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传播学（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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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主要分支领域之一，提出是以美国学者勒纳在1958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为标志的。早期发展传播研究的核心人物有施拉姆、勒纳、罗杰斯等。“发展传播”一般被解释为运用现代的和传统的传播技术，以促进和加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过程。发端于美国的发展传播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传播手段，有效地帮助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促进社会发展。传统的发展传播学大致经历了三个范式转变，即50年代的进化论范式、60年代的进化论批判范式、70年代以后的参与范式。90年代以来，全球化话语逐渐替代发展传播学的话语体系，但发展传播理论的中心议题未变，仍然是传播与社会发展问题，媒介在发展中的重要性地位不仅未变且有日益加强的趋势，因此，发展传播理论的媒介研究视角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展传播学起源于勒纳于1958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一书，并由各地学者进行研究扩展。二战后，亚非拉许多国家正处于需要解决战后荒芜、贫困现状的时期，国家发展成为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心事务。它们试图利用多种手段来促进国家发展，学者们认为大众媒介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发展，发展传播学应运而生。
（1）现代化理论
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美国，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是沿着共同的、直线式的道路向建立现代化国家的方向演进，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具有普适性，能够促使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化社会。
发展传播学认可现代化理论对社会进步阶段的描述，但强调文化与传播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文化的改造和传播能力的建设应该成为西方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勒纳的“移情模式”
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提出，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都是从传统社会发展到过渡型社会, 最后进入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他特别强调个人现代化的意义,认为通过传播先进文化改变第三世界国家人们的思想观念,进而带来他们行为的改变,这是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有效途径。第三世界国家应该从发达的西方社会的境地来观察自己。而大众传媒的普及能够为建构人的这种对于现代社会的想象提供支持，有利于普及发展中国家社会变迁所需要的新观念、新习惯和新行为。
（3）施拉姆的发展传播战略
施拉姆在1964年的《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中提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在经济和制度领域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制约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价值观念与个人主义、经济理性等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人格特征相悖。因此，信息的大众传播与教育新媒体的任务，就是加速并缓解经济发展所需的漫长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加速和优化国家力量背后的人力资源现代化。而且还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在传播事业发展方面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改进传播支持国家发展方面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改进传播支持国家发展的若干建议，认为现代大众传播媒介除了具有守望环境、扫除文盲、便于商业活动的功能外，还有利于促进国家认同，树立共同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等文化和教育层面的作用。因此，施拉姆从宏观战略角度出发，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充分重视大众传播的作用，加大力度、提高效应，加快现代化的脚步。
（4）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研究
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研究将发展传播理论引向量化和应用的层面。在《创新的扩散》中，他认为：传播是社会变革的基本要素之一，新思想和新事物的普及是特殊的传播形态。第三世界国家应该通过与西方的社会接触，引进新思想和新信息，从而促使传统社会发生变革。
①这一范式以西方的现代化为标准，按照进化的逻辑将不同的文化排序，而不承认各种文化有其内在的独特性和存在标准。
②只重视大众媒介的单向传播，将先进思想和技术从政府或国际发展机构流向第三世界社会底层的过程，看成是国家发展的灵丹妙药。
③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与政治权力依然局限于少数精英统治者，西方专家无法直接、深入地与“被开发”国家民众进行沟通，因此这些国家的统治精英就成为贯彻西方发展概念和发展政策的代理人和重要中介。而与此同时，发展传播学有力地支持了这些政治精英的统治合法性。现代传媒与传统的权威主义相结合，以维护政治稳定、提高经济效率以及促进文化整合，至于媒体的普及对于文化多元化、公民认同和自主意识的增长以及社会自由等方面的潜在影响，通常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视为负面的、需要克服和遏制的反作用。因而，所谓的发展，在实际运作中经常呈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负发展”。
70年代起，不断有学者对现代化范式进行批判。从理论上看，建立在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化范式在理论上存在缺陷，它在方法论上扎根于进化论传统，在价值论坚持西方中心主义，在认识论上固守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二元对立偏见，漠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价值和路径；从实践上看，这些在发展中利用大众媒介的尝试并没有如当初预想的那样正面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生活；从政治上看，还助长了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威权主义和独裁政治，使大众媒体成为维护其独裁统治和政治宣传的工具。
因此，第二代范式兴起，出现了修正和批判两种观点。罗杰斯等人注意到了外来因素对国家发展有重要影响，而第一代范式把发展中的问题主要归咎于发展中国家自身，而未意识到或较少意识到发达国家的影响，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复合作用。但这一范式并没有抛弃以往的观念，只是从一成不变的统一模式转变为因地制宜的“国家媒介政策”模式。
批判学派的研究者则从社会的整体形态和结构、传播体系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传播秩序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依附理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拉美地区，由富尔塔多提出。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贫困，是因为存在着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和边缘，而中心和边缘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前者通过不合理的经济分工和不公正的贸易规则剥削后者，造成了后者对前者的依附，从而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贫困。
弗兰克和沃勒斯坦在依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世界理论体系强调，不应该以单个的民族国家，而应以资本主义经济链条所覆盖的整个社会系统为单位来分析社会变迁。世界体系可以分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层级结构，而世界体系就是一个将资源从边缘向中心流动的秩序。在这个层级结构中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足够的力量来左右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的游戏规则，由于国家力量的不对称，财富自然而然就会从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流动。世界体系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强调体系内部不同层级之间的权力对比在长时段中的动态变化，而这些变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必然的方向。
文化帝国主义则从西方在文化层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入侵进行了批判。席勒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给文化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文化帝国主义是在某个社会步入现代世界系统过程中，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被迫接受该世界系统中的核心势力的价值，并使社会制度与这个世界系统相适应的过程。”因此，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的是传播渠道垄断背后的观念与意识的垄断。而媒介帝国主义则是关注媒介技术、机构以及传播能力在全球的不平衡分配，认为美国所推行的“信息自由流动”的国际传播政策实际上强化了西方已经形成的传播优势，信息也只是由信息强势集团向弱势地区单向流动的自由。
依附理论和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有效地批判了现代化范式，从全球经济与传播系统的空间视角反驳了“冷战”社会科学以进化论为依据的时间视角，指出“不发达”的根源在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形成与运作，而不在于所谓社会发展阶段。
现代化范式着眼于民族国家，但从个体的改变着手；依附范式则放眼世界，从独立自主、摆脱依附、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收入，两者都把国家视作发展的基本单位。但随着一些非国家的社会群体如世界性的宗教、跨国族群、国际非政府组织等的传播模式逐渐兴起，发展主体发生了转变，而发展的内涵也从技术的、物质主义转向传播与文化的多元表达。发展传播学整体表现出一种参与式范式的转向，关注重心从信息扩散转向了参与，把鼓励参与、激发批判性思考、强调“过程而非结果”视作其主要任务。参与传播的核心观点是:“传播不是信息自上而下的传递,不是将西方的现代化移植到落后国家,传播更多是和当地民众参与、分享及交流的过程,这种建立在对话基础上的传播模式,才可能使社会内部自发产生变革的动力，只有社会内部具有变革动力，才能带来长久的、持续的发展。因此，以参与传播理论为核心、融合各种传播策略的多元模式的发展传播新范式日渐主流化。
但这种参与范式也受到了不少批判的声音。首先，“参与”的实质是决策的民主化，其理论基点是西方的民主和参与思想，但这与一些国家的威权主义文化传统并不相容，项目的受益者仍然受制于项目决策者与推动者，这是其理论软肋。其次，参与式传播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改变来解释发展的根本问题。但“赋权”往往意味着对另外一些人的去权，这种与既得利益者的协商式“去权”正似与虎谋皮，难免导致冲突和抵制。再次，在实施过程中，“参与”缺乏一套有效的操作细则，加之过程成本较高，对于大规模、全国性的发展项目来说效益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