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货币数量论(modern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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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以美国的弗里德曼为核心的货币主义流派倡导现代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既影响物价总水平的变动,也影响总产量或国民收入的变动。主要著作有: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一个重新表述》(1956)货币稳定方案(1959),《价格理论》(1962)等。
1956年,弗里德曼在《货币数量论——一个重新表述》一文中发展了货币需求理论。弗里德曼探讨人们持有货币的原因采取了与凯恩斯不同的方法,他不再具体研究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而将货币作为构成财富资产的一种,通过影响人们选择资产的种类来保存财富的因素来研究货币需求的,实际上是资产需求理论在货币需求理论上的应用 。
在弗里德曼看来,货币是债券,股票,商品的替代品,货币需求是个人拥有的财富及其他资产相对于货币预期回报率的函数。据此,弗里德曼将他的货币需求公式定义如下:
其中,
表示对真实货币余额的需求;
Yp表示永久性收入,即理论上的所有未来预期收入的折现值,也可成为长期 平均收入;
表示货币预期回报率;
re表示债券预期回报率;
η表示股票预期回报率;
πe表示预期通货膨胀率。
在弗里德曼看来,货币需求主要取决于总财富,但总财富实际上是无法衡量的,只能用永久性收入而不是用不稳定的现期收入来代替。
对于Yp而言,它是永久性收入,一般而言,随着收入的增加即财富的增加,货币需求增加。弗里德曼认为,人们永久性收入是稳定的,它是人们长期收入的平均预期值,在商业周期扩张阶段,人们的暂时性收入大于永久性收入。收入变动幅度平均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趋于永久性收入,即永久性收入是稳定的。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是由非人力财富和人力财富组成的。
永久性收入在弗里德曼的货币函数中起主导作用,在凯恩斯的消费函数中,消费是现期收入的函数,并用消费支出增量和现期收入增量的关系——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说明消费不足和短期经济波动。而根据永久性收入假说,即使现期收入增加,消费是按永久性收入而稳定变化的,与现期收入关系不大。同时,永久性收入假说的一个必然逻辑是既然收入与货币需求正相关,那么永久性收入的稳定性必然要求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这就是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的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对而言,凯恩斯认为货币预期回报率是常量,而弗里德曼认为不是常量。当经济中利率上升时,银行可以从贷款中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用更高的利率吸收存款,所以以银行存款形式持有货币回报率随着债券和贷款利率的上升而上升。银行存款竞争一直到没有超额利润为止,这一过程使rb-rm保持相当稳定。弗里德曼这种观点意味着利率变动对货币需求影响极小,那么利率的变动在长期中对产量和就业的影响就小,这也使弗里德曼反对将变动利率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理论渊源。
取决于持有的商品价格上涨时预期通货膨胀率πe,它的值是稳定的。弗里德曼不同于凯恩斯之处之一是弗里德曼将货币和商品视为替代品,商品和货币互为替代品的假设表明,货币数量的变动可能对总产出产生影响。
所以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是决定货币需求主要因素,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永久性收入的稳定导致了货币需求的稳定。
经济发展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又突出反映于经济的货币化过程。因而,各发展中国家寻求适合于其本国情况的货币理论以指导其经济发展,就成为了突出重要的问题。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经济,因而,在现代经济学中货币理论流派众多,可以说,每一位经济学大师都有其自己的货币观。而在这流派纷呈的货币理论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创立的货币主义一一现代货币数量论。
这里通过对现代货币数量论的理论分析及对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中国的现实考察,提出发展中国家不应照搬现代货币数量论,现代货币数量论不是"指南针"而是"参照物"。各发展中国家应结合本国情况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改革是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
以研究货币在经济运行中是否发挥作用的货币主义学派被称作"现代货币数量论"。这一学派的最杰出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1956年发表了《货币数量论:一种新表述》一文,提出了纯货币需求理论,即现代货币数量论。
现代货币数量论试图用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来重新表述货币数量论,它不考虑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而只是像剑桥学派那样设定货币具有效用,然后考察什么因素决定人们想要持有货币的多少。其货币需求函数可以表述为:
(M/P)d=f(r,Yp,h,ze,u)
其中,M/p是实际货币需求,r是一组收益率,如债券利率和股票市场收益。YP是永久性收入,h是人力资本对非人力资本的比率,ze是预期通货膨胀率,u是一个混合变量,它反映了嗜好和偏爱的变动。
现代货币数量论认为,只要货币需求函数稳定,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就将引起价格水平的变化;由于货币具有作为商品的媒介的功能,使它具有很高的生产性,这种生产能力同现金余额持有量的实际规模直接有关,因而确定了资本存量规模,M/p的扩张就会增加总产出。 任何理论的成立都包含一定的前提假设,现代货币数量论也不例外。这里我们不打算探讨其理论自身的前提假设,而是要着重揭示现代货币数量论隐含的前提假设, 即:经济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运行;资本市场是完善的;经济运行中各经济主体产权边界清晰,行为独立。正是在这一系列假定前提下,货币主义者得出了上述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基本结论一一价格水平会随货币量的增加而上升;实际货币量的增加会导致实际产出的增加,即增加货币即可促进经济发展。
各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中,都存在着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现象。因而,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其经济具有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过渡性;另一方面,在其金融领域,也相应存在着"金融二元机制",即在有组织的货币市场和无组织的货币市场之间,货币需求存在着不同行为。前一市场由于存在货币的投机需求,因而对利率比较敏感。如果以M.代表货币投机需求,r.为利率,则其运行机制为:
r.↑→M.↓ 或 r. ↓→M.↑
但在后一市场,人们重视实物资产的风险和报酬,所以对利率的变动不太敏感,即:dMd/dr
该式表明利率升降率大于货币需求的降升率。这是问题的第一方面。
其次,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一般可以表现为由非货币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的货币供给量,并不一定必然引起价格水平的上涨。拿中国情况来看,1979~1984年期间,由于农村的体制变革,乡镇企业的发展等情况,中国经济逐渐货币化。在这一期间,流通中货币大约每年超额发行13.5%,但通货膨胀却并不显著,反映了超额货币供给量被经济的货币化所吸收。
再次,在发展中国家,通过增加货币数量,并不必然会促进实际产出的增加。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经常受到旧体制的束缚,其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和体制的过渡性,成为了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例如在中国,大量国有企业长期亏损,政府和银行通过财政补贴或优惠信贷不断给其投入大量货币,但由于企业制度的落后和经营机制的不健全,因而并没有使其摆脱亏损,实际产出可以说是个负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二元机制的存在,利率这个变量并没有起到现代货币数量论所强调的那种重要作用.因而,发展中国家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培育和健全金融市场,消除市场分割性,逐步使金融机制一元化。唯此,才能使利率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必须考虑到经济货币化问题。特别是中国,由于其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使经济非货币化程度极高,那么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其货币化程度必然加深,也就要求有足够的货币供应量与其相适应。否则,会抑制经济的发展及市场化改革。
在发展中国家,制度变量往往比货币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要大。就中国来看,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不是来自于货币量的增加,而是来自于体制变革。如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块地,资金还是那么多,工具还是老样子,可产量却大幅度地增加了",因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对原有体制进行变革。而且,就货币数量论的隐含假定前提之一一一经济主体产权边界清晰,行为独立,结合当前中国情况看,金融改革必须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产权的界定,中国几次金融领域中出现的混乱,究其深层原因,都与金融产权模糊有关,这正严重抑制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金融领域的深层次制度创新就在于金融产权的重组与界定。
总之,弗里德曼所创立的现代货币数量论为我们提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视角.然而,现代货币数量论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参照物"而不是一枚"指南针”,从某种意义上讲,使现代货币数量论得以成立的隐含假设前提,正是我们所要努力达到的目标,而这种目标的达到,只有一条途径一一改革。现代货币数量论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无论是产权边界明晰、行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的确立,还是市场经济的成熟,这些都需依靠改革来达到。改革,是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
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强调货币需求的财富限制,他的一些观点对于正确分析我国的现在经济状况有一定的作用。我国大多数消费者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多数消费者的预期永久性收入减少或增长缓慢,结果低收入者手持货币减少,以储蓄的方式储蓄货币,使商品和货币的替代率下降,一方面造成商品存货的持续增加,另一方面人们无力消费或减少消费。央行的几次降息,对人们的货币需求影响很小,储蓄存款的持续增加便说明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