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当会长，除了种种公众和企业利益外，我个人也在追求一种成就感。我总觉得我不光能带动一个企业，还能带动一个行业。 ———温州商人陈敏
在温州，商会、行业协会是知名度最高、最有面子的经济中介组织。很多人印名片都把董事长、总经理的头衔摆在最上方，而温州企业老板都愿意把所在商会的职务放在最显著的位置上。温州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副处长王廷说：“750万温州人口中，175万在外创业，还有50万走出国门，每年能赚数以千亿的财富，商会功不可没。商会是温州人在各地征战商场的利器，背靠这棵‘大树’，能够实现资源共享、互利互助，降低成本和风险。”
商帮是各种商性的集中表现。随着电视剧《红顶商人胡雪岩》、《乔家大院》的热播，国内掀起了“商帮文化热”。2006年5月20日，首届中国商帮峰会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第一次高擎起中国商帮文化的旗帜。商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图腾：山西商帮，义中取利，信誉第一；徽州商帮，贾而好儒，财自道生；广东商帮，海纳百川，勤劳节俭；浙江商帮，审时度势，稳中求胜。古有晋商、徽商的500年辉煌，今有浙商、苏商、粤商、闽商的风云叱咤，更有京商、鲁商、豫商、冀商等的称雄崛起，中国商帮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生机勃发，其中，温州商会是最为绚烂的亮点。
商会网络
在温州，当被问及温州最大的领导是谁呢？答案绝对不是温州市市长，而是温州商会的总会长。温州很多的企业家是政协代表和人大代表，而这些代表的代表是温州商会会长，由此可见温州商会的总会长在温州地区的威信。另外，在异地成立的温州商会共有129个，几乎遍布全国各地，甚至国外也有商会的踪迹，由此可见温州商会的影响之广。
温州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副处长王廷说：“750万温州人口中，175万在外创业，还有50万走出国门，每年能赚数以千亿的财富，商会功不可没。商会是温州人在各地征战商场的利器，背靠这颗‘大树’，能够实现资源共享、互利互助，降低成本和风险。”
最近几年来，在温州市眼镜商会的组织下，温州眼镜出口量每年都在大幅度上升，1995年眼镜出口额为3亿元人民币，2001年已达40多亿元，在2006年的为期四天的米兰展会上，80多个温州展位被安排在靠近门口的过道，一举拿到了4000万美元的订单。温州眼镜商会副秘书长杨须迈介绍：“商会组团参展，不仅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展位，还能占据有利位置。这次，同去参展的江苏眼镜企业很羡慕，希望下次参展能够编入温州展团。”
商会有什么特征？从表面看，温州商会与明清商帮“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特点极其相似。共同的商业气质和文化脉络把商会成员结合在一起，并且他们有共同的时代、环境、地域特征。浙江总商会会长徐冠巨认为，当代温商给人的形象：是敢于吃苦、善于吃苦的群体，是敢于实践、善于实践的群体，是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群体，是敢于创造、善于创造的群体，是勇于承担责任、乐于承担责任的群体。
不同的商会有着不同的商性。所谓“商性”，是指商业的个性，商人的个性。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商性是在各种不同的生存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不同的地域自然产生不同的“商性”，“商性”无不事出有因。譬如，北京人挟政治而自重，上海人是中国人胸中最早鼓荡着海风的人，广东近代开一代风气之先，武汉素有 “九省通衢”之称，西安历史最为悠久，杭州向为人间天堂，宁波是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闽南多山而崎岖，石狮的华侨遍天下，东北多“响马”和“胡子”，正是这些地理、自然、历史与政治的不同因素造就了中国各地的商人们多姿多彩的“商性”。对“商性”的研究，有利于洞察人性，从而更好地铺陈商业。
温州商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形成了强大的人际网络和销售网络，这种网络就像人体的细胞或毛细血管，遍布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在中国，甚至在海外，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温州人，而只要有温州人的地方就会形成类似军队“班排连营团师军”的完整建制。温商在流向全中国的时候，与其总部的联系就像心脏和毛细血管的微循环系统一样，来自市场末梢神经的大量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到总部，总部经过分析、处理，又迅速地反馈回来，从而形成一种遥相呼应之势。这种系统使温商成为自我更新、自我进化的生命机体。
专职“娘舅”
现在社会需要法制商帮，温州商会就是应社会需求而生的产物，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第三方组织，它能够完成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温州私企协会副秘书长尤江这样概括：2005年全世界每30件衣服就有一件是温州的产品，制鞋业的营业额甚至超过250亿元人民币，民营经济的比重已占温州总产值的95%左右，假如没一个强大的商会组织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展开协调，配合政府进行行业管理，显然会让行政方面成为一只“跛脚鸭”。
温州商会甚至客串了“外交部长”。2001年10月，温州打火机商会在意大利的“眼线”得知欧盟标准化委员会正在拟定一个技术壁垒文件，即规定出厂价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进入欧盟市场必须设计有防儿童开启的装置，这就是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CR法案，一旦这个法案通过，占欧盟市场70%的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将失去市场和价格优势。
商会在紧急召开会长会议后，当天就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部门反映。随后，外经贸部和温州商会方面组成7人的交涉游说团出访欧盟。2002年6月，为了配合CR法规的顺利进行，欧盟有关方面对温州打火机进行了反倾销起诉，引起了温州打火机行业的强烈反响，此时的商会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2003年7月，欧盟撤销对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的“反倾销”诉讼。这场官司大约花费200 元人民币，全部由温州商会筹集，周大虎说：“我们能赢，与商会牵头有直接关系。因为关系到全行业的事情，企业单打独斗的积极性不高，但商会把我们这些小企业拧成一股绳，给国内的中小民营企业做了一个示范。”
“最终我不是一个企业家，而是一个慈善家！”温州商会会长陈敏说，他现在自命为温州企业专职的“娘舅”。陈敏当会长的商会以服务会员企业为己任。“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很多事情就不能包办了，这些政府管不了的，企业自己办不了的，就交给商会做了。”陈敏这样说明了商会的定位。诸如行业交流、行业规划、行业展会、行业人才的培训。陈敏甚至考虑到了中小服装企业：“他们没有研发能力或市场销售能力，那么我们建立一个有偿的公共服务体系，这对行业的发展都有很大的促进。”
“娘舅”的另外一项工作就是带领企业和政府协调。让陈敏津津乐道的是，有一次，温州的外贸服装企业被有关税务部门查了账，由于销售发票方面不规范。本来定性为偷税漏税，要立案检查。但是这些企业认为并不是故意偷税，而是由于国外配额和退税问题造成的。“我们给相关部门打了报告。”陈敏说，经过相关部门多次研究，最后决定这些企业只需在如实申报的条件下，可以在开具发票的时候给予三个月的期限。
温州经济对商会的需求是内在的、本能的、自发的，其本质是需要形成一个“行业代言人”，以代表行业的整体利益，协调行业内外的各种经济社会关系。这种内在需要首先表现为行业自律的需要。其次是合作的需要。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势单力薄，又没有“娘家”的民营企业逐渐意识到，同行之间不仅要竞争，而且要合作，要形成团体并以团体的名义去保护同行业的利益、促进行业的发展。其三是沟通的需要。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民营企业家这样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它必然有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诉求。这种诉求就需要沟通，以商会为中介，能使这种沟通趋于和谐、有序。
金名片
南昌温州商会会长吴振汉的名片很有意思，正面印着一个头衔：南昌温州商会会长，背后才是他的企业职务，南昌某企业董事长。在温商心目中，会长比董事长要值钱，“在温州，商会、行业协会是知名度最高、最有面子的经济中介组织。”温州鞋革协会的纪权云自豪地说：“过去我们印名片都把董事长、总经理的头衔摆在最上方，而现在变了，企业老板都愿意把所在商会的职务放在最显著的位置上。”
会长名衔的得来，比董事长还要难。首先，做董事长可以赚钱，做会长还得花钱，温州商会由普通会员、理事会员和副会长、会长组成。会费按照不同级别，多寡不同，如新疆温州商会，普通会员年费100元，副会长5000元，常务副会长1万元，会长则达5万元。沈阳温州商会会长胡定海每年为商会自掏腰包几十万元，“做会长，这些钱应该掏得起，而且必须要掏，否则没有人看重你。”另外，商会会长的职责范围大到商业纠纷，小到夫妻吵架。昆明温州总商会会长张国光每年1/3的时间用于参加各种会议；接待、陪同政府官员；出席大大小小的温州企业的剪彩仪式；处理各种纠纷。四川温州商会会长何必奖说：“一个好的会长是把所有会员的无形资产聚集在一起，使之增值，然后由大家共享。”会长职位看似吃力不讨好，实则不然。
精明的温商对会长的选举表现出十二分的“趋之若鹜”，因为会长职位有足够的诱惑力，会长除了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外，还可以方便的联络当地政府官员，建立私人关系，会长本人的企业在交易过程中可以轻松得到银行贷款，得到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持。商会会长已经成为公认的“金名片”。2005年四川各地温州商会在成都召开年会，需要上百万的会议经费，何必奖在办公室用了20分钟，打了6个电话，轻松地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在由1万多名成功企业家组成的商会里，他的发言是无人置疑的。
温州商会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有着丰富的内涵：政府的影子内阁、民企的聚合效应、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种力量等等。温州商会也成了一个经济现象，商会和市场结合下的温州模式，即今天的“后温州模式”。温州模式中“温州家庭手工+工业”的模式、“工厂＋专业市场”的模式都在一一被克隆，惟独“温州商会”现象难以模仿。
背靠大树好乘凉，温州商会头顶着一片天、脚踏着一方土、风雨中仍高昂着头、冰雪也压不服，并且以枝繁叶茂、蓬勃生长之势，荫蔽着温州军团，书写着温州人的创富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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