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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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对货币需求的研究是从对经济主体的需求动机的研究出发的。凯恩斯认为，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出于三种动机：
①交易动机：为从事日常的交易支付，人们必须持有货币；
②预防动机：又称谨慎动机，持有货币以应付一些未曾预料的紧急支付；
③投机动机：由于未来利息率的不确定，人们为避免资本损失或增加资本收益，及时调整资产结构而持有货币。
在货币需求的三种动机中，由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而产生的货币需求均与商品和劳务交易有关，故而称为交易性货币需求（ L1）。而由投机动机而产生的货币需求主要用于金融市场的投机，故称为投机性货币需求（L2）。
而货币总需求（L）等于货币的交易需求（L1）与投机需求（L2）之和。对于交易性需求，凯思斯认为它与待交易的商品和劳务有关，若用国民收入（Y）表示这个量，则货币的交易性需求是国民收入的函数，表示为L1＝L1（Y）。而且，收入越多，交易性需求越多，因此，该函数是收人的递增函数。对于投机性需求，凯恩斯认为它主要与货币市场的利率（i）有关，而且利率越低，投机性货币需求越多，因此，投机性货币需求是利率的递减函数，表示为L2＝L2（i）。但是，当利率降至—定低点之后，货币需求就会变得无限大，即进入了凯恩斯所谓的“流动性陷阱”。这样，货币需求函数就可写成：
也就是说，货币的总需求是由收入和利率两个因素决定的。
在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分析中，当货币需求发生不规则时会出现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它是凯恩斯分析的货币需求发生不规则变动的一种状态。凯恩斯认为，一般情况下，由流动偏好决定的货币需求在数量上主要受收入和利率的影响。其中交易性货币需求是收入的递增函数；投机性货币需求是利率的递减函数，所以，货币需求是有限的。但是当利率降到一定低点之后，由于利息率太低，人们不再愿意持有没有什么收益的生息资产，而宁愿以持有货币的形式来持有其全部财富。这时，货币需求便不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大了。如果利率稍微下降，不论中央银行增加多少货币供应量，都将被货币需求所吸收。也就是说，利率在一定低点以下对货币需求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这就像存在着一个大陷阱，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都落入其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降低利率的意图就会落空。[1]
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是货币经济理论最显著的发展之一,它是众所周知的凯恩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构成了众多货币经济论题讨论的经济学基础,也是分析评价宏观经济政策绩效的理论基础之一。但是,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也非止于完善,随着现代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对微观基础的日益强调,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需求理论也显示出若干缺陷,因此,从现代经济学多元发展的角度重新认识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发展及其局限,这对促进货币需求问题的理论研究和正确认识货币政策的作用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需求理论及其发展[2]
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主要是基于其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所提出的流动性偏好理论,由于凯恩斯师从马歇尔,他的货币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剑桥货币需求理论合乎逻辑的发展。在剑桥学派的货币数量论中,所提出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会持有货币,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导向了剑桥对人们持币的交易需求的分析,但是,剑桥理论的缺陷是没有就此作出深入的分析。与剑桥的前辈不同,凯恩斯详细分析了人们持币的各种动机,对人们持币的所得分析更为精确。按照《通论》的分析,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包括:持币的交易动机、持币的谨慎动机和持币的投机动机,相应地人们持币的需求包括:货币的交易需求、谨慎需求和投机需求。在这三种需求中,一般假定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是加性可分的,谨慎需求由于不宜单独分离出来,分别归结到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之中,因此,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就由下列两个部分组成:
M=M1+M2=L1(Y)+L2(r)式中L1(Y)代表与收入Y相关的交易需求,L2(r)代表与利率r相关的投机性货币需求。由于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在现代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制订中的核心作用,因此,进一步完善深化凯恩斯所提出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就显得非常重要,而这一发展也就构成了战后至70年代货币理论发展的主流。
凯恩斯货币理论的首要发展是围绕交易动机所做出的更加精细的研究。原则上凯恩斯认为人们持币的交易动机主要取决于规模变量,虽然凯恩斯并不否认交易需求同利率有关,但他并未给出一个具体明确的关系。围绕这一问题,威廉·杰克·鲍莫尔(William Jack Baumol)(1952)和托宾1956)结合库存的费用模型给出了一般的回答。鲍莫尔(1952)和托宾(1956)假定,人们持币与否包括两种相关的费用:持有现金的机会损失和处置有价证券的佣金支出,由于这两种费用互为消长,个人决策将面临选择和权衡,并使得总费用最小,由此可导出鲍莫尔有名的平方根律:M=(2bT)/r式中b代表每笔交易的佣金费用,r代表有价证券利率。该式表明货币需求同收入T和利率的弹性均为1/2,这意味着货币不是奢侈品,其更深一层次的含义是,收入分布越是平衡,货币总的需求就越大,或收入分布越是不均匀,货币总需求就越低。
谨慎动机主要取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由此动机持有之货币,乃在提防有不虞之支出,或有未能逆睹之有利进货时机。”但不确定性如何影响货币需求,凯恩斯的分析未见细致,致使后来的经济学家分别在不同的方向上进行拓展和进一步规范,最有名的拓展之一是托宾的货币需求的象限分析,托宾巧妙地将谨慎需求和交易需求与投机需求置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将谨慎动机限定于利率的不确定性这一范围之内。谨慎需求模型有关不确定性的其它发展是直接基于收入或支出的不确定性,如惠伦(1966)所提出的谨慎性货币需求模型就属于这一类型。
投机动机是凯恩斯最为关注和重视的一个动机,它是凯恩斯货币理论区别于其它货币理论的一个显要特征,不过凯恩斯的投机模型是一个纯投机性的货币需求模型,在该模型中,投机者面临的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借助预期利率,个人要么全部持有货币,要么全部持有债券,个人是个盲目的投机家,而不是多样化的投机家。为克服这一缺陷,托宾(1958)根据马克维茨(1952)的资产组合理论发展了凯恩斯的纯投机性货币需求模型。这一理论可通过可分离定理加以说明。第一,投资者根据各种风险资产的收益和风险确定资产的有效集或有效边界,这一边界与个人的偏好无关,引入无风险的货币后,投资者的有效集变为由原点出发与有效边界相切的一条直线。第二,个人选择直线上的哪一点作为最优决策点,取决于个人风险——收益的无差异曲线,个人的无差异曲线与直线的切点即为投资者的最优选择,该点决定了在所有金融资产中货币所持的比例,投机性货币需求由此比例确定。
凯恩斯主义货币需求理论的微观基础[2]
凯恩斯之前的货币理论可归结为货币数量论传统,该理论可追溯至休谟的《论货币》,其后经历100余年的发展,并经马歇尔、维克塞尔、费雪和庇古等经济学家的斧正基本止于完善。货币数量论因其形式的简洁性和逻辑解释能力,在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之前一直居于经济学的主流位置,在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之后,由于简单形式的货币数量论在现实经济的解释能力方面明显不足和凯恩斯理论对现实解释能力的明显优势,使得该理论退居到非主流位置。到目前为止,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仍是现代主流货币理论。
对交易需求,正如帕廷金等所批评的那样,传统货币理论同样包括凯恩斯主义的交易需求理论缺乏充分的微观基础。从形式上讲,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直接以个人的行为作为分析对象,但是交易需求分析本质上是一种静态分析,交易需求本身是需要加以说明的。固然,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模型通过将物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货币市场连接成一般均衡模型,交易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说明,然而这种说明是不充分的,它只是停留在宏观层次,而没有解决货币需求如何由个人的最优化行为导出,这里个人的最优化行为不仅仅是指个人的最优理财行为,同时亦指个人的最优消费行为。后者将由消费者动态效用最大化决定,因此,货币需求必须在个人理财费用的约束下由个人动态消费效用最大化导出。但是,在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需求模型中,个人理财费用得到了充分的强调,而个人效用最大化基本没有涉及,这是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需求理论动态化方面的重大缺陷之一。为克服这一缺陷,有两种可供选择的解决思路:第一是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他的货币数量论一般可表述为:MDP=fW,r-1rdrdt,1pdpdt,h式中MD是名义货币需求,r是利率,W代表财富,h是人力财富与非人力财富的比率,P是价格水平,t代表时间。对弗里德曼而言,货币同其它任何资产一样,会给持有者带来效用,其效用是给持有者提供劳务流量,劳务流量效用服从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而这正可以利用效用最大化原理分析应用,因此,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之上,而作为体现动态最优化的是所谓的持久收入假定,但是在弗里德曼的理论中始终缺乏明确的最优化程序,其对动态行为的处理也是不充分的。
第二种思路是明确从动态最优化的角度阐述货币需求决定的现代新古典宏观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中最有名的新古典主义货币模型是货币迭代模型,它源自萨缪尔逊的“纯碎消费借贷”模型。新古典主义的货币迭代模型的效用函数为:U=U[c1(t),c2(t)]式中,c1(t)代表年轻一代在他们年轻时的消费,c2(t)代表他们在年老时的消费。由于年轻人和老年人有各自的资源禀赋,借助货币交换,年轻人将选择c1(t)和c2(t)使其效用最大化。但是对于迭代模型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是货币资产与生息资产的共存性,第二是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如何在模型中得到体现。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处理分别引出了货币的法定限制理论(Fama,1982)和克洛尔约束假设,后者导出了众所周知的卢卡斯的具有交易约束的迭代模型.
第一是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对弗里德曼而言，货币同其它任何资产一样，会给持有者带来效用，其效用是给持有者提供劳务流量，劳务流量效用服从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而这正可以利用效用最大化原理分析应用，因此，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之上，而作为体现动态最优化的是所谓的持久收人假定，但是在弗里德曼的理论中始终缺乏明确的最优化程序，其对动态行为的处理也是不充分的。
第二种思路是明确从动态最优化的角度阐述货币需求决定的现代新古典宏观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中最有名的新古典主义货币模型是货币迭代模型，它源自萨缪尔逊的“纯粹消费借贷”模型。新古典主义的货币迭代模型的效用函数为:U=U[c1(t),c2(t)]式中c1(t)代表年轻一代在他们年轻时的消费，c2(t)代表他们在年老时的消费。由于年轻人和老年人有各自的资源察赋，借助货币交换，年轻人将选择c1(t)和c2(t)使其效用最大化。但是，对于迭代模型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是货币资产与生息资产的共存性，第二是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如何在模型中得到体现。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处理分别引出了货币的法定限制理论和克洛尔约束假设，后者导出了众所周知的卢卡斯的具有交易约束的迭代模型。
由于新古典主义货币模型具有明确的微观基础，原则上要优于以货币的交易需求为基础的分析模型，但是，新古典主义货币模型也存在自身的问题，缺乏容易处理的迭代模型的形式，足以从现实方面证明了它在导出使人相信的宏观关系过程中的用途，更重要的是迭代模型把货币当作基本的价值贮藏手段来对待，忽视了它作为交易媒介的职能，实际上作为迭代模型中的货币在现实中不只是代际间的交易工具，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日常交易的需要。克洛尔约束的引人虽然有利于克服这一困境，但是克洛尔约束假设本身只是简化了问题而不是解决了问题。对于投机性货币需求，无论是凯恩斯的纯投机性货币需求理论或是托宾的资产选择的投机性货币需求理论，原则上都是建立在个体最优化的微观分析基础之上。在凯恩斯的理论模型中，个人持币的规模主要取决于个人持币的机会成本，反映这一机会成本的是所谓市场上有代表性的通行的市场利率，因此，总体上个人持币是使个人理财费用最小。对于托宾的理论，正如第一部分所指出的，它是建立在更加正规的效用分析基础之上，在托宾的分析模式中，个人是在投机者的有效集的约束下通过投机者的期望收益与风险的无差异曲线来确定风险组合和无风险的货币需求。
虽然凯恩斯的纯投机性货币需求模型与托宾的货币资产选择模型都是从个人的最优理财费用出发建立的，但是，在微观机制的刻划上二者还是存在着若干差异。首先，在凯恩斯的纯投机性货币需求模型中，利率预期处于核心地位，在该模型中，货币的存在只是表现为市场机会下的投资间歇。托宾的货币资产选择模型则不同，货币的存在是投资者货币、资产收益与风险权衡选择的结果，这里货币职能不是表现为投资间歇，而是风险的避风港，是投资者资产组合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次，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强调不同个人对未来利率预期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投机性货币需求总量上同利率之间的平滑反向关系。托宾则强调不同个人对资产收益和风险认识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导致了共同的市场边界。同一性假设原则上是有力的，但是从实际情形看，同一性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任何资产的当期收益率均取决于利率和资本利得或利失，而后者总是要牵涉到资本的价格预期。一般而言，不同的个人应有不同的预期，因此就可分离定理而言，不存在市场可分离定理而只应存在适合于个人的可分离定理。
借助个人的可分离定理，个人的投机性货币需求仍得以说明，但与凯恩斯不同的是，由于财富效应和利率与风险之间的替代效应，原则上无法明确导出总量上货币需求同利率之间平滑的反向关系，因为在模型中利率同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是通过资产组合的调整连接起来的。综合上述分析，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继承了剑桥货币理论的分析传统，以个体的最优持币行为作为分析的起点，具备了一定的微观基础，但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在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需求模型中，仅从个人最佳理财费用角度考虑，而不是从更为基本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分析，因此，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是不充分的。其后，由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出现，货币需求理论的微观基础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导出了以消费效用最大化为基础的货币需求理论，货币需求理论的微观基础日臻充实。
凯恩斯主义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2]
以上对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进行微观基础解释的尝试一般归类为新凯恩斯主义，他们共有的理论前提是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假设。但随着传统的把微观经济学从宏观经济学相分离的方法越来越被经济学家所垢病，新凯恩斯主义也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2O世纪70年代初，新兴古典主义革命刺激了新兴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新兴凯恩斯主义否定了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名义工资或价格刚性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应该分析更一般的问题。在货币需求理论方面，新兴凯恩斯主义将不对称信息引人标准的新古典主义分析框架，研究逆向选择和激励效应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并建立了在微观经济基础上的金融调节理论。
建立在不对称信息基础上的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新兴凯恩斯主义货币需求理论得出了三个理论结论:其一，资本不完善降低了总体经济活动水平尤其是总投资水平。在这个方面，数量配给和利率刚性只是一个次要问题。而且，在市场出清框架中利率和竞争性收益之间的正差异对经济活动具有抑制性冲击。更进一步，当一个人处理效率问题时，会认为无效率不是来自不完全，而是来自信息的不对称。由于不可能消除这种不对称性，所以也不能直接推导货币政策的效果。其二，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总体经济活动对于有些扰动利率、价格和生产率冲击的敏感性会增加。其三，在一个充满风险的环境里，个人或法人净价值与金融市场上的交易组织是影响支出决定的重要因素。
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评析[3]
凯恩斯在《通论》中摒弃了传统经济学“二分法”的旧教条，将货币同实物经济紧密联系起来，使货币贯穿在就业一般理论体系中，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非常独特而重要的范畴。特别在资本边际效率理论、流动偏好理论、工资与就业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物价一般理论等领域，居于更为突出的重要地位。这是凯恩斯货币理论的一大变更，也是对传统货币数量论的补充和发展。
尽管如此，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存在许多错误。
第一，凯恩斯认为利率取决于由流动性偏好决定的货币需求和中央银行决定的货币供给，把利息视为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无关的纯粹货币现象。这就完全抹煞了利息来源于工人剩余劳动的本质，同时也歪曲了决定利率及其变动的真正原因。因此，马克思指出，这实际上是“作为现象观念的单纯的现象复写”。
第二，在分析货币需求时，凯恩斯把货币的需求归结为受流动性偏好决定，完全从人们的主观动机出发，研究人们的心理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并根据人们的心理状态去把握经济活动的客观必然性。这显然是错误的。人的心理因素虽然对经济活动有一定的影响，但仅仅根据人们的心理状态来分析社会的现实生活，显然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科学的分析，而且必然得出错误的、庸俗的、非科学的结论。
第三，凯恩斯在分析货币需求时，将货币需求分为交易性货币需求和投机性货币需求，认为交易性货币需求只决定于收入而与利率无关，而投机性货币需求则决定于利率。这实际上是认为人们对自己未来利率变化的预期是确信不疑的，因而人们根据对未来利率的预期决定是持有债券还是货币，在债券和货币两者之间只能择其一。事实上，人们不能肯定自己对未来利率变化的预期是否准确，因而总是既持有货币又持有债券，以分散风险。
第四，凯恩斯将充分就业作为半通货膨胀和真正通货膨胀的临界点，这只不过是一“凯恩斯幻觉”，也是不现实的。上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出现的“滞胀”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五，凯恩斯的分析是短期、均衡静态分析，所使用的都是各种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显然，这种分析是不够的，它不可能揭示各种经济活动或经济变量的实际运动过程及在运动过程中的调节，因而凯恩斯的分析显得太笼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