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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是政治稳定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立足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实践，阐述了他的政治稳定理论，详细分析了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关系，建立了政治稳定理论的经典分析框架。他说：“我以前对这种变迁的研究，即《变迁中社会的政治秩序》，把重点是放在政治稳定的问题上。我写那本书是因为我认为政治秩序是一件好事。我的目的是要发展一项通则性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能否实现稳定的原因、方式和条件。”亨廷顿阐释了政治稳定的含义、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以及实现政治稳定的途径。
政治稳定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亨廷顿指出，与政治民主不同，政治稳定是极难定义的。不过，总体上来说，“政治稳定这一概念占主导地位的是两个因素：秩序和持续性。”秩序意味着政治体系相对不存在暴力、高压政治和分裂等。而持续性意味着政治体系的关键部分相对来说不发生变化、政治发展不中断、不存在根本改变政治体系的重要社会力量和政治运动。
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并非政治体系处于静止状态，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政治稳定是指“相对的持续性和政治体系的一些比较基本和主要的成分，如基本的政治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基本组织结构，不发生变化。”政治稳定就体现在政治体系与社会经济环境的互动中。
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同合法性一样，当其不存在时才更容易分辨。所以，对稳定的研究一般都所用不稳定的指标来衡量政治稳定。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出现了诸如政治动荡、政府权威和合法性的下降等政治衰败的现象。亨廷顿慧眼独具，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出发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出现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他认为“现代性有助于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却孕育了不稳定。”换言之，已经现代化的社会和传统社会趋向于政治稳定，而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则必然滋长政治不稳定倾向。亨廷顿分析了政治不稳定的原因，并且为研究政治稳定提供了理论框架。
作为政治稳定理论的代表，亨廷顿认为由于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政治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条件下，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进展缓慢所造成的。换言之，政治不稳定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关系。亨廷顿分别从现代化、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关系、城乡差距等方面分析了政治不稳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根源。
(一)现代化：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经济根源
现代化作为多层面的历史进程，涉及到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所有领域的变革。具体而言，包括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和新闻参与等各方面。亨廷顿指出，对于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不稳定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基于这种认识，亨廷顿提出了导致政治不稳定的著名公式：
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并给恪守传统的人士提供了新鲜事物和新的生活方式，打破传统文化在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并提高人们新的渴望和需要水准。而转型社会中满足渴望的能力的增速比渴望本身的增速要慢。于是，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造成了差距。根据戴维斯曲线，这一差距就造成社会颓丧。如果传统社会可以提供大量的流动机会，公民的社会颓丧会随着社会流动的增加而得以缓解，从而确保社会稳定。但是，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社会流动程度很低。公民为了摆脱社会颓丧感，会要求扩大政治参与，从而能够试图影响政府的决策，以满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渴望。如果政治制度化水平不够高的话，就容易导致政治动荡。可见，政治不稳定的最终根源来自于现代化所导致的经济发展。
(二)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比例失调：政治不稳定的政治根源
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从根本上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原因恰恰在于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超过了政治制度所能承受的限度，现有的政治制度不能将政治参与的要求和行动纳入制度化轨道，那么政治体系就会不稳定，导致动乱和暴力的出现。亨廷顿根据两者的比例关系区分了公民政体和普力夺政体。普力夺政体就是政治参与程度高而政治制度化程度低的政体。亨廷顿详细分析了军人执政的普力夺政体下，军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介入政治而导致的军事政变、反复无常的国内政策、低下的行政效率以及政府权威的下降等等政治不稳定的征兆。
(三)城乡差距：政治不稳定的社会根源
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所导致的城乡差距，是正经历着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主要社会根源。开放的、现代的和世俗的城市，与封闭的、传统的、宗教的农村格格不入。城市中文职官员、学生、知识分子等纷纷参与政治过程，而农村仍处于封闭落后状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导致乡村的衰败和城市的动荡，从而使整个社会陷入失序和衰败的状态。城市中因为各阶层的政治参与而处于动荡之中，不过这是次要的。而在农村，因为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分配不均，会导致农民的抗议。亨廷顿指出，“农民的不满情绪是建立在物质性基础上的。”这些物质性的要求通常集中在土地的租佃制度、赋税和物价等问题上。因此，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稳定，依赖于它在农村推行改革的能力。同时，现代化所产生的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以及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也会影响到政治稳定，这就是亨廷顿所言的“绿色起义”。
亨廷顿剖析了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为通向政治稳定之路提供了解决方案。他认为，避免政治动乱，实现政治稳定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以确保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是获得政治稳定的根本保障。政治制度化是指“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制度化的程度可以通过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而如果一个社会要想维系高水平的共同体，政治参与的扩大必须伴随着更强大的、更复杂的和更自治的政治制度的成长。当然，政治制度化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政治过程。具体而言，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稳定的具体途径包括以下几项：
首先，强大而有效的政府权威是政治稳定的制度前提。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巩固政治权威和强化政府能力是维护政治稳定的有效途径。亨廷顿认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第三世界国家在二战后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却未能在政治体制上有所作为，从而导致了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因此，亨廷顿主张建立有效率的强大的政府，提高政府的执政效能。他认为，对于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来说，政府首先要能够控制被统治者，然后才是控制自身。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只有政府首先要建立政治权威，才能够实现政治稳定。拥有强大执政合法性和权威的政府能够充分调动各种执政资源，缓解社会危机，避免政治动荡。
其次，发达而完备的政党制度是谋求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党具有建设和维护现代政治制度的功能。他一再强调政党的重要性，并阐述政党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亨廷顿指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的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的程度。”亨廷顿考察了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同政治稳定的关系。他认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一党制度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向于稳定。而从长远来看，两党制才是促进政治稳定的最恰当体制。当然，政治稳定也不仅仅取决于政党的数量，还取决于政党的力量和适应性。亨廷顿指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既要能够通过扩大政治参与来遏制动乱，还要能够缓解和疏导新兴集团参与政治。
再次，政治改革是推进政治现代化、实现政治稳定的动力。发展中国家在政治改革中，制定正确的改革策略和运用高超的政治技巧是维持政治稳定的法宝。亨廷顿认为，改革对于政治稳定而言是双刃剑。能够成为推动政治稳定的动力要看其改革策略和技巧。他运用社会阶层分析的方法，对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两个集团对待改革的态度进行了分析。对于城市中产阶级而言，亨廷顿一改亚历士多德的中产阶级是政治稳定的说法，认为改革只会增强这个阶级的激进思潮，迎合城市中产阶级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对于农民阶级而言，由于农民不满情绪都是建立在物质性基础上，那么通过土地改革，满足农民的物质性需求，就可以使农民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因此，迎合农民的改革则是改革的替代物，“从政治稳定的角度考虑，土地改革的代价是轻微的和短暂的，而收获却是根本和持久的。”通过渐进的政治改革能够为顺利实现政治稳定创造良好的条件。
最后，具备吸纳能力的政治体系是实现政治稳定的重要手段。只有具备开放的吸纳能力，政治体系才能够动员和吸收新的社会势力和参政集团。“因此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很多新兴的社会集团会出现并产生新的社会意识。在大多数情况下，接触到现代事物的是知识分子、商人、医生、银行家、手工业工人、企业家、教师、律师和工程师。这些集团逐渐感到他们在政治上有能耐并要求以某种形式参与政治体系。当这些新生的社会集团要求参与政治体制之时，如果政治体制能够以各种与现存制度和谐相处的方式提供参与手段，那么，它就能够保持政治体系的稳定;反之，如果是将这些集团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从而导致公开的或隐蔽的内乱和叛离。
此外，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同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着曲线的关系。高速度的经济发展有助于政治稳定。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创造社会财富上，而社会财富的增加也会拓宽公民利益表达的途径。公民利益表达的途径也往往转向民主和法治的手段，而不是诉诸暴力。这样，民主的概率增加了，政治稳定性也就大大增强。
要言之，亨廷顿所提供的解决政治稳定的方案是以政治制度化为核心的。政府权威、政党制度、政治改革以及政治体系的吸纳能力都是以政治制度化为前提和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