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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匮乏是指大众媒介提供的巨量信息中严重缺乏受众所需要的“有价值的”、“能了解事情真相的”、“对自己有用”的信息。信息匮乏是信息爆炸的伴生现象，也是信息爆炸的负面效果。
信息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有的是浅层次的，有的是深层次的；有反映表相的，有反映真相的。通常，前者的价值是不大的，真正有价值的是后者。但是，传媒产品(报纸和广播电视节目)在生产周期越来越短的情况下，大众传播者往往乐于采集、传播那些显性的浅层次的表相信息，特别是“引人瞩目”新闻事件，而不愿深入挖掘隐藏在这类事件后面的深层原因和社会背景，而这往往是人们所想了解的真相。还有的是与受众工作、生活有关的各种真相信息十分缺乏，诸如政府某一政策的出台依据和论证过程，某一重大工程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及其危害等。
着眼于经济效益的媒介，它们日益重视的是具有巨大市场价值的共同信息。所以，共同信息同质化和爆炸化，只会导致重要信息日益匮乏，因为重要信息没有多少市场价值。
从总体上看，知识供应总量一直在逐步增长，特别是现代科技知识更是增长迅猛。但是，它们既没有一般信息增长的速度快，也没有一般信息供应的数量大，而社会科学知识增长一直萎靡不振。有时即使知识的总量增长了，但是，往往是表面的虚假的繁荣，真正的真理性知识并不多。知识生产“开工不足”，知识消费也不尽如人意。读书，历来被人们当作吸收、消化、充实知识的重要途径。但是，各国社会调查的结论是：今日社会正日益成为一个“不读书的社会”。人们感叹，当代社会是“最该读书的时候没人读书，最该读书的人不读书，最该读的书没人读”，阅读危机正向人类逼近，知识信息匮乏正愈演愈烈。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提出建立一个“学习的社会”，许多国家搞“读书年”活动，中国则提出了“青少年新世纪读书计划”，希望以此促使人们经常读书，终生学习，以跟上时代的步伐。
职业传播者要生产、搜集、获取真相信息、重要信息、知识信息、思想信息等，就必须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要付出较多的代价和成本，而搜集显性信息、表相信息、共同信息、一般信息，不仅省时省力省钱，而且容易得到好处。一般受众要吸收、消化书籍、报刊上的知识信息、深层信息和思想信息，不仅需要一定的文化程度，而且也费时费力。相反，听广播、看电视，对受众的文化程度则无特殊要求，也不费力费脑。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惰性心理很容易趋向于作省时省力的选择。
市场历来是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指挥棒。一般来讲，共同信息、表相信息、一般信息能满足多数受众的当前需求，较有市场价值，容易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往往是媒介生产和营销的主要市场取向。而真相信息、重要信息、知识信息、思想信息只能适应少数受众的需要，市场份额不大，缺乏经济效益，因此，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媒介往往不感兴趣。但是，只要采用赚钱至上的市场取向，就会导致信息爆炸与信息匮乏的双重负面结果。现在，商业上都主张将商家利润的追求转变为对顾客利益的追求，连商业上都放弃的经营取向竟然在我们的大众传播和文化传播领域备受追捧、大行其道，是让人不可思议的。
大众传媒的设备日益现代化、集群化、高速化，媒介机构日益增多，采编队伍Ft益庞大，专业分工日益精细。而作为接受信息一方的受众，不仅是以个体来面对庞大的传媒，而且其接收信息的装置也远远落后于传媒的各种装置，甚至就是这样相对落后的接收装置，还是依据传媒的意愿而不是受众的需要设计制造的。在大众传媒完全主导信息的生产、经营甚至接受的情况下，广大受众所能做的只是打开开关，等待信息的涌人，消极地选看那些不十分讨厌的内容。置身于信息洪水中的受众，想寻找重要的有用的知识性、思想性信息已变得十分困难。正如《大趋势》的作者奈斯比特所说：“我们被信息淹没，但却渴求着知识。”
目前在互联网上的中文信息量仅占所有网上信息总量的2．5％左右，而英文信息量却占到总量的75％左右。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我国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缺乏科学规划和指导，更缺乏合理分工和合作，在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中存在着大量的重复劳动和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十分严重。因此，科学开发，合理规划，尽快将中文文献资料和文化典籍数据化，提高中文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水平已经刻不容缓。
2005年8月初，在北京一次商务部的会议上，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提出了这样一组数据：目前国内食品卫生平均不合格率仍达8％左右，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率约为7％。据调查，消费者对任何一类食品安全性的信任度均低于50％。
在这组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低于50％的信任度”，究竟是何原因让我们吃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呢?是因为近年来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故吗?——从龙口粉丝、张北蔬菜到亨氏辣椒酱、雀巢奶粉，这些事件确实让人甚为不安，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各级政府为了保障人们食用安全所做的大量努力：无公害食品行动渐入佳境，QS认证体系逐步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即将出台……为何这些行为都无法挽救如今日益严重的信任危机呢?
在这一问题上，很多人都提到了这一事实；相比早些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应该是越来越安全了；但是随着公众知情权的日益被重视，食品安全公众信息的透明度越来越高，人们所知道的“不安全的事实”也越来越多，当这些不安全的食品信息量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危机也随之爆发。话说到这里，在一个纵向的时间链条上，我们至少应该为公众知情权的提升而鼓掌；但是从横向的社会关系加以审视，导致消费者信任度降低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有关食品安全的信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提早到5年前，没有人知道我们所食用的蔬菜药残超标率是多少，没有人会想象到原来亨氏、雀巢这样的跨国公司也会销售不安全的食品。信息的绝对匮乏使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信心满怀地享用着盘中餐；而今，随着媒体一系列的“爆料”，国家有关部门对各项食品定期抽检结果公布，人们开始“知道”了!通过各种媒介，人们认识了吊白块、甲醛、苏丹红、本地黑、对位红、孔雀石绿等一系列的新鲜名词。知道它们是有害的、致癌的、不能吃的，如果哪个食品跟它们沾上关系肯定没好事。但是，这些词就像某某大众明星的脸一样，只是让我们混了个脸熟——在“黄花菜”事件中，我们知道有毒黄花菜中二氧化碳超标致癌，是因为使用了一种叫焦亚硫酸钠的添加剂，但很多人并不清楚焦亚硫酸钠作为食品添加剂是允许被使用的，只要食物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不超过200mg／kg的标准就可以食用；前一段的“苏丹红”事件中，我们只知道“苏丹红”具有致癌性，几乎“谈红色变”，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几十罐“苏丹红”的致癌性还不及抽一支香烟。还有接下来的“高露洁牙膏”事件、“甲醛啤酒”事件，更是处处体现了信息的匮乏而造成其在传播过程中的失真。伴随着现代社会信任感的消失、勇气的消退，以及种种原因形成的怀疑论，普通大众被媒体引爆的“一知半解”的信息量，在食品安全大过天的舆论背景下替代了他们对于一个事件的整体认知。“满瓶子不晃，半瓶子乱晃”，就这样，微丝的风吹草动亦演变成轩然大波，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性的信任度也越来越低。
从上面的角度看，若简单地以消费者的信任度来研究和分析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是过于偏颇了。但“50％”这个数据的出现，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消费者对信息的选择是有倾向性的，如果他们更愿意去相信食品安全事件中负面的“事实”，他们缺少的就不只是更丰富的信息量，还有更本能的对食品、对社会的信任度和安全感，而一切回归恐怕将是一条任重而道远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