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模式是寻找优秀创业者的根本。———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董事周逵
“ 温州模式”就是没有模式，因为模式意味着条条框框，温州人其实是在不断打破过去的条条框框下发展起来的。温州模式创造了温州速度，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没有一劳永逸的模式，温州模式只有与时俱进才能生存。所谓新温州模式就是温州企业通过二次创业打出温州制造的大旗，以品质为先、名牌敬业、科技为先打响温州品牌。
可以这样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是温州模式的代言人。从1986年开始，费孝通三次前往温州调查，并三次撰文解读温州经济发展情况，这也是学术界和经济界广为探讨的“温州模式”的由来。
温州模式
20 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是温州“最困难的时期”。这一阶段是“温州模式”究竟姓“社”还是姓“资”争论最多，也是温州压力最大的时期。“就在这一阶段，费老给了温州支持。”温州大学教授马津龙说。1986年初春，费孝通走访了温州四县五镇，并参观了市区的两个街办厂。根据那次调查，费老在《瞭望》杂志上发表了《小商品，大市场》一文：“我觉得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从这一特点看去，‘温州模式’就超出了区域范围，而在全国范围内带有普遍意义。”费孝通的这一论断，使温州及温州人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关注。“小商品，大市场”从此成为“温州模式”的一种颇具影响的经典性表述。
1994年11月末，84岁的费孝通第二次来到温州。而此时，温州模式在遭遇各地复制之后，正面临着“二次创业”的探索。在经过实地调查后，费孝通又以《家底实、创新业》为题写了再访温州的调查文章，连续发表于《瞭望》周刊。费孝通在文章中说：“温州实践再次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并不都是舶来的、搬来的，也有中国土生土长的。它开始时可能有点四不象，但毕竟是草根经济，有很强的生命力。它既吸取传统的营养，又逢社会变革为它提供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一旦生长起来，就会有芳草遍天涯的情景。”此后，温州市场开始转型，向加大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化迈进。
1998年 10月中旬，费孝通第三次来到温州。之后，他又在《瞭望》周刊上发表了《筑码头，闯天下》一文：“温州人从家庭作坊、摆摊叫卖、沿街推销、设店开厂到股份合作、企业集团、资产经营、网络贸易，我也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从初期的萌芽到和国际经济接轨全过程的演示，并且觉得可以从中捉摸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内在逻辑和规律。”
费孝通的言论对“温州模式”做了全面的、深度的总结和指导，正如温州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所说：“在温州经济发展的三个关键历史阶段，费老三顾温州，给予了温州及时的支持。”在温州模式的光环下，温州成为了一个培养优秀民营企业的“黄埔军校”，奥康、红蜻蜓、报喜鸟、庄吉、德力西等等都在温州成长壮大，这所“黄埔军校”培养了众多的优秀民营企业。
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温州模式下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五个结合”的鲜明特点：
一是与市场的培育和建设结合在一起。在改革开放初的家庭工业发展时期，温州为家庭企业采购原料和推销产品的农民购销员有10多万人，把温州的商品推向了全国各地。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已形成了专业市场与市场网络并举、本地市场与在外市场并存、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并重的完整的市场营销体系。
二是与劳动力的大进大出结合在一起。温州经济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区域经济。一方面，全国县以上的地方几乎都有温州人在做生意，温州市场网络的“节点”多，覆盖面广、运作迅速、触角敏锐、成本低廉，竞争力非常强。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使温州较好地解决了劳动就业和下岗再就业问题。
三是与“ 块状经济”的发展结合在一起。温州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区域性规模经济，以市场为导向，通过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合作，把分散的小企业连接起来，形成了块状经济。这种区域性规模经济，使温州民营企业不仅具有“小”的活力，同时形成“大”的实力，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性。
四是与温州小城镇发展结合在一起。温州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的发展，促进了温州农村小城镇的崛起。1978年温州只有18个建制镇，目前已发展到140多个，建制镇的人口已占全市的60%以上，工业总产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占全市的80%以上，财政收入占全市的50%以上。
五是与温州独有的历史文化背景结合在一起。温州文化是一种有别于儒家传统文化的独特区域商业文化。温州人具有的“自主意识、创业精神、创新思维、负重品格、风险观念、经商能力”特别适应市场经济。
“ 四千”与“四自”，是温州模式的精髓所在。在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整理的资料《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中，他们将温州人的精神作了总结：改革开放初期叫做“四千”精神，就是“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出千方百计”来发展商品经济；后来的叫做“四自”精神，就是“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我发展”搞市场经济。
三个“M”+一个“I”+一个“S”
有美国学者，用三个“M”和一个“I”来总结温州人成功的原因。所谓的三个“M”指的是大众模仿和创造性(Mass initiatives)、流动性（Mobility）和市场（Markets），而“I”是指空隙（Interstices）。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春光研究员看来，美国学者的3个“M”和1个“I”并不能囊括温州人成功的所有原因。“他漏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温州人的成功，还有一个‘S’。 ”王春光如是说，他提出的这个“S”就是“Social network”，即社会网络。王春光认为：“温州模式说明了一个道理：只要把民间力量发掘出来，整个地方就能够发展起来。中国每个地方的社会关系都存在，这需要挖掘。”
发展以生存
“温州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温州市前副市长吴敏一曾经表示，温州模式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正面临着全面的变革。“新温州模式就是温州企业通过二次创业打出温州制造的大旗，以品质为先、名牌敬业、科技为先打响温州品牌，突破家族制传统的制约，走向企业，兼并重组，走向品牌经营与资本经营组合发展道路，走向网络营销的道路，造就一批具有现代智慧和理性思维的企业家，这称之为新温州模式。”著名策划家黄法康强调，新温州模式也是后面几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典范。比较典型的是：8家制锁龙头企业共同组建“强强集团”，成为国内最大的制锁企业；65个家具企业以协议形式成立经济联合体，成为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十多家不同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出资，分别组建“中瑞”、“中驰”财团控股公司，这是民营企业整合资源的一个积极举动。专家认为，“新温州模式”的本质特征就是企业集团化、营销网络化、管理科学化、发展创新化。
现在，温州已经成为很多企业的朝圣地，但是，温州模式只能学习，不能完全模仿。王春光表示：“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温州走这条路，有很多机遇。这些机遇并不是会重复出现的。”“路漫漫，其修远兮”，温州模式的未来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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