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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洞见
人间有味是清欢。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说，苏东坡的人生，是从四十岁之后开始的。
四十岁之后，在不如愿的命运里，苏轼所行是崎岖的道路，所见是辽阔的风物。
“一蓑烟雨任平生。”
他后半生活出来的滋味，比前四十年更韵味深长。
01
四十岁以后，更清醒。
熙宁九年的中秋节，41岁的苏轼和同僚畅饮于超然台上。
每逢佳节倍思亲。
推杯换盏间，苏轼已是醉眼朦胧，他见九天银光乍泄，不由思念起弟弟苏辙。
当初，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苏轼自求外放，希望调任到离苏辙较近的地方，以期多相聚。
可事与愿违，因公务缠身，兄弟俩七年未曾团聚。
亲人隔山河，皓月当空洒，苏轼借酒意，挥墨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人生的悲欢离合难有定数，惟愿他们多喜乐，长安宁。
少年莽撞，总想离家执剑走天涯，可是等到一定年纪，愈发觉得家是颠沛生活最好的归宿。
元丰1080年，45岁的苏轼被贬黄州，一家人随迁。
世间没有绝对的得失，失之东隅者，往往能收之桑榆。
之前，官务的繁忙，吏事的挤压，让苏轼疏于陪伴家人。
当远离于权力斗争的漩涡，苏轼感受到了久违的天伦之乐。
他领到一块废弃的荒地，命名为东坡。
苏轼夫妇都是农家出身，可识百谷、可辨草木，他们日出而作，一起去田地里锄禾浇水；日落而息，在屋内升起炊烟。
苏轼有大把的时间陪伴孩子，白天他携孩子漫游江岸，夜坐无事，与长子苏迈联句为乐。
人间有味是清欢。
芸芸众生的我们，为名为利疲于奔命，却忘了宜室宜家，便是人间难得的欢愉。
走过半生的苏轼，终于悟透了这一点。
人生际遇本就起起落落，真正归一个人所有的，是灯火摇曳的温暖，是柴米油盐的充实。
02
四十岁以后，更淡然。
贬谪，是一场没有期限的惩罚。
千年的贬黜史里，有人因苦旅颠簸，形容枯槁，有人因仕途不得志，心似灯灭。
苏轼却不然。
朝堂之上既然留不住，那便去看山看海。
他在临皋亭外，听呼啸不停的涛声；在赤鼻矶畔，看郁郁苍苍的山容林相。
山水间，木石中，苏轼不言苦难，把难捱的日子过出了另一番风情。
有一次，他和好友三人从东坡学堂回临皋亭。
仰见明月朗朗，俯视人影绰约，景致清逸。
他们一边悠然散步，一边行歌互答，好不快活。
一位友人突然说道，今天傍晚，打捞到一条状似松江之鲈的鲜鱼，可惜没有酒。
一句话便把大家的酒兴提了起来。
苏轼兴冲冲回家，跟夫人打了声招呼，带了酒过来。
既已有酒有肴，于是一伙三人趁兴，泛舟于江上。
这只是苏轼生活的一个缩影。
独自一人时，苏轼会摄衣登上崖顶，仰天长啸，或游于赤壁，唱一曲归来未晚。
若有朋友拜访，便一起聚在东坡雪堂，在灯下清歌唱和，在花前沉醉忘世。
四十多岁的苏轼，活成了许多中年人理想中的样子。
许多中年人，因工作皱了眉，因生活折了腰，日子过得沉甸甸的。
可无论如何，一个人再忙再苦，都不应失去对生活的热爱。
若汲汲于痛苦，痛苦便无处不在。
去捕捉无处不在的美好，去拥抱伸手可及的风景，我们的生活自会变得精彩而辽阔。
03
四十岁以后，更包容。
苏轼曾说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人情反复，世路崎岖。
苏轼这一生交人无数，有人谤他，有人帮他，但无论何种人，相逢一笑泯恩仇。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掀起变法运动。
苏轼与他政见不合，认为改革太过激进，多次上书抨击。
由此，权倾朝野的王安石，百般打压苏轼。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乌台诗案发生时，许多同僚噤若寒蝉。
王安石却为苏轼仗义执言，力谏道：“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最终，苏轼活下来了。
被无情打压过，又被予以援手过，种种是非恩怨，谁能道得清，说得尽。
苏轼作出了选择：只记人恩、不记人过。
被征召回京师时，他途径金陵，特地去看望王安石。
一杯浊酒下肚，前尘往事烟消云散。
那段时间，他们一起天天出游，或观赏山川美景，或谈论古今，惺惺相惜。
人来人往，皆是缘分使然。
遇到对的人，志同为朋，道合为友。
遇到错的人，那就懂得放下，解脱自己的心。
昔年好友章惇屡次陷害苏轼，最后把他流放到海南，可后来遇赦北归时，苏轼没有报复，反叮嘱他好好养病。
昔日同事沈括曲解附会他的诗词，上告朝廷，为乌台诗案埋下伏笔。可时隔多年相见后，苏轼还礼貌地写了一篇《书沈存中石墨》，夸赞沈括的功绩。
飞鸟与鱼不同路，从此山水不相逢。
人生这一场盛宴，人聚人散，无须怨恨，无须耿耿于怀。
因为路过生命的每一个人，都参与了我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
04
四十岁以后，更坚定。
苏轼从小就跟着母亲程夫人读书。
读到《范滂传》时，程夫人讲述范滂气节清高，为民谋福的故事。
苏轼便立志以范滂为榜样，做一个为生民立命的好官。
自从走上仕途之路，无论得意时，还是落魄时，他都未忘记这个初衷。
1077年，40岁的苏轼担任徐州知州。
走马上任三个月，黄河决口，洪水呼啸而来，徐州有被吞没之危。
苏轼就站在城墙上，手拿工具、脚穿草履，与军民筑起一道千丈长堤。
徐州保住了，百姓将这道“救命堤”称作苏堤，感念苏轼的善举。
后半生，苏轼漂泊不定，即使在最黯淡的低谷期，他仍胸怀天下事。
在黄州时，他听闻岳鄂民间流行“溺婴”的恶俗，便成立“育儿会”，捐钱捐粮，救活无数弃婴。
惠州生产力落后，他改良农具，教授先进的插秧技术，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儋州文化凋敝，他办学堂，兴儒学，培养出岛上第一位举人和进士。
居朝堂之上，就献安邦定国之策；处江湖之远，便躬身为民。
苏轼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光辉，直至暮年都从不曾熄灭。
他经历世态炎凉后，仍锐气不减，遭受挫折后，仍不向平庸低头。
这大抵就是人到中年的最好状态：
命运重锤一次次把我们击倒，可我们会再站起来，再出发，矢志不移地去成为想要成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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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林语堂的评价：“苏轼最大的魅力，不是让内心被环境吞噬，而是超出环境，以内心的光亮去照亮生活的路。”
苏轼用后半生教会我们： 日子的好坏不在于生活的环境，而在于你对生活的感受。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