion)、德里达的延异(difference)以一种近似中药方剂的配制方式掺合融会在一起，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原则——霸权接合实践(hegemonic articulation practice)。借助霸权接合的逻辑，后马克思主义着力营造和构筑一种祛除了本质主义和总体内在化倾向的非还原论的社会建构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以及文化多样性诉求，这从几个方面获取了清楚的表达与展示：其一是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其二是历史的随机性；其三是社会的非闭合性建构；其四是认同政治或身份政治；其五是一个摆脱了中心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