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网络
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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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产网络是指跨国公司将产品价值链分割为若干个独立的模块, 每个模块都置于全球范围内能够以最低成本完成生产的国家和地区, 进而形成的多个国家参与产品价值链的不同阶段的国际分工体系。
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的产生与发展[1]
对全球生产网络进行分析的工具源于国际商业研究者提出和发展起来的生产价值链理论。20 世纪80 年代中期, 美国经济学家波特( Poter,1985) 把市场竞争因素纳入企业经营管理的分析中。他着眼于对企业内部劳动分工的分析, 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它分解为从设计开发到加工制造, 再到产品销售等不同阶段, 把这些阶段看作连续的过程, 就产生了价值链条的概念。
为了将价值链理论直接接到全球经济或产业网络组织中去, 20 世纪90 年代, 美国杜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格里芬把波特的价值链条概念应用于全球范围的企业之间的关系, 提出了全球商品链条理论(Global Commodity Chain, GCC) (Gereffi,1999)。格里芬(Gereffi) 将采购者驱动(Buyer—driven) 的价值链与生产者驱动( Producer—driven) 的价值链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一比较研究对全球经济的二元治理模式即市场和公司制模式提出了质疑, 认为二元治理模式掩盖了目前全球经济深刻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这是对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此后, 阿尔恩特和凯尔科斯(Arndt andKierzkowski,2001) 使用“片断化”( Fragment) 来描述过生产过程的分隔现象。他们认为这种生产过程在全球的分离是一种全新的现象。这就使得同一价值链条的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通过跨界生产网络被组织在起来, 这一跨界网络可以是一个企业内部完成, 也可以由许多企业分工作完成。随着贸易的发展, 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深, 这就使得发达国家发现将一些非核心的生产和服务等业务分离出去和全球采购更加有效益。由此使得发展中国家有了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机会, 只不过这种融入一般都是从介入全球生产网络中低附加值环节的低端道路开始的。
国内外对全球生产网络发展的研究[2]
国内外对全球生产网络发展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 一是地区层面, 主要研究特定地区的全球生产网络状况。Yeats( 1998) 通过分析OECD 国家的零部件产品贸易额、贸易流向和贸易结构, 提出全球生产网络正在不断地扩张发展, 并且以机械行业及运输工具行业最为明显。Kaminski 与Ng( 2001) 研究了中、东欧地区不同行业的全球生产网络, 得出了汽车、办公设备、信息技术产品以及家具行业的生产网络处于主要地位的结论。二是全球层面, 主要研究全球各国及地区的全球生产网络的总体状况。Athukorala 与Yamashita( 2005) 对Yeats 的分析方法进行了改良, 从整体上对全球生产网络的规模、贸易流向以及产业结构等进行了研究。以上两个层面上的研究成果基本描述出了全球生产网络的现状, 但是仍然缺乏对各国和地区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特点的比较研究。
关于全球生产网络的成因, 已有许多国内外学者对此做出了积极的研究。WIR( 2003) 指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生是源于各国贸易政策的改善、刺激外国投资以及技术进步。也有学者认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所推动的( 苏桂富、刘德学、陶小惠, 2005) 。Jones 和Kierzkonski( 2001) 将原因归结为世界范围内生产者服务业的飞速发展以及技术创新所引起的联结各个生产模块的服务链成本的下降。另外, Van de Gever( 1997) 提出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是全球生产网络的主要成因。目前关于全球生产网络形成原因的研究大多是单一层面的, 从政策、产业等多个层面进行综合分析的并不多见。
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状况[2]
- (一)全球生产网络正在快速扩张
目前用来研究全球生产网络发展状况的指标主要是零部件产品的贸易额及贸易流向, 本文亦使用这一指标来分析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变化状况。零部件产品贸易额的统计方法使用Athukorala( 2005) 提出的方法: 从用于对有形贸易产品分类的第三版标准国际贸易分类( SITC, Rev3) 的全部10 大类数千种产品中选取出涉及加工贸易的225 种具体的零部件产品, 然后计算其具体的进出口额。
上世纪90 年代以来, 全球零部件产品进出口总额呈不断上升的趋势。1992 年全球零部件产品出口总额为4470 亿美元, 1996 年为7290 亿美元, 2003 年增至10480 亿美元, 12 年内增长了134%。而同期的进口总额从1992 年的4080 亿美元增长为2003 年的10440 亿美元, 增幅达156%。全球零部件产品贸易额的大规模增长反映了零部件产品的生产、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全球生产网络总体上正在不断扩张与深化。
- (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多地参与了全球生产网络
- 1. 东亚地区是全球生产网络最活跃的参与者
各国及地区不同的自然禀赋、经济贸易政策决定了各自的零部件产品贸易额必有所差别, 进而各地区在世界零部件产品进出口额中的份额也有所不同。在出口方面, 1996 年出口份额最高的地区是东亚, 为38.3%,其次是欧盟和北美, 份额为38%、22%, 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所占份额的总和仅为1.3%。2003 年份额最高的三个地区仍是为东亚、欧盟、北美, 其份额分别为42.7%、32.2%、18.9%。进口方面的情况大致相同,2003 年进口份额最高的地区为东亚, 其份额为41.5%, 欧盟、北美分别为30.2%、18.2%(Athukorala、Yamashita,2005) 。这一状况说明了从各地区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来看, 东亚地区参与程度最高, 欧盟与北美次之, 拉丁美洲、中东及非洲地区最低。
- 2. 发展中国家的参与程度加深
1996~2003 年, 发展中国家零部件产品出口额占全球的份额有较大上升: 1996 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零部件产品出口额中的比例为24.3%, 2003 年增至35.3%, 7 年内增长了11%, 而发达国家的份额则相应地下降了11%。发展中国家零部件产品出口额占全球份额的上升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总体上正逐步融入世界经济, 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之中, 并且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也在增加。
- 3. 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中国家比较集中
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发展中国家大部分集中在东南亚地区。2003 年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5 个零部件产品出口国为中国( 包括香港) 、马来西亚、墨西哥、菲律宾和泰国, 它们占整个发展中国家零部件出口总额的55%。这5 个国家中, 有4 个位于全球生产网络发展活跃的东亚地区, 墨西哥则因为参加了北美自由贸易区, 从而降低了贸易壁垒, 直接与美国、加拿大贸易一体化。与此相反, 那些与主要的发达国家市场没有什么联系, 缺乏基础设施或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劳动力的国家, 则极少可能参与全球生产网络。
- (三)各产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重要性相异
- 1. 电子、机械产业为全球生产网络的主导产业
在所有零部件产品中, 电信设备出口额占全球零部件产品出口额的份额最高, 为13.9%, 其次为半导体及其它电子部件和汽车零部件/饰件, 比例分别为13.1%、8.7%。接下来是办公设备、电子机械和设备、电路转换/保护设备、飞行器及相关设备, 其份额分别为7.2%、5.6%、5.3%、5.2%, 这7 类产品在全球零部件出口额中的比例达到了59%。值得注意的是, 这7 类产品大多都集中在电子和机械这两个行业中。这一现象说明全球生产网络所所涉及的产品中, 电子、机械产品占了主要部分, 主导全球生产网络的行业主要是电子产业和机械产业。
- 2. 服务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重要性增加
近些年来, 由于全球生产网络的主体——跨国公司对服务业的日益重视, 全球生产网络中这种从传统的制造业领域向服务业领域扩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服务业的重要性不断提高。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全球FDI 流入量的部门分布在近十几年内发生的较大变化上: 从上世纪90 年代初至21 世纪初的10 年中, 投入服务业的FDI 量占FDI 总量的份额明显增加, 其从1989～1991年的54%上升至2001～2002 年的67%, 而传统的制造业则出现下滑, 其份额从39%变为24%, 同比下降了15%(WIR, 2004) 。
全球生产网络的结构[3]
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领导厂商( 一般有品牌领导者和合同制造商两种类型) 处于网络的心脏, 是全球生产网络的主导, 他们的战略与行为对主要供应商、一般供应商及其他网络主体的成长、战略方向及其在网络中的位置具有直接影响, 其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对关键资源的控制、创新能力以及不同节点的协调和知识交流的能力。主要供应商直接与核心主体进行交易, 他们一般拥有自主性技术, 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小型全球生产网络, 除了核心R&D 和战略性营销环节被领导厂商控制外, 主要供应商一般能够承担所有的价值链环节。一般供应商直接与主要供应商进行交易, 一般很少与核心主体打交道, 其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低成本以及交货的灵活性和速度, 他们主要承担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网络的具体结构如下图所示。
全球生产网络的治理模式[1]
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 是跨国公司在组织上的重要创新, 它是以互补性分工为基础, 通过相互依存的关系来并以一定正式的规制( 契约) 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组织模式。
全球生产网络作为一种复杂的生产组织方式弥补和充实了除市场与企业这两个极端的协调方式之外的大量中间产品的交易和中间状态的交易组织。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最为简单和有效的一种模式, 市场上各个经济行为主体通过货币买卖各种商品和服务, 其运行的核心机制就是价格机制。企业制运行的核心就是管理控制。生产网络方式与其它两种方式相比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 生产网络方式的主体关系。从各个主体关系看, 生产网络中的领导厂商与其他厂商( 合作伙伴) 之间不是上下等级关系, 它是以互补性分工为基础, 以互惠互利为原则, 通过相互依存的关系往来以一定正式的规则( 契约) 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生产组织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稳定的双边交易契约, 能将不确定性降至最低。
(二) 实现资源共享的两种治理模式。传统的治理结构安排以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为核心, 强调企业的内部治理, 而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企业则更注重外部治理、共同治理模式。在全球生产网络中, 供应商作为领导厂商内部生产系统的延伸和领导厂商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 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共享, 从而实现共同决策和共同治理。
(三) 领导厂商成为生产网络的核心者。在一个全球生产网络中总是存在着一个核心治理者即领导厂商, 它占据了生产网络上的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 抓住了整个生产网络, 成为生产网络的核心者。领导厂商凭借自己拥有的特质资本, 处于优势地位, 吸附一些全球生产网络的其他合作伙伴。
(四) 领导厂商的治理模式呈多元化特征。一个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企业与其面对的不同关系的交易伙伴往往采取互不相同的治理模式。从购买协议到组建战略联盟再到股权的合资等方式, 生产网络的联系程度逐渐加强, 领导厂商就要根据交易类型、交易环境变化确定合适的网络联系程度, 选择恰当的协作和治理方式。
全球生产网络的治理机制[4]
自从科斯首次用交易费用的概念区分了市场和企业两种协调交易的方式之后, 新制度经济学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在关注企业的内部组织与市场交易这两种组织方式间的替代关系和它们的治理模式。哈特和格罗斯曼认为, 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低的交易采用完全随机的市场交易, 对应以合约、产权为基础, 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治理模式; 资产专用性高和交易频率很高的交易采用完全内部化( 企业)的交易方式, 相应以科层等级的企业内部治理模式代替市场契约。然而, 正如威廉姆森所说, 在市场与企业这两个极端的协调方式之间, 事实上还存在着大量的中间产品的交易和中间状态的交易组织。全球化生产网络的出现, 充实了这一类型的组织, 在治理模式也显示出一些不同的特点:第一, 从各主体关系和契约类型看, 生产网络中的领导厂商与其他厂商( 合作伙伴) 之间不是上下等级关系, 也不是通过松散的产权买卖的市场方式组织在一起, 它是以互补性分工为基础, 以互惠互利为原则, 通过相互依存的关系往来以一定正式的规则( 契约) 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生产组织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稳定的双边交易契约( 关系型契约) , 能将不确定性降至最低, 既可遏制市场治理模式中较强的机会主义倾向带来的欺诈行为, 又可防止企业科层管理中的体制僵化与委托代理问题, 它更像是一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着眼于未来收益的开放性契约, 对长期利益的追逐使得各参与主体抛弃了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兼容了传统二元治理模式的种种优点, 从而使生产组织、交易更有效率,因而使领导厂商( 跨国公司) 更具竞争力。
第二, 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强调外部治理、共同治理模式。它改变了传统治理结构安排以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为核心强调内部治理的做法, 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企业成功超越了自身资源与能力的限制, 把原本属于其他企业的互补资产、互补技术以及共享的产业能力等的大量外部资源纳入到了自我发展的轨道。网络化扩大了企业利用的资源与能力范围, 使企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因此, 要求各网络主体在关注企业内部效率的同时必须关注外部协调效率( 如前图所示生产网络的协调包括公司内部和公司之间两种协调) 。全球生产链越长, 即生产外部网络化的程度越高, 外部协调和外部治理的重要性就越大。同时, 在全球生产链中, 领导厂商必须与供应商和其他通过生产网络联系在一起的相关利益者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 这种基于互补性分工基础上建立的合作关系必然要求相应的网络决策权和控制权等的安排, 让所有相关利益主体( 合作伙伴) 都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的相关决策与安排。比如在全球生产网络中, 供应商成为领导厂商内部生产系统的延伸, 领导厂商必须与供应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信息共享, 以及允许对方参与产品设计决策等安排, 即在全球生产网络上各利益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共同决策和共同治理, 这是网络化生产方式对治理结构的最优安排, 从而突破企业规制下的“股东至上”的单边治理逻辑。
第三, 尽管实行的是各利益主体的共同治理, 但在全球生产网络模型中, 仍存在一个整个生产网络的核心治理者。
一般而言, 谁占据了生产网络上的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 谁就抓住了网络中的战略性环节, 谁也就抓住了整个生产网络, 进而控制该行业, 成为生产网络的核心治理者, 即领导厂商。因此, 要保持全球产业竞争优势, 关键是掌握该产业全球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一旦掌握了某生产网络的核心治理能力, 同时也就成为整个生产网络的发起者、组织者或驱动者。
从发起者的角色差异来看, 全球生产网络可分为两类, 即购买者驱动类型与生产者驱动类型。前者是指以行业中的零售商、品牌营销商为领导厂商, 在全球建立生产网络, 主要从事服装、玩具、家居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设计、生产与营销活动, 网络中的领导厂商往往在设计、品牌与营销方面有突出优势, 并控制整个生产网络; 而后者生产者驱动类型是指行业中的制造商成为网络的领导厂商, 由他们牵头在全球形成生产网络, 主要从事汽车、飞机、计算机、半导体和重型机械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活动, 领导厂商往往在资本、技术方面有独特优势。从经济学角度来理解,在整个生产网络中, 领导厂商( 核心治理者) 往往占据利润最多的生产环节, 因为这些环节也正是有较高进入障碍的环节。正是因为有进入障碍也就是领导厂商手中的特质资产,才能带来一种类似于经济租的高额回报, 在购买者驱动生产网络中表现为领导厂商获得的品牌租、营销租、关系租、贸易政策租等; 在生产者驱动生产网络中则表现为制造商的技术租、组织租等。由此可见, 主体要想获得网络地位的提升, 就必须通过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多个环节的活动, 逐步获得或形成上述特质资产, 进而获得种种经济租。不管是购买者驱动还是生产者驱动, 领导厂商都会取得罗宾斯坦英轮流叫价谈判模型中所谓的“先发优势”。因为领导厂商知道自己拥有特质资本, 处于优势地位, 肯定能吸附到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其他合作伙伴, 因此他拟定了自己作为核心治理者相应权利为核心条款的合同。如果其他企业愿意被吸附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中来, 签约便是理性选择。当然, 占据有利位置的领导厂商也可能在签约后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以撤资和退出相威胁, 从而要求在全球生产网络的控制权结构安排中占据主导地位。
第四, 领导厂商治理结构的多元特征。根据威廉姆森的分析, 针对不同的交易应该采取不同的治理结构安排, 这样才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对于一个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企业来讲, 它与长期购买协议伙伴、合资伙伴、以及联盟伙伴等的交易在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次数上均有明显差别。按照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效率原则, 就应当针对它们采取互不相同的治理结构安排。一般从购买协议到组建战略联盟, 再到涉及股权的合资等方式, 生产网络的联系程度逐渐加强, 领导厂商就是要根据交易类型、交易环境变化确定合适的网络联系程度, 选择恰当的协作和治理方式, 即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领导厂商的治理结构具有多元特征。
全球生产网络的动态治理[4]
在缔结全球生产网络的合约过程中, 占据战略环节的特质资本起着关键性作用。凭借其战略环节的竞争优势, 这种资本以自己为中心, 吸附其他资本积聚起来形成全球生产网络, 在此, 定义这种最具增值潜力、能够把其他资本吸附过来形成全球生产网络的资本为核心资本。它可能是有形资本也可能是无形资本, 例如购买者驱动生产网络中的品牌、生产者驱动生产网络中的技术租等。但核心资本是个动态的概念, 它的构成随时间而变化。随着要素重要性( 稀缺性) 的降低, 核心资本对全球生产链的控制权会受到威胁与挑战。这种挑战随着全球生产链的知识转移、组织学习日益加大。与此对应, 随着非核心资本的重要性( 稀缺性) 的上升, 或随着技术、知识的消化吸收和创新, 非核心环节地位的上升, 其相应的利益主体必然会提出分享全球生产链上更多控制权和增值得益的要求。正是在战略环节和非战略环节、核心资本和非核心资本的逐步转化及其地位的升降过程中, 实现了全球生产网络组织结构安排不断的边际调整和校正, 从而实现全球生产网络的动态治理。
调整和校正的方向不外乎有三种: ( 1) 战略环节中的核心资本的重要性( 稀缺性) 上升, 地位加强, 资本价值增大, 占据战略环节拥有核心资本的网络领导厂商对全球生产链的控制权更为稳固。(2) 战略环节中的核心资本的重要性( 稀缺性) 下降, 地位减弱, 资本价值减少,网络领导厂商对全球生产链的控制权逐步削弱, 甚至会与某些原来非战略环节中的主要供应商平起平坐, 共同分享全球生产链控制权和产品增值部分。(3) 战略环节中的核心资本的重要性( 稀缺性) 急剧下降, 地位骤然减弱, 资本价值愈发减少, 网络领导厂商在全球生产链的控制权退居次要地位,非战略环节升级为战略环节, 非核心资本上升为核心资本,全球生产链控制权也转移到原来的供应商和其他网络共同治理主体。比如在某些产品链中, 原来生产阶段很重要, 占据战略环节, 随着生产技术的普及, 可能销售和售后服务环节就变为重要环节, 相关主体投入的资本重要性随之改变。
因此, 全球生产链的控制权的最终分布状态取决于链条上各环节的相对重要程度和资源稀缺程度大小。当然, 生产链上各成员的谈判技巧、谈判时的制度环境等也可能对全球生产链控制权的最终分布产生影响。由于全球生产网络是一个多阶段重复博弈, 理论上甚至可认为是无限重复博弈, 在这种重复博弈中, 由于非核心资本量的不断积累, 质也具有核心资本的某些特征或逐步向核心资本转化, 非核心资本拥有企业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控制权分配的谈判力逐步增大, 从而事实上逐步分享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控制权, 实现企业的动态治理过程。
此外, 从全球生产网络中领导厂商角度分析, 要实现内部与外部的整体协调, 适应竞争环境的迅速变化, 一个动态的网络治理结构安排对领导厂商也是必不可少的。研究表明, 全球生产网络化的程度、治理方式与技术水平的高低成正比关系, 技术含量越高, 就越要求更加紧密的联系, 直至产品或技术为企业的核心产品或核心技术时, 此时就要求将它们完全内部化, 而资本的积累、技术的进步是不断变化的。因此, 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领导厂商的治理结构安排必然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